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与逝者对话

陈旭宇/文 Hilary Mantel 在活着的时候，很多时间都在死去的人对话。Mantel的历史小说就是创造逝者之间的对话和人生。 “他们都已经死了，我要和他们谈谈”，她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狼厅》(Wolf Hall)三部曲的创作时这么说。Mantel的《狼厅三部曲》第三部《镜与光》 (The Mirror and The Light) 2020年出版时，全世界都在封闭禁足之中，非常适合读书。我在很多杯咖啡之间读完了900多页的《镜与光》，但不由心生忧虑：Mantel深陷都铎时代太久，恐怕把生命力耗尽。她于2022年过世。

和鬼魂交谈，让逝者说话，Mantel对此有一种执念。她的自传书名叫Give Up the Ghost。她曾写过，她有一个阴郁的童年，在房屋和床具的阴影中经常能感受到有一个声音和她交谈。在她的写作生命中，她耗费大量尽力重建历史人物的人生故事。她的第一部小说是历史小说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用了一千页重建法国大革命时期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物的人生。《狼厅》三部曲在我看来是过去五十年最好的英语小说，推倒了偶像英国天主教圣徒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并从都铎历史的阴影中重塑托马斯·克伦威尔 (Thomas Cromwell) 。

Hilary Mantel与《卫报》的视频访谈（来自网络视频截图）

Mantel对自己当下的世界也非常敏锐，她的评论和批评文章充分展现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的胆量、智慧和尖锐。2023年出版的A Memoir of My Former Self: A Life in Writing是她过去四十年发表过的文章集，书中每一页都跳跃着Mantel的睿智和幽默，清醒地认识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就连这本书的书名也是一种和逝者的连接，她自己。

T.S.艾略特 (T.S. Eliot) 说， “历史的意义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由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Mantel在The Reith Lecture一章中写道： “圣奥古斯汀说，逝者不可见，他们并非不在。你无需相信鬼魂以确定是否真实。我们携带着先祖的基因和文化” 。

Mantel的精神和文字中就有这种过去的过去性和现存性的同在。于我个人而言，她引导我进入莎士比亚的时代和他的全集。

重读莎士比亚

《狼厅》是对托马斯·莫尔的去魅。他成为偶像早在都铎时代就已开始，我今年开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Thomas More。这是多位剧作家的合作剧本，但被负责内容审查的筵喜官 (Master of Revels) 数次修改，以至从未上演，也没有出版，直到手稿在三个世纪之后被人发现。这也是这部戏剧最大的价值所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朝的戏剧手稿极少有保存下来，而这部手稿有160多行出自莎士比亚。研究者确认手稿上的笔迹和诗人在其它法律文件上的签名属于同一个人。莎士比亚负责的这段正是青年莫尔展现领导力的一个场景，他对发起骚乱的学徒群众发表演说，呼吁他们包容外国人。在近年欧洲难民危机和排外潮中，这段台词被单独印刷成页，穿越四个世纪，依然激荡人心：Let’s do as we may be done by。

在全集之中，我阅读次数最多的是《哈姆雷特》，但感觉并不强烈。这是整个西方文学世界被研究和书写最多的作品，每年依然有400多种新版书籍谈论它。我年初读了河畔版、新剑桥版和剑桥版的《哈姆雷特》。有趣的是，新剑桥版的编辑Philip Edwards在扉页上向他的曾祖父致敬——他曾经也是教堂墓地的掘墓人。

重读多了，文本中的词句会变得更加跳脱，经常会被一些句子击中。这大概也是“纯粹的愉悦”的一种。第五幕Ophelia下葬的一景，Laertes对着妹妹尚未填土的墓穴说道：

Lay her i’th’ earth,

And from her fair and unpolluted flesh

May violets spring！

这是多么惊悚和美丽的诗句。它把尸体腐朽的过程和美与爱（violet的花语）的想象融合在两行之中，即具象又虚无，令人心碎至幻灭。

剑桥版编辑John Dover Wilson 是莎士比亚全集编辑的一座丰碑。最近八十年的编辑无法回避他。单单读他的《哈姆雷特》注解也非常受益。哈姆雷特第一个独白的第一句： O, that this too too sullied flesh would melt /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dew.

两个多世纪以来，有的编辑认为是solid，有的认为是sallied。Wilson 认为是sullied。他的理由是莎士比亚爱用双关的习惯 。语义的多重和模糊性被莎士比亚都玩坏了，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燕卜荪 (William Empson) 认为，莎士比亚选择一个词语的时候脑子里总是同时跳出语义近似和关联的多个词语，故而形成习惯性的语义多重和模糊性(ambiguity)。Wilson在这个词条注释中表示，当莎士比亚脑中想到sullied的时候，就是第二句melt and thaw，冰雪融化后土面露出来的样子。而他的词语富含形象。就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极富有说服力。而Solid则过于简单平实，和melt and thaw并无关联。

我在年中把英王钦定《圣经》和拉丁语《圣经》的《出埃及记》分别读了一遍。神第一次在摩西面前显灵，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和合本》的中译）。钦定版与和合本中，神的回答均为：I AM WHO I AM。（大写是英文原文；《和合本》还注解说，Or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拉丁语版是： Ego sum qui sum。（希伯来语原文中这句话可以既是现在时又是未来时）。

