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汉：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的自为生命活动

陈新汉教授

摘 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提出了人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发展之源。宇宙的演化、在宇宙演化中产生的生命、在生命进化中形成的自为生命，使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具有了宇宙论的、生物学的和人类学的根据。集中体现自为生命活动的实践在“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中不断地通过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以在创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感性显现”的美的过程中，追求自愿和自觉相统一的自由。人文精神是没有西文词与之对相应的“地道的中文词”，作为实践意识的升华，体现着对主体自由的追求，是黑格尔“‘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思想的唯物史观阐释。人文精神不仅自为地凸显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而且以“理性的机巧”方式实现对实践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本质上是自为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自为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需要在外化自身中，用人文精神对实践及其异化予以批判。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会在生命活动中发生不可预测作用问题的提出，正说明了对实践的批判不仅以自发方式而且更以自觉方式进行着。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的东西”，体现了“人类使命”中的“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不管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会发生何种“数字物种”式的变化，以自为活动作为内在环节的生命活动必然会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追求自由，实现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实践是人及其社会的基础，实践得以发生的根源是什么？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实践而没有进一步予以探究；对于后一个问题，人们形成了很多迷惑和争论，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扑面而来之际。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指出，精神领域里有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并为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从唯物史观的维度予以分析，就能理解这一命题在实际上从“源”的角度揭示了自为生命运动展开之谜。

一、《历史哲学》及其“绪论”中的“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黑格尔于1822年—1831年在柏林大学讲授了名为“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课程。其学生爱德华·干斯博士于1837年把黑格尔在此期间关于历史哲学讲课中学生的听课笔记进行了整理，其中“没有渗入编者的任何观念”，从而出版了“乃是这位大哲学家真正的、没有一点改窜的著作”。《历史哲学》的出版，“对于我们的‘朋友’和‘师长’实在是一个名垂千古的纪念碑”。如同黑格尔的其他很多传世著作一样，《历史哲学》中有一个很长的作为全书精华的“绪论”，全书正文为470页，“绪论”竟占了其中的117页。“绪论”的内容相当深刻，不仅精辟地概括了正文的思想，而且精谌地发挥了正文中仅露端倪的思想，很多命题和段落文字振聋发聩，极具哲学启迪意义。本文的研究主要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绪论”里的文字为依据，但不限于此。

　　黑格尔在“绪论”中指出，对历史不仅要作经验性的描述，更要用理性思维把握其内在的规定，由此提出了“哲学的历史”，以区别于之前的仅罗列史实的“原始的历史”和仅用“抽象观念”对史料予以整理的“反省的历史”。在“哲学的历史”中，“世界并不听凭于偶然的原因和表面的变故”，而是“精神”或“世界精神”所展现的人类历史由低到高、从特殊到普遍的螺旋上升的“一种合理（合乎理性——引者注）的过程”。黑格尔历史观的“巨大功绩”就在于，第一次把人类历史“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从而廓清了历史“被言说为奇迹和寓言的杂乱历史事件的堆积”的迷雾。这是黑格尔对于历史观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什么与“精神”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历史能成为“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精神”领域，“我们无时不发见那同一的稳定特性，而一切变化都归于这个特性，这便是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而且是一种达到更完善的——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这里的“尽善尽美”的德语原文是“Vollkommenheit”，与之相对应的英译文是“perfection”,在中译文中可直译为“完美”。著名学者王造时诗意化地译成“尽善尽美”，表达了对于“Vollkommenheit”的追求但又不能完全达到的动态过程，相当确切。正因为在“精神”领域里有了这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所以与自然界里“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而“总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相比较，“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

　　黑格尔把精神领域里的这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归之于“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的现象中”的绝对观念。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看来，“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思想不但构成外界事物的实体（Substanz）,而且构成精神性的东西的普遍实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在肯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功绩时，很有意味地说，这个“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绝对观念，“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真是“一语中的”！

