云中独白 | 棉棉：消失以后归来

棉棉说：“在虚拟世界，我的货币叫Super Candy，它的价值是一个苹果。”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虚拟世界，我脑海里蹦出来的是“Plastic Fantastic”。它是20世纪头十年，上海电子音乐人B6《Fiction City》里的念白。“Shanghai is a fiction, Shanghai is plastic fantastic”，女人的声音恰是棉棉。

从棉棉开始的上海故事更早，早始于1990年代，混合了acid jazz，lounge music，new romantic，tech house。一座城市，像一个概念音乐组合fantastic plastic machine，梦幻塑料机器。

故事里的人无一不爱音乐，而且擅长巧手调制。譬如棉棉自己很早就在棉花俱乐部做过唱片骑士。后来，她参与一个关于电子音乐的电台，叫做udancecn.com，一个了不起的24小时跳舞电台。在很多年前，我们开始校准自己的生活，鼓励自己在家中跳舞。如今这个网址无从找寻。

而百度百科上，时间流水一样过去，属于棉棉的词条没有变化。她依然是“新生代作家”。不过她本人说，那个页面上大部分不是她的故事。

前面这些零碎描述，当作一个track。写棉棉无疑为一次拼贴，不同track的叠加。

棉棉的成名作品《糖》1999年完成，21世纪的开头（2000年1月）在《收获》杂志全文刊发。我们自然把它当成一部虚构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上海问题女孩和她的吉他手爱人的故事。身体和欲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融化成带毒的绵糖。

她被介绍为一个拥有天才的写作者，纯粹彻底黑暗的女版JD·塞林格和杰克·凯鲁亚克，东方版杜拉斯和萨冈，她和她的上海在世纪之交在全世界成名——同时因为争论，她主动又被动地从媒体上消失。当然她只是那样“消失”而已，有一代人，像我，2000年时我进入中学二年级，正被她和她带着的那些迷人标签影响。此时，流行文学、畅销小说达到了繁荣，随即将逐渐后撤与让位。

1990年代末，万圣节的棉棉，摄影：许海峰

十一年之后我曾小心翼翼地进入这个女人的房子。襄阳南路吗？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但我记得有个代表方位的“南”字。我们用短信联系。棉棉给我发了地址。上海初夏的晚上，日落在七点左右。我到达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需要反复确认到底是哪个门洞——棉棉说有个金属栅栏。按下门铃之后，阿姨给我开门。

那天可能和采访有关。她的新书《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刚刚出版。与此同时，我面前的棉棉，《糖》时代的痕迹几乎消散。那段时间她讲的最多的是赵可、兔比、果酱。这些也是棉棉作品里比较后期出现的名字，在《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稍晚一点点出版的《誓言》和《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里。因为一些原因，后面两本并没有在市场上大规模发行：已经进入2010年代了，离几乎最灿烂的时间过去了十年，离糟糕的时间来到还有十年。那个年份像一块在空气里逐渐软掉的又甜又咸的万年青饼干。

前面我也提到，棉棉《糖》写得像自传一样，作为写作者我能充分理解，“它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策略地想让自己一鸣惊人的行动”（棉棉原话）。《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不是自传，但又的确在写作者自己的故事，更少虚构的成分。那才是第一本让我翻阅了无数遍的棉棉作品。这是开始，我意识到我爱她这个人远超过文字本身。我主观留恋那代人的上世纪末，一种世纪末才有的氛围：每个人都尽量与别人展开智性和感性谈话的这种无法复刻。

过气的、老去的人，现在和互联网彼此嘲弄。其实很多人可以轻易在里面将自己按照“标准”摆正，获得流量的密码。只要他们想，毕竟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但很多人宁愿在城市里隐身，变成一部分人会偶尔突然记起的名字，“那个XXX，ta在哪儿呢，ta在做什么！”

我们还能回到上海凌晨的街头。空旷的十字路口，夜晚的颜色，地面的反光，好像电影《银翼杀手》的画面。你可以想象吗？我们还能回到1996年在南昌路开业的阴阳俱乐部。有些年棉棉常在那里喝酒吃馄饨，有时会在餐巾纸上记录些什么。后来她吃素，馄饨吃不了了。“那馄饨皮很厚实，馅很饱满，干干的，配一点酱油和湖南辣椒。”我们喜欢的上海馄饨。

