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中的座师和门生制度—拉名下，看宦官们如何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众所周知，大明朝被人戏称为太监帝国，在明代宦官已经成为帝国制度的一部分，对于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宦官来说，如何确保自己治权力的有序传承，使得自己在年老时能得到有效的赡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不同于文官可以利用科举中的座师和门生制度，可以轻易的找到大批优秀人才，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培养。

本身的宦官的群体数量就就远远小于文官，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备用人选。所以明朝的太监们选择一种类似于认干爹的方式，统称为“拉名下”。

所谓的”拉名下“，就是大宫中得势的大太监在刚入宫的小太监中拉选面容姣好、聪慧机警者，作为自己的名下的衣钵传承，结成名下关系的行为。

由此可见，所谓拉名下有种类似认干爹的这种传统拟父子关系，也是一种身份上的从属关系和业务上的师徒关系，类似士大夫间的座主与门生。

而且，双方关系一旦确立，大太监便成为小太监的的干爹家长，称为”本管太监“，就要负责行使家长的管教之责，并会尽力提拔自己的名下的小太监。

将其培植成自己在内廷的政治权力接班人，而小太监为了为在内廷中谋取晋身之阶，寻找依靠，自然也乐于投靠大太监名下，此即所谓的“大中官贵，其名下亦贵”。

《明史》所记载：“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珰为主，谓之名下”。

有的本管太监收养小太监后，因为事务繁忙，并不直接抚育，而是派心腹太监辅助照管，这些照管太监与名下有叔侄之义。

同一个本管太监可能收养多名小太监，这些小太监各自互为“同官”（又作同门、同列、同僚、同家）。这与外廷士大夫所谓“同门”之意相同。

同一批入宫的或同时投入某大太监名下名下的宦官。不论官位权责带孝，一概以进宫先后为长幼，后辈对前辈往往谦让有加。

并且这种宦官之间的抚养关系相当稳固，多能持续终生，甚至延续到死后。本管太监去世后，其之前收养于名下的太监们，仍会尽力为其及家人争取利益，请求敕葬、谕祭、封荫家人。

甚至一些宦官除了生前对收养自己的本管太监尽忠尽孝外，甚至还将坟墓葬地选在本管太监坟茔旁，准备死后继续追随左右。

本管太监和其收养的小宦官之所以关系如此亲密稳固，源于明代宦官多系“髫龄选入”，都是些小孩子。

而这些进宫的小太监们的抚育之责便多由其本管太监承担。本管太监对于小太监付出其实并不亚于一般父母的辛劳。

不仅用心抚育其吃穿，更是会传授其技能、教其读书识字。本管太监教导名下的最主要方面是让其认同儒家伦理纲常，树立对本管太监的绝对忠孝观念。

当年少年太监王安因学习不肯用功，被照管老叔杜茂用绳索绑缚在桌脚，强迫学习，有时学习效果不佳即被荆条笞打，这种用心教育的程度真的胜过很多父母了。

而且，为巩固和延续自己在内廷中的地位，本管太监对于名下的宦官也尽力提拔，用心扶持。

本管太监对名下宦官尽心培育、提拔，相应的，这些宦官长大后自然也奉本管太监如生父。本管太监有事，名下应为其尽心尽力，已被视为同派组织的人伦常理。

若是有人违反这样的纲常伦理，会被整个宦官集体视为异类和敌人，终生难再有出头之日。

这种关系，真可谓不是父子，胜似父子。这可比文官们之的座师门生关系深厚多了，也稳固的的多。

所以内廷的宦官们，通过所谓的拉名下，编织出一张张组织严密的关系网络。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太监与名下所属宦官情同父子，荣辱与共，构成了亲密的利益共同体。

本管太监与名下的关系固然能让宦官们感受到某些家庭般的脉脉温情，但双方之所以热衷于缔结关系，恐怕更多的还是为应付政局的风云变幻，提升和巩固自己在宫中的政治地位。

因此，通过这种关系关系缔结成的宦官群体最终大多转为在政治上进退与共的派系集团。同一派系中，身为领袖的大珰会对名下施予恩惠、尽心提携。

而名下应对本官保持绝对的忠诚与孝道，进而发展出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宦官派系，对明代政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本管太监与名下的关系保障了大珰政治权力的传承，成为宦官派系组织的核心力量。

然而，大珰若欲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甚至左右朝政，仅凭同派群体是无法实现的，必须整合更多的宦官派系，乃至外廷力量。

如武宗朝刘瑾专权局面的出现，与刘瑾善于整合宦官势力密切相关。

他联合了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７位大珰，组成内廷“八虎”集团。

并设计清除了与己政见不同的太监王岳及范亨、徐智等势力。派系势力的整合为刘瑾实现“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提供了条件。

宦官群体一旦形成不同的派系，在具体的权力角逐中，则难免出现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争，进而对朝廷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外廷与内廷的权力角逐中，宦官派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如正德元年，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联名奏疏，请诛以刘瑾、谷大用为首的宦官“八虎”，得到了与“八虎”素有矛盾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人的支持，声势大增。

后因朝臣焦芳泄密，刘瑾集团非但没遭清除，反而专权一时。事虽如此，但仍能表明朝臣欲铲除权宦，维持朝政清明，则必须争取部分宦官以作“内援”。

随着刘瑾权势的日益增长，“八虎”成员也渐生罅隙。刘瑾与大珰马永成、谷大用的关系逐渐恶化，与张永更是反目成仇。

右都御史杨一清洞察到大珰间的冲突，争取到张永的支持，最终铲除了刘瑾势力。

明末的东林党，素以鲜明的反宦官色彩为众所知。然而，东林党领袖与内廷大珰的关系并非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其间亦有分合。

万历朝，东林党能与内廷相安无事，泰昌至天启初年，东林得太监王安、陈矩之力甚多。明人顾大韶曾为王安立传，言其当权后便主动结纳东林党人。

正是得益于王安之类大珰的鼎力支持，东林党人方能更好地施展政治方略，形成所谓“君子盈朝”的盛况。

直至天启四年，杨涟上疏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东林与内廷大珰的关系始告决裂。

与内廷宦官的剧烈冲突也导致东林党被排挤出朝廷。

内廷的宦官们通过拉名下，构筑了稳固的权力网络，若非内部相残，难以撼动。

综观明代当权宦官覆灭的历史，如宪宗朝汪直之败，大珰尚铭出力甚多。武宗朝刘瑾之诛，也主要是权阉张永的功劳。

当权宦官的倒台往往是由于内廷的派系之争，而非仅凭外廷士大夫的抗击。合理利用宦官的派系间矛盾，才是朝臣制胜当权宦官的关键。

明代君主，虽然将宦官的升赏降黜大权牢牢掌握在手。能凭借专制皇权而任意决定个体宦官的去留，但终究无法改变这些宦官都已经从属于某一宦官派系集团的事实。

通过拉名下的举措，大珰得以培植心腹，实现了政治权力的传承。因而，大珰作为个体虽会死亡，但其建立的派系组织仍能延续下去，所获得的权势由于组织的延续仍被维持。

宦官个人的命运沉浮，也深受派系势力的影响。在宦官通往大珰的晋升之路上离不开派系势力的鼎力支持。

纵观明代各宦官派系的消长历程，不难发现：派系内部的良性运作与派系间的通力协作是宦官专权局面得以出现与存在的前提条件，派系间的冲突、倾轧则是导致大珰倒台的重要原因。

所以，自古以来所谓的政治人物，并非是什么孤胆英雄，他们是都是某个势力集团推举出来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其身后的势力争取利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