　　唯物史观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的现实联系恢复了过来，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数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组成了人类，构成了人类社会。理论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人”的彻底理解就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命题决不是简单地同义反复，“人本身”就是对“人的根本”的规定。“人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于是“人的根本”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或以个人形式活生生地存在着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活动是以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的，离开了“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命活动。紧紧地抓住作为源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就能从源的深度理解“人的根本”，从而就能理解人的生命活动的发展，就能理解由人的生命活动组成的人类或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宇宙演化及其中的生命活动与“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宇宙的无限性说明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宇宙的演化、在宇宙演化中产生生命、在生命进化中由自在进入到自为，从而使“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具有了宇宙论、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根据。

　　（一）宇宙中的熵增、负熵与“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物理世界中与能量守恒定律相对应的是熵增定律。“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量度”，“熵变大表示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增加”。熵增定律的内容可概括为，“世界的熵（即无效能量的总和）总是趋向于最大的量”。熵增定律使宇宙的演化“从有序趋向无序”，最后导致热平衡状态的“永恒的死亡”，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于1856年提出的“热寂说”。

　　然而由于在宇宙达到最终热平衡状态的无限漫长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宇宙内的“开放系统”从系统外“摄取自由能量”，以增加“负熵”，以使该系统“朝着与熵增的过程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开放系统内就体现出“从无序趋向有序”的发展。宇宙中无数个开放系统在增加“负熵”的过程中，通过“从无序趋向有序”的发展形成了无限的质变，体现了宇宙的无限性。

　　与熵增相对应的无序和与负熵增加相对应的有序以及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对立统一，使得系统既具有抗干扰的稳定性，又具有由于失衡所产生的突变性。由此就使在一定条件下的开放系统呈现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即经历着在规模、结构、性质等方面所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变化。在无序与有序对立统一中的有序及其发展“构成了宇宙的勃勃生机”，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界丰富多样的发展图景”。这种“宇宙的勃勃生机”正是处于潜在状态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宇宙论根据。

　　（二）新陈代谢、同化异化和趋利避害与“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生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宇宙中开放系统增加“负熵”，从而使在无序与有序对立统一中的有序，在朝着与熵增过程相反方向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个飞跃。“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是“生命活动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生命体通过同化从环境中摄取相关物质组成自身，又通过异化把自身中较老的物质部分分解后排泄，从而在与环境的能量转化中增加“负熵”，以“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秩序”；生命体通过遗传把自身的构造和机能由上代传递给下代，又通过变异在对环境的适应中改变自身的构造和机能，从而使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能更顺利地进行新陈代谢，以增加“负熵”。

　　作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的规律，存在于事物运动和发展的现象中，“并不是在一个他物那里，而是完全在自己本身那里”，现象包含着规律，规律构成现象的“实体”，由此现象就成为规律“特有的内在环节”。作为生命活动“最一般的和最普遍的现象”的“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以“特有的内在环节”形式形成生物界的各种生命活动必须予以贯穿的“趋利避害”规律，否则任何生命活动就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趋利避害”作为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就成为任何生命活动存在的本质规定。

　　无论进化中的生命活动如何复杂，都可以分析为“趋利避害”贯穿其中的以“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的各种形式所呈现的生命活动。在“趋利避害”规律的作用下，作为开放系统的生命活动，通过从系统外吸收能量，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过程。“趋利避害”就是为了使生物体能在达到尽可能的完美中的生存和发展。就此而言，以“趋利避害”贯穿其中的生命活动，正是处于尚未自为展开状态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生物学根据。

　　（三）生命活动的自为方式与“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生命活动以自在和自为两种方式进行着以“趋利避害”贯穿其中的“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活动。自在和自为是一对哲学范畴。对于自在和自为，《哲学大辞典》精辟地概括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相关观点。黑格尔认为，自在自为是“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概念处于‘潜在的’尚未展开状态”，后者是“概念处于‘展开’、‘分化’、‘对立’的状态”，在前阶段“隐藏着在后的一切概念的内容”。萨特认为，自在存在是“意识之外的物质性的客观实在”；自为存在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由“意向性活动构成”，“当它指向某物时，就使对象虚无化，即重新给予对象以存在的意义”，从而具有能动性；“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在性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两者又在一种综合关系中统一起来”。就我们论题中的生命的自为活动而言，处于“‘展开’、‘分化’、‘对立’的状态”是基础，由“意向性活动构成”，从而“使对象虚无化”具有能动性，则既是机制又是标志。

