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张伟才飞抵香港担任第一部讲述凉山彝族电影顾问经过

前言：《大凉山恩仇记》是李洪辛在深入凉山考察三年后，秉着种族平等的原则，于1943年完成的多幕舞台话剧。因为题材的新颖，1947年底被导演洪深选中，1948年经过吕复的改编和洪深的导演，最终在上海、无锡、天津和重庆等地表演。
1947年李洪辛将《大凉山恩仇记》话剧剧本改成电影剧本，1949年被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成电影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一些城市上映。
因无法找到电影资源，只能通过文字描述了解这部电影的一二，这部电影应该是最早讲述凉山彝族故事的电影。当时在福州求学的凉山彝族学子张伟才被邀请到香港担任了这部电影的顾问，为了尊重原创，内容未作改动。

电影“大凉山恩仇记”是历史上反映彝族社会生活面貌的第一部故事片。此片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拍出后，听说只在香港、南洋和长江以南一些未解放的城市放映过，另外听说有一些老同志在进军凉山之前，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在成都放咉给他们看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放映过了。该片据李洪梓同名话剧改编，卜万苍导演。

李洪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好些同志关心起这一部片子来。为此，我听说州文化部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这部片子，看能否拿出来放一放。与此同时，好些同志希望我把这一段历史写一写，所以我只好把我担任此片顾问的经过向关心此片的同志们作一个介绍。

一，我到福州读书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

我之所以被聘请赴香港担任“大凉山恩仇记”的顾问，是报纸上对我的一些报道而引起的。我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被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保送到福州协和职业学校(四九年解放后改为福州农校)读书。

我一到，学校就专为我举行了一次欢迎大会，校长致辞热烈欢迎我这个“来自边疆的边民学生”，我穿着全套彝族服装向全体师生介绍了我们彝族的一些情况。这个欢迎会后，有一个同学为我写了一篇“来自大凉山的兄弟”的文章登在福州《中央日报》学府风光栏上，接着一个记者来访问我，并又写了一篇“访问记”登出来，这样，我一下就成了一个福州市学生界议论的一个新闻人物了。

学校的师生对我都很是友好和照顾，如我来到前，该校都用福州话讲课，连莫美荫老师除英语课外也用福州话讲课，大家知道福州话我们外省人是听不懂的，更不用说我这个当时的“小彝胞”了。

我到后，为了照顾我，凡是我在场的课程都改用普通话讲课，真难为了这些老师，因为福州人讲普通话实在有困难，更不用说那些外籍老师了，又如校长赴美考察时还特从美国写信来问我要什么礼物，结果给我带来了一支“派克”钢笔，总之对我是很为优待了。

张伟才（前排左一）

学校也经常用我来显示一番。由于这个学校办得有点名气，所以经常有学校和客人来参观，而每批客人都要求看看我这个“边民学生”，因此我曾与好些学校的参观者和客人见过面，其中一个是当时国民党的福建省主席李良蓉，李问我在福州生活是否习惯，语言有否困难，并勉励我好好读书。

当时的教会学校都时兴郊游和各种夏令活动，有些学校就请我去参加此类活动，我也就穿着彝族服装在这类活动上显示我们彝族并介绍我们彝族的一些情况。当时像福州这样一些沿海城市的学生，对我国的少数民族状况，确实了解太少。

当他们看见我穿着大裤脚彝族裤子时，问我怎么男子也穿裙子，有的问我“你们那里说不说我们中国话”，当我问他:“那么你认为我是哪一国人”时窘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称呼我是来自边疆的“留学生”，真是笑话百出。

我就是通过报纸的报道和这么一些活动，这么一些议论，引起了被聘请去香港担任顾问一事的。

二、我应聘赴香港当顾问。

担任“大凉山恩仇记”片的副导演杨华是福州人。他从报上得知我这个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来到福州读书后，就请他在福州轮船公司工作的一个亲戚向学校并直接向我交涉，说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厂(这个名字是否记得准确，我不太有把握)即将要拍制一部“大凉山恩仇记”的故事片，请我赴港为此片担任顾问，聘用时间最好是三个月最少也要一个月，学校坚决不答应，理由是“我校为这个边民学生承担了很大责任”不能应聘，我也说我是来读书的，不能耽误我的学业，所以只好表示抱歉。

