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琛的上书反应的南梁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细品《资治通鉴》之南北风云原文及译文

《资治通鉴》原文

　高祖武皇帝十五大同十一年（乙丑，公元五四五年）

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今北边稽服，正是生聚教议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事征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此岂非牧守之过欤！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远，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搔扰，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为“今天下守宰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谣之具。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馀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诚宜严为禁制，导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以淳素为先，足正雕流之弊矣。”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体，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增奸，实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以为“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阘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

“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上为孝教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复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徙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资治通鉴》译文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乙丑，公元545年）

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启奏了四件事：

其一，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经降服，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物资，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而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关外户口减少得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催逼，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千方百计地互相骚扰，只知道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各家纷纷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无所不至。每次来一位使者，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让他们渔猎搜刮，强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地剥削。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郡守还要加以阻挠。象这样，朝廷尽管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

其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确实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子里，人们竟相攀比奢华；果品堆积得如同小山，美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美丽的刺绣一样，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来宾与主人所需要的只是吃饱，没等到走下殿堂，那些食物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再者，无论什么等级，都蓄养妓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物。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余淫侈之事，数不胜数，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对官吏失去节制的感叹，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勉强去做，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的弊病”。

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不能心存宽恕，只一味地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干，把纠举别人过错并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

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应该马上精简事务，节省掉一些花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修养生息，节省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部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贺琛启奏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是图个虚名，向行路之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

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

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对刑法则疏远忽视。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象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多。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病了，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当时，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规。武帝年纪已老，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一天不高兴，有人密谋反叛朝廷，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悲伤一番并且原谅了这个人。由于这样，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由于沉溺于慈悲仁爱，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为什么说一切政权灭亡最终都是经济问题导致的？

而经济问题背后为什么依然是政治问题？

我们该如何看到南梁末期出现的问题呢？

今天公号“读史学文”中，我们将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贺琛上书反应的南梁的现实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才导致南梁的灭亡。

该段历史解读请参看本公号同期发布文章：萧衍为什么会对贺琛上书提意见大发雷霆？南梁的根本问题出在藏富于民吗？藏富于民为什么是伪命题？-细品《资治通鉴》之南北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