　　自然界把从藻类经植物到动物中的灵长类的生命体连同它们所需要的环境一起创造出来，离开了特定环境，以各种形式体现“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的生命活动就会停止，特定生命体就会随之解体。这表明生命体为环境所支配，尚没有从环境中现实地分化出来；生命体与环境之间通过物质和能量交换以使生命体增加“负熵”，仅是“负熵”在自然界中不同系统之间的流动，生命活动是属于自然界内部的活动。由此就可以把这一阶段的生命活动理解为生命活动在自然界中“尚未展开的状态”，生命体属于“意识之外的物质性的客观实在”，因而这一阶段的生命活动处于自在状态。

　　正是在生命活动自在状态的基础上，形成了生命活动的自为状态。“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生命体所进行的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的生命活动，是与在改变自身之内“自然界”的同时改变自身之外“自然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生命体由被环境支配就转化为环境被生命体支配，生命体由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就转化为环境成为生命体的一部分。由此生命体就在环境中凸显为主体，与主体相对应的环境就成为客体。这就使生命体与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增加“负熵”的活动，成为主体对客体予以构建而形成为我之物的活动。

　　人之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是与人把“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人就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凡意识中的内容都是“为我而存在的”，“我意谓着我自己作为这个个别的始终是特定的人”。因此，“我”的确立意味着以个体形式呈现的属人的生命活动的确立。意识与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存在的规定”，否则“此在”就退回到“动植物界的存在领域之中”，由此意识就成为生命活动的本体论规定。这就决定了生命活动的本体论规定中物质和意识的双重性。

　　生命活动在“‘展开’、‘分化’、‘对立’”中确立以“我”为核心的意识， “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说明了生命活动已处在由自在状态转化而来的自为状态。自为的生命活动就是与“意识性活动构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所特有的生命活动。自为生命活动源于自在生命活动，但又超出自在生命活动，是生命进化史中的飞跃。如果说，自在的生命活动是宇宙演化中的飞跃，丰富了宇宙的内涵；那么自为的生命活动就是生物进化中的飞跃，是宇宙演化中飞跃的飞跃，进一步丰富了宇宙的内涵。然而，这一切在宇宙中都是“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在某地某时“产生出来”，又“以铁的必然性”在某地某时“再次毁灭”。这正说明了宇宙的无限。值得一提的是，宇宙的无限性决定了自为生命活动决不仅仅限于人类，但就目前的地球而言，人是地球上唯一的自为生命体。

　　如果说，贯穿于“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等各种生命活动中的“趋利避害”规律，在动植物的生命活动中是以自在的方式体现出来的；那么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就是以自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由于意识作为“此在存在的规定”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体论规定，这就决定了，“趋利避害”必然与以意识相联系的生命活动的方式体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1.“趋利避害”必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意识中。在内涵着“利”和“害”的“趋利避害”价值观念中，“趋利”必然“避害”，“避害”就意味着“趋利”，“趋利”与“避害”相互转化。于是意识的能动性就必然会在观念形态上把“趋利避害”转化为尽量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生命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以在观念形态上“达到‘尽善尽美’”。2.存在于意识中的“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作为自为生命活动的本体论规定，必然作用于现实的生命活动，使生命活动在展开中“达到‘尽善尽美’”，以尽量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生命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以实现使生命活动在现实中的“趋利避害”。生命活动的自为方式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以现实形式展现出来的人类学根据。

三、自为生命活动中的实践与“达到‘尽善 尽美’的冲动”