本世纪初的棉棉，拍摄于茂名南路一间老公寓

摄影：Daniele Mattioli

“阴阳的老板Kenny经常拿起他的8MM摄像机给每张桌子的人拍摄，机器发出滋滋的声音。记得当时Kenny经常说这种特殊胶片只有俄罗斯才有订，所以其实他永远只是拿着空机器给人拍。”

2017年，棉棉决定去欧洲住下来。一个大决定。她去了柏林、罗马，现在尼泊尔，她住在加德满都博大大塔（Boudhanath stupa）附近，公寓阳台正对着雪谦寺。

棉棉在博大哈塔边上已经住了两年多了，摄影：程晨

她是2022年8月从罗马附近的Castel di Tora搬来这儿。这个房子她租了五年。来加德满都的原因有好几个方面，直接原因是来听宗萨仁波切那年夏天的讲座《尼泊尔与佛法》，来之前，她跟上海音乐家Tadi Yan通电话讨论，“到底我们只是去听课，然后再返回欧洲，还是就此搬回亚洲”。当时Tadi在苏黎世，他用上海话说：“搬走吧，欧洲已经没有inspiration了。”

“你觉得呢，欧洲已经没有inspiration了？”我问棉棉，“现阶段的上海、欧洲……全世界，在等待一个磁场的变化和转移？”

“我是在大流行前两年往欧洲迁移的，当时的直接原因是我一直住的东大名路888号北外滩的公寓不能住了。我经历了个人的崩溃，现在想起来，可能跟我不好好吃饭以及喝酒等等都有关系。那是奇怪和好玩的时间，我们去各种各样的晚宴，谈各种各样的‘project’，每个人都那么想成为自己，但是其实根本不能。这些感觉有一部分我写在了上一本书《失踪表演》里……说回欧洲，我觉得欧洲的电影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那些看中盛牌盗版DVD的年代，我们爱上了那些感觉和细节，那些永无止境的对内在现实的追问，我们虽然每天也很忧愁，但是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可以参与各种‘角色扮演’，是的，我们电影看多了，混淆了现实与电影。然而真正搬到欧洲住下以后，哪怕足不出户，我也能体会到跟电影很不一样的欧洲。西方的生活分类过于细化，一切都显得很僵硬。当然住在离大自然很近的欧洲真的很舒服，空气很好，水很好，邻居们让我感觉安全，但是我更喜欢加德满都的那种混沌和非线形叙事……这些有关‘香海’的回忆和反思，我都写在了我的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里。”

《来自香海的女人》封面

“有关现在的上海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首先，我们是否还能找到被我称之为‘香海’的那个时空？那是一个没有日常生活的时空，在那里大家都对‘直觉’保持着一种‘虔诚’。”她继续。

“最近我开始重新看那些年看过的电影，很感慨，很理解为什么我喜欢在小说里拼贴对话，因为那些来自过去生活的对话是那么的鲜活和充满情感，因为我们当时的生活弥漫着很多很多电影，我们就生活在那样的氛围里……说回此时的上海，当我看到二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们时，我依然能感觉到二十年前的那种真诚和才华。只是如今住在上海需要很多很多能量。其实无论住在哪里，我们都需要看到各种文化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虚构的，所以到处走动非常有必要。面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找到意义，我们需要吃好睡好，并且研究死亡，这些是基础，还有就是那句重复了无数遍的话，我们要活着，这很重要。”

尼泊尔，摄影:乔美

想象一天晚上，在收拾行李的中途，棉棉突然想到加德满都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然后她躺在床上呼吸，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了。”

“它有着正午广场的辉煌，也有着小巷的幽暗。”棉棉住的博大区就像是一个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飞机场，“在白天和夜晚都洋溢着庆祝的气氛，飞机、乌鸦、麻雀、鸽子、蝙蝠、狗、猴子的声音，各种音调各种风格的诵经声，这是一个完美的让我思考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方，同时也许我也可以为这座城市做一些贡献，它还未被资本消费完全占领。”

