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和《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是我的祖父朱东润先生中年时期的一部力作，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先生抛家别室，只身入川，先后执教于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张居正大传》，便是那个艰难时代中产生的作品。此书的创作意图，除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外，是希望通过表彰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起拯救民族的力量。

朱东润先生（1896—1982）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武汉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沪江大学。1952年起，长期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先生自幼失怙，少年时代由族人资助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而受知于校长唐文治先生。进入中学后不久，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清军杀害于南京。三哥的牺牲，对先生震动和影响很大，终其一生，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宗旨不移。1913年，先生由吴敬恒介绍入留英俭学会出国。在伦敦三年，先生于困厄中顽强求进。1916年，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斗争。船至新加坡，传来了袁世凯的死讯，先生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秋天，先生当时所在的武汉大学教学工作逐步停止，准备向大后方撤退。先生于寒假中辗转回到家乡。1938年，武汉大学内迁至四川乐山复课。11月，先生在家乡接到学校要他前往报到的电报。先生当即告别老母与妻儿，离开了岌岌可危的泰兴县城，以服从学校的召唤。当时从上海到四川，因武汉已经沦陷，交通中断，先生便先乘轮船到香港，再换船取道越南，经由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先生从河内乘火车到老街，从老街过河便是云南的河口。过河的时候，先生伫视着每一根桥柱，胸中涌动着对多苦多难的祖国无限热爱和忧思，加倍地感受着祖国怀抱的温暖。接着从昆明搭汽车到贵阳，长途跋涉，再行渡江，终于到达重庆。这时已是1939年年初了。先生有诗曰：

朔方建国绍先天，粗粝腐儒亦屡迁。江北全家劳旧梦，云南万里入新年。遥峰此日看金马，虚幌何时对玉婵。不恤征衣黦尘土，嘉州只在夕阳边。（己卯新年）

但是，当时重庆的现实，却处处令先生感到失望，这对于一个抛家别子，从二千里以外的家乡赶来，一心想投身祖国复兴事业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然而，向后转是没有出路的，也是先生所决不愿意的。先生以为，对于大局的失望，不能成为放弃自己责任的理由，他如期到达乐山，决心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

叶圣陶先生致朱东润先生信

1940年起，先生继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诗经》和《史记》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传记文学的研究。有感于当时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认识模糊，决定在这个领域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终点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先生为之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无怨无悔。虽然当时的学校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先生设法各方面觅搜罗，研读了自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西方传记文学理论著作和传记名作，并作了一些翻译，同时深入研究考察了中国历代的史学和传记著作，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及《八代传记文学叙论》等著作。1941年夏季的一天，先生正在住所伏案工作，外面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因身上穿着白色夏衣，不宜外出躲避，只好伏在窗下。等敌机施虐轰炸飞离后，先生从窗下爬起来，归座继续工作。先生感到在传记文学这个领域，仅仅知道西方和古代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中国人应当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决定借鉴西方的传记文学创作方法，并继承中国传统，作一次脚踏实地的实践。考虑到身处的那个特殊时代，先生从中国历史的陈迹里，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物。经过仔细爬梳和反复思考，先生选择了明代的张居正，这个明代后期颇具争议的重要政治家。张居正在其自明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任内阁首辅的十年时间里，大权独揽，锐意改革，顶住种种压力和攻击，强硬地推行一整套改革措施，整肃内政，刷新吏治，整顿边备，抵御外敌，在行政、经济、水利、教育、国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十年期间，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明中叶以后，只有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是较为清明富强的时期，而久已腐朽没落、千疮百孔的明王朝因此得以稍加喘息，恢复了一点元气，从而又延续了七十年。张居正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为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先生在国家危难之时来到四川，原本希望看到像张居正那样精明强干、一心为国的人物，然而他失望了。尽管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千千万万的沦陷区人民正睁大充满血泪的双眼，盼望着收复失地，但当局所热衷的却不是全力抗战，而是“安内”。《张居正大传》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学术上的探讨和进取，更是为了时代。先生在全书的最后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这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呐喊！几乎在先生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同时，吴晗先生撰写了《朱元璋传》，虽然创作的角度不同，但立意是颇为相同的。

《张居正大传》1943年脱稿以后，交由开明书店出版。负责本书接洽事宜和编辑工作的，是当时在开明书店任职的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前此在乐山武汉大学与先生是同事，也是朋友。当时的开明书店本部在桂林，办事处设在成都，稿件皆需由成都运往桂林排版付印。战争时期，条件艰苦，交通不便，且时有敌机轰炸，然而叶先生做事极是认真负责，开明书店的一般风气亦复如此。现录叶圣陶先生1944年5月3日的信函如下：