　　通过自为方式体现“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生命活动集中体现在由实践意志推动的实践中。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从而是追求自由的过程。追求自由正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

　　（一）“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自为状态中的实践意识和实践

　　“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活动的自为状态通过实践意志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对此，马克思说，“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实践意志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动力，确立于与之作用的实践中，体现了实践意志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1.实践意志在“决心”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形成。“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是“世界不会满足人”而“人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是实践的源动力。正是这种改变世界的“决心”在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通过生理和心理机制，形成了实践意志。2.实践意志是要实现的目的。目的是“借扬弃外在世界的规定，给自身以外在现实形式中的实在”的观念。这就决定了目的必须具有的两个特征：第一，目的是合理的。目的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应如此”与事物的现实发展可能性的统一，是在认识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形成的，体现着与客体属性相联系的外在必然性和主体需要相联系的内在必然性的统一。第二，目的内含着实现自身的方法。主体在认识基础上，对围绕着目的的相关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予以“反思”，使之转化为客观化目的的手段等等，同样体现了外在必然性与内在必然性的统一。目的的这两个特征都属于理性范畴。3.实践意志是要实现目的的“决定”。“理性单独绝对没有办法作为任何意识活动的动机”，因此要实现的目的还必须包含非理性因素。“意志通过作出决定而设定自身为特定个人的意志。”没有体现为寓激情和热情在内的“决定”，就不能从主体方面来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正是在实践意志的作用中，集中体现“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活动的实践就现实地展开。“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即构建“为我而存在”关系。尽管实践在发展中其内涵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之际，但劳动始终是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

　　概上所述，实践意志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动力，在实践中并为实践而形成；其“目的”和“方法”内含的理性因素及其“决定”内含的非理性因素，都体现了人要在对象化自身的过程中构建为我之物的本质力量。在实践意志的作用下，实践所体现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的生命活动的自为性。

　　（二）“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现实体现

　　“尽善尽美”的德语原文是“Vollkommenheit”（完美）。“完美”的方向是由实践意志推动的实践来确定和现实地实现的。作为生命活动自为状态的实践，通过实践意志所体现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必然性的统一，使主体在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创造对象世界”。在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中所体现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实质上就标志着人既“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又“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由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劳动创造了美”，既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象世界”具有美，也意味着这一过程本身具有美。创造美的“对象世界”就是生命活动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方向。

　　什么是美？黑格尔直接提出了“美就是理念”。他进一步阐述道：“美是理念即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二者的直接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须直接在感性的实在的显现中存在着，才是美的理念”，“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黑格尔由此深刻地把美规定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可以从形成机制方面来理解美，兹作如下诠释：1.体现为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必然性相统一的实践意志，在实践中既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又能“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从而形成作为“对象世界”的为我之物。2.为我之物的形象如形状、运动、声音、色彩等等在意识中的“感性显现”源自作为形象内容中的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就使人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作为对象化的主体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必然与主体的本质力量在意识中形成同构反应，“从而使主体感受到主客体之间的和谐”，于是形成心理上的情感愉悦，这就是美。4.美与美感同一。内在于主体的主观现象域为美感，外在于主体的客观现象界为美。美作为所体现的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在本质上是主体在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中直观自身而“感到个人的乐趣”，即个人的美感。于是“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可以理解为“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的实践为生命活动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指出了方向，并在创造对象世界的过程和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予以实现。既然“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中的“完美”是“尽美”，那就意味着“完美”犹如一条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平线，这就使“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成为一个趋向“地平线”的无限的动态过程。

　　（三）在“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美中追求自由

　　美与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联系在一起，作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以体现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过程，就是主体追求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把劳动与自由联系起来，说：“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在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中，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可以作如下分析：1.自愿表明了主体行动的主动性，在主体提出的目的体现了与主体的自我需要相联系的内在必然和与目的指向客体的外在必然性的统一时，目的就会以自身爱好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就体现在主体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目的，并顺利地达到目的过程中，这就与受强制的活动区分了开来。2.自觉就是主体运用方法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合乎目的地调节，当主体的调节体现了与主体的目的相对应的内在必然性和与目的指向客体的外在必然性的统一时，方法就以主体自我设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就体现在主体在调节自己合目的的活动中感受到的得心应手，从而就与受限制的活动区分了开来。3.自愿与自觉不能分离，主体活动的自愿若离开了自觉，即使目的强烈，但不能实现，就是空的；主体活动的自觉若离开了自愿，即使方法自如，但没有方向，就是盲的。