“再说回欧洲。2017年搬去，当时落脚哪个地方？当时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有点抽象，我们也可以试试另一个问法，如果让你联想一幅当时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搬去距离罗马机场一个半小时的小村庄Castel di Tora之前，我住过柏林、普罗旺斯、荷兰和比利时接壤的边境地区……最后我在湖边的小山顶上租了套复式小公寓。Castel di Tora建于1100年，如今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样子，古老的城堡、砖瓦屋顶的石屋、特色小巷拱门、岩石洞穴、中世纪城墙，周围群山环绕，走几步就能到达瀑布，我的窗口对着巨大的Turano人工湖……刚搬到那里时我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帮我找到这套公寓的好朋友Andy Volpini是人工智能专家，他跟我说：湖将是你的美剧。搬过去的那天，他朋友的儿子跟我们在一起，他对我唱着一首儿歌：‘You are mess You are mess……’Castel di Tora太像一个中世纪电影场景，它有着我见过的最小的广场，广场上有喷泉、教堂和小卖部。这里给了我一种完美的反思的生活。由于我不想跟人过多接触，自己又不会开车，每年我只下山去大超市一次或者两次……这样住久了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在躲着什么，有一次去瀑布散步的小路上遇到了警车，我显然受到了惊吓。还有一次我听见有人在我房子楼下说中国话，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不会有中国人的，于是我就像美剧里那样对自己开玩笑：哦，他们来杀我了！”

棉棉在法国南部，摄影：Simon Schwyzer

“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好地方的。上海，一个问题是它现在的滤镜化。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过分社交网络的城市，小红书时常粉饰一切。”我说。

“当时从非常热闹的上海搬到欧洲确实非常治愈，能够安静下来很重要，安静下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生活的问题其实就是创作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搬去了这些地方而被解决，反而因为安静下来我看到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必须经历的，最后我离开了是因为我更愿意像一名‘特殊的游客’那样生活。我知道你说的上海的‘网化’，前一阵子我回上海时，好像总是看到马路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很瘦很瘦的女孩，我感觉自己就像走在虚拟世界里。而这部分正是我一直在小说里‘研究’的内容，我的香海是没有日常生活的，我是一个从不在小说里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我其实应该重新回到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去发现或者制造另一种现实，就像我们以前那样做的。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其实本来大家也没那么团结。一切都不仅仅是像一个梦，一切其实就是一个梦。”

“特殊的游客，我喜欢这个形容。有一定距离很好，以一个自己的个体状态存在。”我说。“其实上海还是有那些亚文化的东西，亚文化是一直最有力量的东西。每个阶段，总是需要一群人出现，一个群体的力量，铸造和改变一个城市的样貌……上海是依然有着这部分东西的，只不过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更被商业化，有一个商业的框架和想象。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放到那个框架之下，他们知道怎么最快地找到流量的入口，知道怎么赚钱。年轻人越来越聪明。商业无孔不入，但又是以一种廉价的状态——以前可能那些钱，给到的是更少数人，做更精致的东西，现在是那些钱，给很多人，做很多东西，于是亚文化也可以很快复制。这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呼吸困难。”

全球化繁荣时期的棉棉，摄影：Simon Schwyzer

“可是这一切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大家都太喜欢钱了。大家花很多钱在文化shopping上，其实也都是为了寻找内在的那个wild heart。不仅仅是现在更年轻的人，他们又能怎么办呢？这是为什么当时我离开了上海，那个时候我感觉活得太累了，我们被各种彼此忽悠，总是想两全其美，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有时也会问自己，花了那么多精力搬去了欧洲值得吗？答案是值得的。我需要在那样一个角度去看我在上海的生活，那种混合了各种状况的生活，融合了我们想象中的‘西方’的非常当代的香海生活，它确实存在过，它在一九三零年代也存在过，它将来还会存在，我们确实很幸运，但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直都是孤独的。”

“哈哈，与此同时，已经过了那么久，有一个状况似乎并没有好转：写作的人依然难靠文字生活。”我说。

“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应该是更难的，因为我一直有出版的困难，同时我自己写得也很少，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弥漫在我所有的时间里……我觉得每个作者首先得有一笔fuck you money, 这笔钱可以让你不去做你不想做的工作，对吧？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不会想这些。我觉得大家应该团结，互相帮助太重要了。其实说到底了，人还是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钱是福报决定的，人们应该善良和诚实。

“说到那些在上海‘隐身’起来的名字和那些过去，你会想到谁？”我问。

“在我的新书里，有关于那段‘最好的时光’，它跨越了三十年，有各种版本的描绘，它们平行向前，最后到达一个类似南亚卡萨布兰卡的地方，也就是我此时待的地方。”

