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无论是生物岛基金与W公司仅设定一年期的对赌，还是国资基金拖了16个月才最终同意并购的纠缠，某国资基金负责人金先生认为，这两个个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资基金服务企业的心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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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还是与国资基金“保值增值”的天然属性有很大关系，而这也恰恰说明国资基金并不适宜“直投”。他亦希望借此呼吁，在招商税收优惠消失后，要警惕“基金招商”带来更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或将在两三年后批量性显现。
国资基金不宜直投
深圳七大产业基金公开遴选GP
近年来，国有资金已成为我国创投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有限合伙人）的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达八成之多，在解决市场募资难、投资难等问题，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国资“保值增值”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国资基金具有极高的风险厌恶的特性，对风险控制有较高要求。而股权投资本质上是风险投资，投早、投小风险更高，与国资基金的风险厌恶特性相冲突。
金先生认为，“合肥模式”的成功更像是幸存者偏差。从近年来国资基金投资新能源汽车的不少失败案例就可看到，国资基金直接“下场”风险大，并不符合国资基金稳健投资的宗旨。如曾经与蔚来、理想等并驾齐驱的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威马汽车，在2020年完成总额100亿元的D轮融资时，吸引了诸多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合肥产业基金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湖南衡阳国有投资平台、国投创益产业基金、广州金融控股集团等国资基金也前来参与。湖南某地甚至为了威马汽车前来投资建厂房，花了几十亿元。2023年10月，随着威马汽车申请破产，这一大笔钱打了水漂。金先生说，曾有一个新能源汽车项目计划落户珠三角某市。该市相关负责人曾邀请其去做顾问，在他的建议下，该市放弃了这个投资巨大的项目，但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金先生认为，与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构相比，不少国资基金管理机构缺乏风险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筛选、评估和管理风险项目方面或不具备优势。基于此，国资基金通过设立母基金或引导基金的形式，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降低单一投资主体的风险。
金先生建议，引导基金可通过子基金或参与市场化基金的方式进行间接投资；充分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能力，通过选拔一批相对有经验的业绩比较好的公司来管理引导基金，提高投资效率和成功率。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资金作为参与者之一，不直接参与投资决策，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运作，降低风险并提高投资效益。
据南都记者了解，目前深圳市已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去年底，深圳市财政局发布了七大产业基金遴选基金管理机构的公告，这是自深圳“20+8”产业基金群设立以来第三批公开遴选管理人。民营企业复星医药旗下的复健资本通过公开遴选，正式中选为深圳“20+8”首批生物医药50亿元产业基金管理机构（GP）。其中，深圳区市两级引导基金共计出资35亿元，复星医药通过其多家控股子公司，合计认缴15亿元，持有该基金30%的份额。
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
警惕“基金招商”直投带来的风险
去年，国家提出构建统一大市场，出台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税收优惠招商政策取消。招商政策的变化，促进各地政府从过往的“政策招商”转向加大“资本招商”“基金招商”的力度，政府引导基金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金先生注意到，基金招商过程中，不少国资基金加大了直投比重。“其实还是要警惕这种现象。”金先生提醒道。
金先生认为，当多个城市共同在争抢同一个项目时，地方政府很可能为了引进项目而抬高项目估值。“这是国资基金直投的最大风险。零税收优惠，对于地方财政而言，不过是零收入而已。但基金招商是真金白银地进行股权投资，如果项目失败后，直接损失的就是实打实的钱财。”而且，有的企业在被争抢过程中还容易自我“膨胀”，进而导致决策失误和财务风险，比如过度扩张设立多家子公司，进而引发无序竞争、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连锁性问题。
投资的企业前景如何，一般两三年后就能知道结果。因此，金先生预计，近年来基金招商带来的风险，有可能在两三年后被引爆。像2023年—2024年以来不少国资基金投资的企业因触发“对赌”条款批量被告的现象，或将重演。
采写：南都记者 黄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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