　　主体自愿而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所体现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必然性的统一，就使主体在活动中进入“物我一体”的境界，为此黑格尔说“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由此就使主体在对象化自身中，“也就是在实在的自由”中感受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美就油然而生了。

　　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自由是与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在实践中的自愿和自觉所体现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必然性的统一，正是主体本质力量发展的标志。主体本质力量越是发展，实践中所体现的内部必然性与外部必然性就越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予以结合，于是主体就越是能在对象化自身中体现出自愿和自觉。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就在于在“主体的对象化”过程中“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进入中国传统哲学所寓言的“物我一体”或“天人合一”的意境。体现自由的人的本质力量正是人发展的“目的本身”。

　　综上概之，生命活动的自为状态，在“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中不断地通过本质力量的发展以追求主体的自由。这就是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实践论根据。

四、人文精神及其对“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批判

　　尽管个体生命活动中具有“尽善尽美”的动力和方向，但异化存在于个体实践活动以及由个体实践活动构成的群体实践活动中。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能动性就在于通过人文精神对实践及其异化予以批判。

　　（一）人文精神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意识的“必然升华”

　　人文精神是实践活动在社会意识中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能把人文精神理解为“Humanism”的中译文，它是没有西文词与之相对应的与“中国特定的语境有关”的“地道的中文词”。集中体现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实践，在“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中追求主体自由。这就决定了作为实践意识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就在于追求主体自由。

　　只要自为生命活动存在，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就会以自为方式发生作用，由此推动和指导的建构活动就存在。这就决定了实践与人类社会共存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实践意识必然升华的人文精神就成为最为基础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价值观念。由此所理解的人文精神正是对黑格尔说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的一种唯物史观的阐释。

　　（二）人文精神自为地凸显于“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意识中

　　以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为基本组成部分的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过程”，必然形成以之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并进一步形成社会价值观念。众多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或间接、正面或反面地反映“物质生活过程”，实现对“物质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映现。“物质生活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复杂性，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排斥和否定、整合和分化是绝对的，这就是作为社会意识发展动力的“九洲生气持风雷”。

　　人文精神作为社会价值观念不仅存在混杂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而且其内容渗透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尽管人文精神总在自发地发生作用，但不断地凸显就能使其更为自觉地发生作用。为此，就需要对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予以鉴别和提炼，以使人文精神在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从而在自觉中更大地发生作用。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能动性就在于在“繁芜丛杂”的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通过不断地鉴别、提炼，使人文精神凸显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之中。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使人文精神凸显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之中，并不意味着使人文精神孤立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必须整合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在“由思想观念构成的上层建筑”中，通过与“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相联系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等发生作用。黑格尔把“精神”发生作用的这种方式幽默地称为“理性的机巧（die List der Vemunft）”。为此，人文精神就需要把追求主体自由的内涵渗透并整合于各种社会价值观念之中，以在社会存在中发生作用。这同样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三）人文精神对“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批判

　　自为生命活动是在意识支配下进行，源于实践的人文精神必然会以追求主体自由为标准对实践予以批判。关于批判：康德说，批判“用来澄清我们的理性，以避免犯错误”，批判“就是对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黑格尔说，“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布罗克说，批判就是揭示对象的否定因素，“以否定现实存在的方式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在批判者眼中现实总是灰暗的”。这些概括了批判的内涵：在“普遍意义的反思”中，用人文精神的“原则”来“澄清理性”，揭示对象的否定因素，以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人文精神对实践的批判正体现了自为生命活动的能动性。

