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使一号”在台湾最后的日子

1949年l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55周岁生日，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和夫人、小儿子3人，明显不是全家福。或许在他心里，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当时，在他和很多人看来，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很多人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

吴石的好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1949年）8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人称“小万”的万景光会面。会见后，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横的联系”导致暴露

对吴石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在 《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 文中写道：“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 （朱谌之） 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中共华东局派遣来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分析。“检讨”评价朱谌之“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早有应付事变的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检讨”还认为，这次之所以能破获吴石案，皆因朱谌之与蔡孝乾等联络，暴露身份，犯了“横的联系”的严重错误。

1950年1月29日晚，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住处被埋伏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蔡孝乾的公事包里有一个记事本，上面留下了“吴次长”的记录。这成为致命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

3月1日晚，吴石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出，他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提审，“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比吴石晚一个多星期入狱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 《蒋介石黑狱亲历记》，其中对“吴石案”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

龚德柏所住的4号牢房就在吴石所住的3号牢房隔壁。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一间5平方米不到，空气流通很差。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而人满为患。第一晚睡了4人，第二晚增至6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为七八人，有时增至10人。睡的问题非常严重，至5月10日，他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3小时。“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降，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至二百余度，非得安眠，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但吴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那之后，牢房进行了调整，一间只住七八人了。

“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据李资生 《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 一文记叙：“当他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貫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迟于吴石10天入狱、和他共处一室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让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细节。

刘建修说，1950年3月10日，他因“邮电案”被逮捕，关进保密局的看守所“南所”。

牢房的面积很小，里面已经关了两个犯人，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只是当时刘建修还不知其名。吴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脸形是圆的，头发很短，像个光头。

被关在“南所”的犯人，一天吃两顿饭。吃饭时，他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刘建修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有鱼，比一般犯人的伙食要好很多。

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刘建修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看书时就坐到光线照得到的地方。他一直在读同样的书，刘建修看到，有 《中国文学史》 《中国史纲》 《世界史纲》。

房里另外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听口音是山东人。刘建修进来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起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吴石和刘建修有事要向家人交代，他可以帮忙传话。

刘建修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当时他心里恐惧，也害怕有“窃听器”，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有时看守会把山东人叫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

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耳朵”。刘建修觉得，是怕他听到。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講话。

两三天后，看守喊山东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

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整晚只有刘建修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都没回来。他的书堆在地板上，刘建修看到，那本《中国文学史》 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字很端正，刘建修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

直到第二天下午，门才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刘建修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

吴石一直躺着，过了一两小时，才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很虚弱地对刘建修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刘建修问吴石的情形，吴石说：“我被用刑了。”刘建修问：“什么事啊？”吴石说：“没什么事。”

在那以后，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着不动，也不看书。

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书，读的还是那本 《中国文学史》。刘建修觉得吴石看着不像“坏人”，很同情他。刘建修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台湾曾发生“2•28”事件，所以很痛恨蒋家政权。他猜想，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但他不敢多问。

吴石也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他说了，吴石点点头，又问：“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他说不知道。他后来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他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乾是谁。

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刘建修不敢打扰他，而且很害怕，觉得这也是他将来的遭遇。每次饭菜送进来，他都会劝吴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吴石勉强爬起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刘建修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很难过。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

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刘建修的名字，说：“出来！”这次轮到他了。特务分成3组，每组两个人，轮流审问，2至4小时换班一次。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他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吴石自己也很虚弱，但会对他说些鼓励的话，并且叫他吃自己那一盆食物。刘建修没有吃，实在是吃不下。但他还是很感谢吴石，因为从吴石的眼神、口气，他觉得吴石是关心他的。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因为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他心里知道，几乎没有指望走出这深牢大狱。他断断续续草就了遗书，遗书写在 《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2000多字的遗书。

吴石写道，自己就读保定军校与留学日本，均得以第一人卒业。任事以还，忠慎勤清，绝不丝毫苟且，一息偷安。朋友多以“十二能之人”看他，因为娴熟中外古令兵学，通文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会英语、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不图今日竟陷此悲境，不能自保其身，亦可痛也。”

他回忆了自己29岁与夫人王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但碧奎对他忍让有加，亲切相待。30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感觉真是有负于她。

“提及儿女，至为伤心。”他最钟爱的小儿子才6岁，从未久离膝下，朝夕拥抱调笑，让他忘忧。春天刚报名入私立幼稚园，还没见到他入学就被捕。“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

他写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简朴，唯一的资产就是书籍。希望诸友好能为他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让他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希望儿辈知自立，为善人，谨守清廉俭朴家风。

最后他写道：“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致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就义马场町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对于“吴石案”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

4月7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请示如下：“奉：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当否，签请示遵。”4天后，蒋介石批示“可照办”。

由此，对吴石等人进入审判程序。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6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周至柔转呈蒋介石。6月7日蒋介石阅后大怒，严厉地批示：“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就此，审判意见发生逆转。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下午4时，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贴墙站着一溜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

整个审判时间很短，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核准”的 《总统宁高字390084号》 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

刑车从青岛东路的军法局开出，一路经过上海路、南海路几个街区时，阴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连绵的六月雨。沿途不少军民冒雨观看。

一刻钟后，刑车抵达“马场町”。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空旷而荒凉，早在日据时代，就是处决犯人的场所。四人在此就义。

当时情形，唯有香港 《星岛日报》 第二天在头版显要位置作了报道，在当时颇为轰动。报道的大标题为 《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还特别加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 《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报道说，6月10日下午4时，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升庭，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4人判处死刑。四人闻到，默无一语。

随后，书记官桑振业走近被告席，通知四人：如有遗言，准许当场书写。吴石、陈宝仓和朱谌之都留下了简单遗嘱，聂曦则“迷惚不复书写”。10分钟后，遗嘱写完。

四人在庭上饮酒颇多，旋由宪兵押登卡车，抵马场町刑场。四人经行刑宪兵扶持下车，“举步已见艰难”。4时30分，四人自左至右跪于刑场坡地。一声“执行”的命令，四宪兵执枪行刑。枪声齐响后，四人同时倒地。吴石惨叫一声后，其心脏缓缓自伤处突出。“吴石中两枪毙命，朱谌之中六枪始毙命，血流遍地，事后分装入四具薄棺掩埋。”

报道透露，吴石事前早知难免一死，遗书早在狱中草就，当堂只写诗一首。至于这首诗写了什么，《星岛日报》 未透露一字，之后也无后续报道，把悬念留给了读者，也留给了历史。

几年前，我从吴石中将家人手中看到吴石最后的手迹，读到这首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这首诗是吴石在狱中就写在遗书之末的，庭上再书写了一遍。诗写道：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又过了两个月，1950年8月10日，因“吴石案”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就义。至此，因“吴石案”遭杀害的人士达6人之多。因“吴石案”受牵连者逾200人。总数字有多少，只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1994年，吴石将军遗骨回归大陆，和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上写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墓碑背面记刻着：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

1975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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