莎士比亚全集最著名的一句是to be or not to be。我突然意识到，哈姆雷特的这句话是人类对上帝回答摩西这句话的回应。上帝说 Ego sum (I AM/I WILL BE) 和 to be是一个意思，只有上帝可以如此笃定。而人类永远要在to be or not to be之间永恒地挣扎：是或不是，做或不做，生存或死去。

重读《李尔王》倒是没有波澜，但是这次我纠正了一个认识。早前读到《圣经旧约-约伯书》时，我感觉约伯和李尔王有一种内在联系。重读《李尔王》才意识到，莎士比亚写作李尔王时，心中一定有约伯。

莎士比亚的写作和语言受到过《圣经》（日内瓦英译本）的影响。以上让我觉得《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内核最接近《圣经》。

1623年

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原著的人经常有一个误解，以为他的英语是古英语。人们可能是被thou, thee这些古旧用法误导了。莎士比亚的英语是现代早期英语。经过四个世纪，语言词义会产生流变，但多数是一致的。说到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和现代英语的不同，1883年出版的Shakespearian Grammar作者E. A. Abbott道出了精髓：就自由度、简洁和活力而言，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强于现代英语……而现代英语或许只能在完整性和清晰度方面略胜一筹。

直接阅读未经编辑干预过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影印版，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在听觉和视觉上带来的自由和活力感会更加强烈更加直接。

现在存世的第一对开本有230多本，因为印刷时间、戏剧来源、流传等多种因素，每一本都有程度不一的不同，因此每一本都是独特的。大英图书馆馆藏本Phelps第一对开本是保存最完整也是最早印刷的一批书之一。大英图书馆出版的400周年纪念影印版就是基于Phelps第一对开本。

大英图书馆第一对开本400周年影印版

并没有任何计划，我从《亨利四世》第一部和第二部开始阅读这个影印版。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巧合，我最早进入莎士比亚原著就是从《亨利四世》开始。

17世纪初期，英语还没有标准化，出版物的拼写即便在同一行里都有可能不同，例如been，在一行前后会是bin和beene；she和shee。S多数时候时f的没有这一横的样子business 看起来是bufineff，i和y经常彼此替换， u经常是v，j是i。印刷第一对开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有六个排字工人参与工程，每个工人的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一样，口音也可能不同。因此他们根据自己的口音和对文字的理解来选取铅字字母。因此，阅读第一对开本影印版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必须默读出来每一个单词，这样才能保持连贯和流畅的阅读。这个过程带来一种非凡的体验，有时候我能听到某个排版工人的口音，E. A. Abbott说的伊丽莎白时期英语的自由和活力更加跳脱于泛黄的影印纸面上。

英格兰17世纪的Marlborough公爵说过，他的历史知识都来自于莎士比亚。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英国人对中世纪历史的想象和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是亨利四世四部曲以及玫瑰战争四部曲。前者包括《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和第二部，《亨利五世》。《亨利四世》第一部从16世纪末至今一直都活跃在舞台上，最近BBC的电视剧《空王冠》依然是基于莎士比亚的原著。这本戏剧不断在传播中世纪英格兰历史，不断强化大众的历史想象，就如我们不读《三国志》，依然会通过《三国演义》熟悉三国的历史和人物一样。

《亨利四世》和《理查二世》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Charles Forker 编辑的第三代 Arden Shakespeare Richard II可能是这个Arden系列中最厚的一本，甚至超过了《哈姆雷特》。主要是因为他注解非常详细，不仅有戏剧和历史事实对比，还有版本的差异，还有很细致的文本注解。

《理查二世》令我着迷的一个原因是这部戏剧的诗歌性。这是全集中少数全集由抑扬五步诗写的戏剧，属于剧作家中期偏早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一行一整句，很多处押韵，并不全是素体诗，有些地方甚至有炫技的嫌疑，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内容和人物阶层和人物性格塑造决定的。例如，第四幕第一景理查逊位的这一场对话的六句，是三组对偶句构成，前五行用了十个care，中间两行每行三个care；再比如，理查在牢狱中和马夫的对话，royal, noble，groat，这样的双关，既有趣又令人悲伤，但如果没有编辑的注解，现代读者很难理解这三个词代表的货币单位及其价值。《理查二世》中这样的文字双关（ambiguity）俯首皆拾，也是一种只有在诗歌剧中才有的技艺，须有编辑点明才能领略莎士比亚的神笔。

《亨利四世》最著名的角色是福斯塔夫(Falstaff)，一直是舞台和评论史上最让人着迷的人物之一。1950年代美国导演Orson Welles自导自演的电影Chimes at Midnight集这部戏剧上下部为一体，以福斯塔夫为主角，是莎士比亚戏剧电影版的经典之一。但我重读之后，依然不能理解这几个世纪来很多人对他的喜爱。倒是戏剧中一些不重要角色的句子让我毫无防备被击中。

Warwick:

There is a history in all men’s lives,

Figuring the nature of the Times deceas’d.

历史中都是逝者，唯有阅读经典和古典可以与之对话，并发现我们身上携带的历史。

-fin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