　　“对有意识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的分析，“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联的”。当“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时，说明实践活动发生了异化，这就需要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目的的设定和手段的运用从“根源、范围和界限”等方面予以审定，揭示其否定因素并予以克服，以提高实践活动沿着使主体自由方向发展的自觉性。显然，这里的“异化”与生命活动中对应于“同化”的“异化”不是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尽管每一个个体主体的实践活动都以对于个体而言的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为源的，尽管由此使个体的实践活动都内蕴着对于个体而言的对主体自由的追求；然而个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由个体实践在相互作用中所构成群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往往会使个体实践和群体实践发生异化。这种异化，最终使生活于其中的“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展开受到抑止，从而使对主体自由的追求遭到挫折。

　　人文精神对实践的批判要把区分体现主体对于自由追求的为我之物与异化之物作为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把两者予以区分，正说明了两者容易混淆。首先，由于两者在形态和结构上“全然是一种不肯定的东西”，这就使主体不予以区分。其次，两者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在发生作用时主体难以在功能上区分。再次，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使主体难以把握两者如何进行转化。最后，“起初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期的结果，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这又增加了主体区分的难度。

　　人文精神把对主体自由的追求作为标准，以自发和自觉两种方式对实践予以批判。1.人文精神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个体主体中，以内化于个体的“常识”或“良心”等形式发生作用，对实践及其异化，以“不自觉的‘内在性’”的方式予以批判。2.在众多个体中总有一些人物，他们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人文精神对异化的批判就通过“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使在众多个体中发生作用的“不自觉的‘内在性’”被“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

　　数字化时代正扑面而来，人类正处在“旧人类尾端和后人类开始交界”之处，实践活动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外化而形成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正对自为生命发生着不可预测的作用。人工智能以人脑机能为对象，通过计算机运算延伸、扩展人脑机能；生物工程中的自然生物学和人种生物学，通过改变细胞和基因使物种的机能改善。于是，两者都使主体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然而在人文精神的批判视域中，1.人工智能机的发展“使人工智能的设计目标与人工智能机的进化目标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就“预示了人工智能的自身可能性或终极目标的不可预测”。2.生物工程的发展，“人为地推动物种突破本身的疆界”，“可能带来生物世界大动荡”，从而“使人类存在根基将彻底丧失”。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为我之物与异化之物之间情况的复杂性，而且更说明了人文精神对实践的批判正在不断地以从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方式进行着。

五、在“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中“人向自身”回归

　　通过人文精神对实践批判，使生命活动展现了“无限可能性”。然而，生命活动的“无限可能性”会向何处展开？

　　（一）“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中生命活动对自身的自我批判

　　由于人文精神是实践的意识积淀，因此人文精神对实践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实践对自身的批判；由于实践是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的集中体现，因此实践对自身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把意识作为本体论规定的自为生命活动对自身的批判。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自为生命活动对自身的批判不能仅仅在生命活动内部进行，而必须在外化为形成“现实的感性的对象”的过程中进行。这种外化形成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予以理解：1.通过实践外化自身，在确立为我之物的同时也形成了为我之物的异化；2.通过“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形成在鉴别和提炼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凸显的人文精神。

　　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就集中体现在用从众多社会价值观念中凸显的人文精神，对实践的构建过程予以反思，扬弃所揭示的否定因素。无论是与人文精神有别的众多社会价值观念，还是与为我之物相对立的异化，都是在由生命活动外化而形成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中产生的，因而都可以理解为是生命活动的某种延伸。这就使生命的自我批判往往成为“一种严重的非己所愿的、反抗自己的过程”，从而增加了自我批判的“艰苦剧烈的斗争”程度。

　　（二）“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中的“新的东西”和“无限可能性”