“我搬来加德满都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这是一个我可以期待奇迹的地方。此时耳机里的音乐是柯林（Colyn）的《The concept of Love》。我现在很少听音乐，但我依然爱音乐，也爱我的朋友们……人们早就习惯自己熟悉的人的‘隐身’了，并且不会再谈论它。人们在微信里随意消失或者不回答问题，并且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很多年前我出书的时候就被宣传成‘消失以后的归来’，我觉得可以出版作品或者成名，都是一种福报，我们不应该随意使用这些福报而去写一个很多人写过的故事，而且，人们总是没有新的故事、新的写法，我常常会问那些写书评的你真的看了这些书吗？我的书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来看，我希望读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的故事，我希望他们相信自己。同时，作为我，棉棉，我确实不希望人们了解我的私人生活的细节和信息，就连我女儿的照片我都很少发，因为那会让我很不安。我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除了我的作品，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出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采访这些‘隐身的’名字，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他们喜欢的音乐、电影，我相信他们还在听音乐和看电影，他们从未消失过。果酱在北京住过一些年，最近他在上海，他早就不看文艺片了，这是我知道的信息，其他我觉得他没有改变，还是非常纯洁，非常真诚，也依然很帅。兔比这几年搬回了湖南，住在装修得不像他的风格的一套大房子里，和我的猫咪咪在一起，其他没有太大的变化。刘一青很多年前就开始静心生活，我也在想她是否还在拍照，我很喜欢她的照片……在这些名字里，我推荐给你一位没有消失的消失的名字，马大湾，他是我非常看好的作家和导演，我非常期待这种在西方生活过很多年，对‘当代生活’有更全面的、更新的、更错综复杂的体会的作家和导演……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一系列微小的、史诗般的个人的崩溃和奇迹。”

“我们最后聊一聊，搬到尼泊尔之前，你做了什么有趣的事？”

“我做了太多有趣的事，其实可能都是为了逃避写作。有一些尝试是在为各种项目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有一些尝试是我总是想着既能有些钱生活又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我曾经把朋友在北外滩的一套公寓用锡箔纸包起来，放上艺术家赵要的灯箱、胡子的画、汤艺的照片作品。这套公寓对着黄浦江，江面在晚上熄灯以后是漆黑的，那里常常有一些黑色的静静移动着的船……倒是一些完全不考虑钱的尝试比较纯粹。”

总是出现在棉棉小说里的东大名路888号公寓

摄影：Daniele Mattioli

有很多年她一直住在客厅被锡纸包裹着的北外滩的公寓里，这套公寓的主人叫庄隽，弟弟庄杰是棉棉的邻居。庄杰收藏了很多镜头，他拍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照片，这些都将是有关香海的独特的历史。“我还想起来我曾在外滩18号做过一个艺术游击店，虽然好像只开了一个晚上，但是我们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照片，也是由庄杰拍的。”

棉棉在外滩18号的艺术游机店，摄影：庄杰

“我想起你的微信注册名其实是MianMianCandyClub，如果我们让这个Club现实存在，它是什么样的？”

“我有一位年轻读者，他的大学专业是文学，然后他现在在一家国企工作，节假日他会把头发染成银色甚至粉色，他坐各种交通工具去各个城市和国外的电子俱乐部参加party，然后上班前再把头发染回正常颜色，他过段时间就会问我新书什么时候出来。我有很多这样的读者，我想MianMianCandyClub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

“更早一些的时候，我曾经在Second Life上写很短的情书，后来我开始在虚构的酒店信纸上写情书，我虚构了各种酒店的名字，艺术家兔比为这些虚构的酒店设计logo和信纸，我邀请好朋友写情书的习惯到现在依然在继续。我有一个公众号叫‘我心即是爱情’，最近我又开始在那个公众号上发这些情书，它们大多都是我的女性朋友写的，我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那么多人爱我的书，是因为我书写了女性的内在世界，这种写作现在依然是稀有的……在2022、2023年的成都市美术馆‘高科技下的情感’艺术展上，策展人李振华把我的这些小情书打印了出来，但是他抹去了一些字，这些被抹去了一些字的情书供大家拿来填写，成为新的情书……以前我很注意我自己的人设，比如我会刻意跟一些很有才华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但是这些年我经常故意打破别人对我的认知，在我的朋友圈，我一会儿是这样的一会儿是那样的，我是故意的，同时那也是真实的我们。我做过很多有创意的事情，但是我最大的创意和挑战之一，依然是写小说，我觉得这一切甚至还未真正地开始。”

