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君无臣”论——从君臣关系再看明朝覆亡

“导读”：君臣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是合作关系，只有君臣亲密无间、相互信任，才能共同治理好国家；反之则朝堂必然陷入纷争、国家治理不顺，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明朝崇祯皇帝时期的“有君无臣”论，就是君臣关系的一个反面典型，也为我们分析明朝覆亡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一、崇祯皇帝“有君无臣”论及各方观点

明朝覆亡前夕，崇祯皇帝曾发出这样的感概：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皇帝认为：大明帝国的覆亡原因在臣子而不在君主，君主有心治国而无贤良臣子辅政。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有君无臣”论。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崇祯皇帝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这句话给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崇祯皇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并不融洽，君臣关系严重对立。

崇祯皇帝自缢

（一）赞同者的观点

不仅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这么认为，一部分官僚精英也持同样的看法，如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倪元璐在崇祯皇帝八年上疏中就提及：

“若夫今日有君无臣，上厘独忧，下鲜同德，平治不出，祸乱相寻，祖恫民怨。”

（二）反对者的观点

但也有人对崇祯皇帝的“有君无臣”论持不同观点，如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就曾直言：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无臣。诚有不世出之君矣，岂患无臣哉!”
“ 前代之亡， 皆以国无人而致败。惟本朝（明）不然。”

王夫之像

由此可见，在面对大明帝国亡国一事，崇祯皇帝及一部分官僚精英认为根源在于“有君无臣，上厘独忧，下鲜同德”，原因在于臣子而不在皇帝；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罪不在臣子而在皇帝。但不管怎样，两派观点对于亡国罪在君还是臣的争论，首先就表明了君臣之间关系不睦、离心离德，无法紧密合作，共同治理国家。

二、崇祯皇帝时期的君臣关系

（一）崇祯皇帝时期的君主

明末有君吗？有，而且还不算是昏庸、暴戾之君。

崇祯皇帝年仅十七岁时就接管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面对重重困难，他在位期间不仅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还大力整肃朝政、抑制宦官权势、改革用人制度；同时崇祯皇帝事必躬亲、勤奋从政、励精图治，曾经一度使明朝出现了中兴景象。

崇祯皇帝是明朝后期少有的勤政皇帝

因此，崇祯皇帝尽管无法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千古帝王相提并论，但并不是一个暴君、一个无能之君，至少比他的前几任如“木匠皇帝”明熹宗、沉迷于炼丹的嘉靖皇帝等等都尽职尽责。

（二）崇祯皇帝时期的大臣

明末有臣吗？当然是有的，而且文武兼备。

文有杨嗣昌、龙锡尚、刘鸿训、刘宗周、温体仁、文震孟、钱谦益等治国之才；武有袁崇焕、孙传庭、杨国柱、孙祖寿、卢象昇、傅宗龙、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安邦猛将。

杨嗣昌像

细细看来，这些文臣武将虽比不上朱元璋身边的刘基、徐达，朱棣身旁的姚广孝、朱能等人，但也是人才济济，才干足以辅佐大明江山不倒。

（三）崇祯皇帝时期的君臣关系

然而，就是这看起来还不算差的君与臣，关系却处理的极差。

1、君主对臣子充满不信任、任意苛责处置

据统计，崇祯皇帝在位共计17年，累积任用内阁大臣却总计达到惊人的50人之多，然而更让人吃惊之处在于，崇祯皇帝对这些阁臣的更换频率达到了平均一年三换。

除了内阁大臣，六部的主官尚书令的更换频率同样惊人：短短17年中，崇祯皇帝任命使用的户部尚书共达8人、工部尚书及吏部尚书达到13人、刑部尚书16人、兵部尚书l7人，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32人。

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数千年之间，像崇祯皇帝这样频繁且长期地更换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岗位、关键大臣的现象极其罕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如何能要求大臣们大展拳脚、施展抱负及才干呢？

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是崇祯皇帝对大臣的苛责处置。

崇祯皇帝时期对大臣动则处罚

崇祯皇帝不仅频繁更换大臣，更是对大臣们动则处罚，流放千里甚至大刑处死。据统计，在这短短17年间，崇祯皇帝以各种罪名共计处死内阁大学士2人、兵部尚书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而用严酷手段进行殴打、关押、流放、判刑或逼死的巡抚和尚书、侍郎人数更是多达数十人；仅仅在崇祯皇帝十四年这一年间，就有150余名三品以上官员被关押进牢狱，而这些人只是被御史、太监或锦衣卫弹劾，在未经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被崇祯皇帝轻率地革职查办。《明史》记载：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 、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抨也。”

2、臣子对君主不“忠”