　　黑格尔写下了后世学者颇有争议的关于“新的东西”的文字：“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它没有目的，没有目标，而且也没有标准来测试那些变化”；“新的东西与生命中有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而且是达到更完善的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1.“新的东西”就是在形态或结构上不同于传统的东西，有些在自然界里有原型基础如西瓜，有些没有原型基础如汽车，有些不仅没有原型基础、而且其存在形式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如互联网中的大数据模型。2.“新的东西”就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为我之物，“为我”是“新的东西”的本质。自然界发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与价值世界中的具有“为我”本质的“新的东西”相比较而言的，不能由此认为这是自然观上的形而上学。3.“新的东西”与“目的”“目标”和“标准”无关，与“上帝”无关。“将事物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的看法”，仅仅是“想要揭示出上帝的智慧特别启示于自然中”。客观唯心主义不必然就是有神论。4.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只有通过构建“新的东西”，才能把与“单纯的自然事物的使命”全然不同的“人类使命”中的“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不断地展现出来。

　　黑格尔在写下“新的东西”文字后，提出了“精神”即生命活动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可能性，至少在反省上，是某种应当成为现实的东西”。任何“现实的东西”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二者缺一不可，但“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一般说来，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如果把自为生命中“达到更完善的能力”的发展作为内容，那么构成能力发展的诸要素结构就是内在形式，并以感性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就成为“现实的东西”。“新的东西”是自为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无限的“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正体现了自为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这就能理解“‘精神’从无限的可能性开始……，在完满的现实里，它才能够达到”。自人猿揖别以来，在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激发下通过构建活动外化而形成的自我批判，使“一种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不断地得到发展，必然会使构成能力发展的诸要素结构及其感性呈现在一定的节点上发生变化，由此使作为“现实的东西”的人或人类发生变化，从而体现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宇宙的无限性不仅意味着时空的无限性，而且意味着性质的无限性。宇宙性质的无限性必然把其演化中所发生的无限事物的性质包含在内，从而不仅把宇宙演化出自在生命所形成的生物的无限性包含在内，而且更把在自在生命进化基础上出现的自为生命所必然形成的“新的东西”的无限性以及由此体现的自为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包含在内。

　　（三）在“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构建中向“人的复归”

　　既然自为生命的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那么怎样发展？在当代，“达到更完善的能力”的发展所体现的自为生命正处在大变革前夜，在数字化中涌现出来的“新的东西”标志着自为生命中“达到更完善的能力”的发展有可能使构成能力发展的诸要素结构及其感性体现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从而就有可能使目前形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在发生重大变革中形成某一个新的“数字物种”。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对于未来的数字物种，可以说现在谁都还说不准”，然而按现在技术的发展趋势，“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

　　生命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然而“‘精神’真正欲望的便是要达到它自己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即“‘精神’，便是依照它的本质、依照‘自由’的概念的精神”，生命能力中所具有的自由就是生命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的“目的和目标”。自为生命从“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开始，通过外化为形成“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而实现生命的自我批判，从而在无数的“新的东西”所展示的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中实现自由。为此，黑格尔再次强调，生命“只发展它在本身存在的东西”，“它使自己确实地发展到它向来潜伏地所居的地位”。这就是从自由为目标出发，在能力发展中回到作为“潜伏地所居”的自由。这个过程看似“循环往复”，但每一次往复“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然而，这种回归自身的“循环往复”决不是自然而然的，是以人的自为活动作为内在环节的，这正是自为生命活动与自在生命活动的最大区别。生命在构建活动中的自我批判正体现了生命活动的能动性。与黑格尔仅仅从抽象的个体生命活动出发不同，马克思把个体生命与社会联系起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命的构建活动和自我批判不仅以“我”即个体的方式进行，而且更以“我们”即社会的方式进行。随着生命活动在“无限可能性”中的发展，人文精神作为实践意识积淀的最基本和最有影响的社会价值观念，正越来越自觉地运用于生命活动的自我批判中，在反思生命活动中，把“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中否定因素揭示出来，从而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与“一切人”不同，前者是个体，后者是共同体。这就是说，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追求自由。由此就能理解，“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当然，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期间充满了“艰苦剧烈的斗争”。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4年第1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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