“接力的事情好像你很早就开始做了。我记得好像2010年《誓言》那会儿就有类似的打算。我最近想尝试的一种方式是集体创作（collective creation）。你是把一种类似party的东西搬到了纸上，大脑和能量的party。你是召集者。你是喜欢这种角色的？会不会觉得累，当很多能量通过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流通的时候。”

棉棉在东大名路的银色公寓摆放着艺术家赵要的作品《手套和刷子》，2006年

“对，《誓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尝试……你不说我都忘了。以前在上海做这些不会觉得累。其实跟我在一起住过的朋友会知道，我是有些怕人的，但同时如果有需要，我确实很会召集大家一起做事情。我做过很多DJ party。我在外滩18号做艺术总监的时候，每次openning，我都会直觉性知道今天会来多少人。我有这个能力让场面热闹起来，但我也会在这样的时候感觉空虚。在创作上，我喜欢拼贴，我有点像个DJ，我喜欢把各种很鲜活的素材拼贴在一起，对我来说，拼贴才是我的创作。很多能量通过我的时候我会不会累？我一直都是很累的，也一直都是很有能量的。我得到了很多无条件的爱，我也见到过奇迹，是这些给了我能量，我至今从未书写过奇迹，现在这个时间人们尤其需要奇迹。生活是复杂的，我把这种复杂放到了小说里。”

像电影一样，新的小说《来自香海的女人》（The Lady from Shanghai）一切始于棉棉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辑的电话。“是的，不是微信，是电话。”她说。

“那天我用上海的手机卡给我妈妈叫吃的，然后我忘了把这张卡取出来了，然后就接到了编辑的电话，我觉得是宇宙力量在帮助我！在这之前我其实一直在试着‘拼贴’一本有关‘香海’的书，我用‘香海’这个词是因为那是一个属于一些人的时空，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点，就像我的新书里也提到了邵洵美和周旋……在《糖》以后的我的所有小说中，相同的场景和对话会反复出现，并在不同的叙述之间被引用，我由此渐渐地创造了一组进行中的平行世界，那个被称之为‘香海’的时空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非常细微，这些细微的部分和每一次的拼贴就是我的创作。《糖》以后我没有重复它的‘成功’，这样做是冒险的，但是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我某段生活的结果。”

“我曾经以为‘香海’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但是有一天上海人高加索给我看了一张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照片，上面有‘香海’这个词，他用上海话说：棉棉啊，这个词真的是有的啊！”

“香海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来自香海的女人’代表着一种内心体验的维度，一段也许是循环存在的重要生活和历史，它是高能量的，多重现实并置的，就像生活本身但是更加极致。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来写，谁能比我写得更准确？就连其他语言的翻译我觉得都很不容易表达准确。我一直在试，一直在试，但是我的上海真的很不容易描绘，我不可能像海明威写巴黎那样来写上海，因为那将不够混沌，是不准确的。”

“取现在这个书名是因为那部一九四零年代的电影，而黑色电影又是我喜欢的一种电影类型，只是在这种电影里，女性依然是男人们的玩物。我试着在我的新书中做一些与黑色电影有关的尝试，目的是为了展现一种女性的能量，这种能量跟上海很有关系。我觉得在英语世界的文学或者电影作品中，对东方女性的描绘几百年来变化不大，依然是白人或者说男性白人的视角，而我想未来人们在谈论这部我喜欢的电影时，也能看到与它同名的我的书，这几乎是第一次我在写小说时想多了一点文学以外的‘责任’。”

“你的表达欲消失过吗？”

“我的能量比较好的时候，我会更有爱，也会更愿意表达。但我还是跟从前差不多，就是我听到好的音乐时我会有表达欲，我想它被很多人听到，我曾经让很多的人在音乐里跳舞，如今我愿意把因为我而产生的爱和快乐，放大无数倍送给大家。电影和文字都太慢了。人们需要奇迹，我要记录奇迹。”

作者 徐卓菁

编辑 子秋

图片 由棉棉提供

设计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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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画报》13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