东润吾兄尊鉴：

上月二十八日复示敬诵悉。令爱已到，大是可慰，此行若延后一个月，即将受累不少。商务广告，已见之。方与桂林同人商量，如能仿效，下半年即当开始。稚老签题，可贵。因嘱钩摹，弟思刻工摹之，必失神采，不如自摹，然摹之数纸，皆视原样为逊。最难者小字，印章尤无办法。弟知刻工刻字，以原样反帖于木，视墨痕下刀，始不失真，而原样势必牺牲。今嘱同人姑令刻工钩摹，其技或胜于弟，若摹之而不成，只得牺牲原样。先此说明，请求垂许。印章如刻不好，还是不用为佳，不知尊意何如？《张传》校样系初次校，观《批评史》之尚少错字，则此传亦可放心。评《北望集》之文，原拟入三卷一期，后因稿挤抽出，改入二期。稿费云已寄上，而未到，当即去信查问。弟身在成都，而事务之进行在桂林，写信不为不勤，犹时时脱节不接头，真麻烦也。匆复，即请著安。

弟钧顿首上 五月三日上午

《张居正大传》自1944年4月开始排版，至9月方告竣事。其时开明书店已基本上迁至重庆。在迁运的途中，店中有一百九十余包运书在柳州被敌机炸毁，其中有一包为已铸成之锌板。《张传》的封面题字也在其内，只好重新再铸。开明书店上次迁徙，耗资巨大，而迁至重庆后印刷又不如原来方便，只好缩减出版数量。

先生那时的著作，除《张居正大传》以外，《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史记考索》等，亦先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叶先生信中所提到的“稚老”，即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先生由南洋公学辍学后，经同学陈通伯的介绍认识了吴先生，17岁随其赴伦敦，三年后又一同回国参加讨袁。青年时代，先生于学业思想颇受其影响，稍后，便开始产生距离。《张居正大传》完成后，曾送吴先生阅过，据说他一口气连夜读毕，遂为之题签。然而，抗战期间重庆的现状以及胜利后的局势，是先生未曾料到也不愿意看见的，他和吴先生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了。

《张居正大传》是先生在传记文学写作上的实践和尝试，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创性的奠基作品之一。先生的想法，即如他在1943年序言中所说：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底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底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使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底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底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先生还在序言里表达了对亲人和朋友的感激与思念之情：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底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底处分，儿女底教养，以及环境底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底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底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底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底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底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底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底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底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底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底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文中首先提到的是夫人邹莲舫女士，先生二十四岁与夫人结为伉俪，虽然是旧式婚姻，然而数十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真挚情感，其深厚非常人所能想象。当年先生去四川时，家中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出生尚不足二月。八年别离，夫人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今人已难以想见，先生的母亲，亦在先生入川的第二年去世。先生不能回乡为老母送终，唯有以加倍努力的工作，以求得痛苦的暂且忘却。等到抗战胜利先生回到家中，离乡时那个不足二月的婴儿，已长成天真活泼的九岁男孩，躲在桌子底下，好奇地看着远方归来的父亲。夫人虽是个家庭妇女，却热心公益，性格刚烈，不幸在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这对于先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先生只有把悲愤和哀思寄情于笔墨，托名为夫人写了一本传记。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代终于过去了，这本传记在书箱中沉睡了二十余年之后，幸获于最近出版。

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那位万里之外的朋友，是他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读书时的同学陈通伯，即陈源先生。先生虽是从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贫穷少年，但在学校里却受到上自校长及老师的教导与关怀，下至诸多同学的友爱。同学少年，尚不知以家境或籍贯取人。先生与陈先生同学同事数十载，友情深厚，但没有介入现代文坛上那场著名的论战，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家累，使先生无暇顾及其他。《张居正大传》出版时，陈先生已不在国内。在其后的数十年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之间中断了联系。直至八十年代初，陈先生的女儿晓莹女士有回国之行，先生才见到故人的女儿，得知陈先生已于七十年代去世。

继《张居正大传》之后，先生于抗战胜利前夕又撰成了《王守仁大传》，此书旨在表现王守仁“良知良能”说对程朱理学的否定，主张不以“圣经贤传”之是非为是非，从而打破思想禁锢。其时开明书店已无经济力量承担此书的出版，而中正书局曾托人来征求。先生因中正书局背景复杂，不愿与之打交道，没有同意。这部书的手稿后来于“文革”中在泰兴故宅丢失，殊为可惜。

先生于1952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从1956年起长期担系主任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在教课和处理系务工作之余，先生仍把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写作作为主要工作。60年代，先后撰写了《陆游传》、《梅尧臣传》及其系列作品。“文革”当中，先生经历了长达十年难以诉诸笔墨的凌辱和巨大创痛，但他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他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并坚信“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在苦难中仍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抱有不灭的信心。70年代初期，先生冒着危险，于悲愤孤独中为不幸去世的夫人写了一本传记《李方舟传》（1996年2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70年代末，《梅尧臣传》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写成于60年代，但手稿曾在“文革”中被抄走，幸赖识者保存，终于得以出版。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甫叙论》，此书的酝酿和前期的写作，则早在“文革”中便已开始。1982年，先生开始撰写《陈子龙及其时代》，时已八十七岁高龄，然而全书自始至终笔墨酣畅，炽热奔放，并在写作方法上较前有所突破。劫后余生，先生将他晚年全部的心血和情感，尽情地倾注于这部作品中。

纵观先生诸多的传记文学作品，就有三部是以明人为传主的，又莫不以其所处的非常时代为背景。《张居正大传》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开端。建国以后，此书于1957年、198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两次予以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