由于崇祯皇帝的却苛责太甚、每错必纠，在动辄得咎、缺乏包容的大环境下，大部分官僚大臣如履薄冰，只求自保，对国事敷衍塞责、搪塞度日。

如兵部尚书陆完学，此人为人谨慎，对崇祯皇帝唯唯诺诺、敷衍度日，从不发表反对意见，担任兵部尚书期间毫无作为却平安退休。退休前还把自己的为官之道传授给继任者张四知，张四知照搬陆完学的一套，竟然还能进入内阁，担任辅臣，真是何其荒唐。

由此可见，崇祯皇帝治国期间，君主猜忌臣子、臣子毫无担当，这样的君臣关系，如何能治理的好国家。

三、儒家思想下的“君臣关系”

古代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在君臣关系上也同样遵循儒家教义。

而儒家思想认为：君臣关系的要义在于“君君，臣臣”，也即君臣之间义务的双向性。这里面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1、君臣外在“礼仪”的双向性

具体表现为不仅臣要遵臣“礼”，君也要遵“君”礼，此为“礼仪”的双向性。

臣子对君主的“忠”心不是没有前提的，而是以君待臣以“礼”为先决条件。在孔子看来，臣子忠君并不是一味的愚忠，前提是“君慈”、“君惠”，要求君主首先要诚心守仁、诚心守义，这就对君主的道德修养、品性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认为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导一方。

君臣关系要义在于“君君、臣臣”

2、君臣内在“礼义”的彼此恭敬

儒家学者认为，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明臣忠，上让下敬”。除此之外，儒家学者常常把君臣关系类比为 “腹心”与“股肱”的关系，要求君臣之间要彼此仁爱，尤其着重强调君主要仁爱臣下。

如孟子就持这种观点，在《孟子·离娄下》中也记载：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可见，君臣关系虽然有着有着“上下尊卑”之别、“君主臣辅”之分，且有“臣不可越君”的红线；但君臣之间绝不是对立面关系，而是一个统一的“利益整体”，君主是主心骨，居于核心地位，而臣子是君主的左膀右臂和心腹耳目，辅佐协助君主安邦治国。

四、“有君无臣”论下的君臣关系对明朝覆亡有直接影响

然而，翻开崇祯皇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显然没有达到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的境界，双方也没有达到义务的双向性。表现为首先作为上位者的皇帝不“慈”、不“惠”、继而作为下位者的臣子不“忠”不“孝”，君臣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利益整体”，更谈不上“腹心”与“股肱”的的彼此恭敬关系。

如前所述，崇祯皇帝对臣子们充满了不信任，频繁更换内阁及六部官员，同时还对官员苛责处罚，在未加调查核实事实的情况任意关押、拷打官员，如此种种；崇祯皇帝视臣如土芥的结果必然就是臣视君如寇雠，相互之间分崩离析。

陕北农民军起义和满清入主中原是大明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然而就在这关键时期，崇祯皇帝仍然经常更换前线总指挥官，使得明军战略方针极为不稳定，军心涣散，兵无合力，军队的战斗力未战先衰，屡战屡败，战事一有失利，马上就责任推诿到臣子身上。

袁崇焕像

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 ) 四月 ，崇祯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随即又御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一时间，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信任无比、恩宠有加。然而事件仅仅只过了一年，在崇祯二年 (1629 )时， 当朝臣以“擅杀岛帅”、“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时，满清皇太极趁机施反间计，袁崇焕就被崇祯皇帝以通敌叛国罪处以凌迟处死。

在这种环境下，有了袁崇焕的前车之鉴，大明帝国的官员们遇事大多相互推脱，逃避责任之风极为盛行，以至于到了崇祯皇帝后期，臣子们都把兵部堂官、督师、总督、巡抚这些显赫的职务当作烫手山芋，不再拼命上爬，反而想方设法地避免担任这些职务；面对崇祯皇帝，臣子们为固君宠，一味曲迎奉承、极力迎合，对崇祯皇帝唯唯诺诺，随声附和，真到国难当头时，却并无一人肯为崇祯皇帝分忧解难。

在这种君臣离心、君主不“慈”不“惠”、臣子逃避责任、财政匮乏、天灾人祸的情形之下，摆在崇祯皇帝面前的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

五、结论

大明帝国享有国祚276年，历经16位皇帝，最终覆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君臣不睦、离心离德是重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首先崇祯皇帝对待臣子能够做到诚心守仁、诚心守义，能够视臣如手足，继而臣子能够对君主尽“忠”，双方形成 “腹心”与“股肱”的良好关系，大明帝国也许能够在农民起义军和满清的双重压力下苟延残喘、续命数十年，甚至更有可能在挺过这两大压力下，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在时局紊乱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下，大明帝国还是走向了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