后来杨华代表永华电影制片厂提出只需我耽误一个星期，赴港给他们一些“指导”就行了，学校仍然不肯答应，而这次我却坚持要去了，我想我们彝族从来还没有一个电影片，更不要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故事片了，而“大凉山恩仇记”不仅反映的是彝族，而且反映的是我们大凉山的彝族，人家好心为彝族拍这么一部片子，一再请我去帮助，在不太过份影响我的课程的情况下，不去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出面向学校交涉，说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非去不可，学校无奈，只好答应我去了。

“伟才同学”(福建人称呼别人一般都省略姓氏)将要去香港拍电影当顾问的消息一下就传遍了全校师生当中。有的羡慕我，因为我的同学中大都没有出过远门的，他们没有见到过雪，没有乘坐过飞机，甚至火车也没有见到过。当初他们曾问我坐过火车没有，火车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火车我是坐过了，但火车是一个什么样子我都说不清楚，因为我当时从西昌飞重庆，重庆乘轮去南京，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飞福州，一切都是人家代办的。在一个晚上，南京边疆服务部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我的火车座位上，一到上海又被人家接了去，我连火车的头和尾都没有见着，所以坐了一一次火车连火车是一个什么样子我都没有弄清楚。

这次我又要坐飞机去香港这么一个大城市，同学们当然有点羡慕了。有的主动把他们的西装、领带、手提皮箱借给我，说顾问嘛，就得有点派头，不能太寒酸。有的给我出谋献策，说当电影顾问面子大得很，应当带一个秘书，为此好几位同学争着要去给我这个顾问当秘书。而我只知道应当去帮助一下人家，至于顾问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既不知道也不感兴趣，现在经他们这么二说，我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当然也就不敢答应带一个什么秘书的建议了。

当时去香港不需要办理护照和其他什么手续，永华电影制片厂从香港寄一张飞机票给我，我就去了。当时这条航线是上海——福州——广州——香港，当时由于气候原因此航班两次误期，而这两次我都是发电报通知对方来接我的，第三次我终于坐上了飞机，但在飞往香港的空中我才想起忘了发电报通知人家，如果人家不来机场接我，我举目无亲到哪里去呢？真是发愁得不行。

其实事情并不像我这个无知的“小彝胞”想的那么复杂，当我在香港启德机场一个大厅里，一边等待英国海关检查，一边发愁不已时，忽有一个机场女工作人员问我这个航班的“空中小姐”:“你这班飞机上有没有一个叫张伟才的客人”？这话我听到了，我有点惊异，当“空中小姐”翻看名单，答复没有这个客人后，那个女工作人员就大声叫喊:“哪一位是张伟才先生？"我站起来说我就是，她说:“你不用检查了，跟我来，电影制片厂有人来接你。”

我真是喜出望外，跟随她走出检查大厅就见到两个各自都挎着一个照相机的人在那里盯着我，其中一个问:“你是伟才君吗？”(他大概见我太年轻，不便称“先生”)，我说是我，这位就是已和我通信几次的付导演杨华先生，另一位是该厂工作人员查延年先生。

从此，在香港的十来天当中，就一直由他二位陪同我，除晚上睡觉外，不论工作、游玩、吃饭都由他二位陪同着，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三，我这个顾问为“大凉山恩仇记”做了一些什么呢？

由于气候的原因，飞机不能按期飞行，所以我在香港大概待了十来天。受到很好的招待，游玩、吃喝的时间多于我工作的时间。由于当时“大凉山恩仇记”还没有开始拍摄，所以我只为他们做了以下几件简单的事情:

一是和“大凉山恩仇记"的导演见面。付导演杨华先生带我去见导演卜万苍，卜导演告知我:“大凉山恩仇记”原是一个话剧，曾在上海等地公演过，很好，所以由他们改成电影剧本并决定拍摄，这部片子拍制完成后，主要拿到南洋各国去放映，他们预测看片的人一定会是很多的，还说他们计划近日就到台湾去拍“大凉山恩仇记”的外景，如可能的话希望我也一起去台湾指导拍摄。

我说我很感谢，但实在不能去(解放后我很为此而庆幸，如果我当时贪玩而一时跟着去了台湾的话，我就更没法交代了)。同时向我讲述了一下剧本内容，并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当时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来。这位导演除这次外，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二是和演员见了一次面。我听一些同志讲(我也模糊地记得一些)，“大凉山恩仇记”主要是揭示一些彝汉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汉族官僚劣绅“见蛮不杀三分罪”和彝族黑彝统治阶级烧杀抢掳汉族的一些情况。

它是通过大凉山上最大的黑彝家支阿候家的一个黑彝青年和他的妹妹两个人的故事去发展开来的，哥哥是一个打仗的“英雄”，是一个神枪手，他百般仇视汉族，经常虐待他家的汉族娃子(奴隶)，经常拿这个汉族娃子打靶:让汉族娃子把鸡蛋放在手心上，他从远处用枪打过来，把鸡蛋打飞了而没有伤着汉娃的手掌，以显示他百发百中的枪法。而他的妹妹却和这个汉族娃子讲起恋爱来，因而就造成了一些悲剧。

大家知道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有的，这是作者凭想象瞎编乱造的结果。这些情况，是好些看过此片的人事后告诉我的，原来我是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些内容的。我记得演这个女主角的是孙景路，听说她演得不错，很像一个漂亮的、稳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彝(贵族)姑娘一样。

男主角是刘琼，其他主要演员有王元龙等。当时这些演员大都和我见了一面，他们各自都根据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提出过一些问题，我主要给他们讲了一些彝汉关系、等级关系和彝族的礼貌礼节、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三是叫我看了“大凉山恩仇记”的彝族服装和其他道具。当我看到电影制片厂的服装厂规模这么大，人数这么多，各个朝代各个民族的服装都应有尽有时，使我惊奇不已，特别是当我看到为“大凉山恩仇记”专制的男女彝族服装做得这么标准，这么漂亮时，使我惊喜万分，我表示非常赞赏，非常感谢他们能如实地并高标准地反映出了彝族的服装特色。

剧照

为了表达我的心情，我将我自己的那一套彝装赠送了他们。他们给我戴上头帕(上有“英雄”结)、穿上彝族衣裤、披上彝族披毡和“擦尔挖”(均用粗尼子制成），戴上大米腊珠耳环(木头车成，用黄色染上)，背上背上一支包了银子的步枪和杨华等人照了一些相片。总之“大凉山恩仇记”的服装和道具，当时我是很满意的。

四是我为“大凉山恩仇记”的配乐而唱了一些山歌，弹了一些口弦。负责为这部片子配音乐的音乐师请我去“顾问”了一下，他向我提出了彝音乐方面的许多问题，我向他谈了彝族有些什么唱的、弹的，唱的，在什么情况下唱什么、弹什么、唱什么等”，但申明我是一个很不懂音乐的人，因而谈不出什么。

音乐师说，根据电影故事的发展，什么情况下配什么音乐他们会考虑，他们所需要的是彝族歌曲的一些基本调子和基本动作，因而要求我唱一下弹一下，不需顾虑是否唱得好弹得好。这个要求使我十分为难，因为唱歌总是很难启口的事，何况我这方面确实没有水平，但这还是“义不容辞”的事呀，既叫一个顾问总得顾人家的问才行，管他呢！反正香港这个地方又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的唱词，没有一个人来评价我唱得是否走了调，干就干，我只好硬着头皮，厚起脸皮唱起来。

我把音乐师的灌音室当成了大凉山，好比我牧羊在山上唱山歌，好比青年之间在调情对歌，越唱越来劲，不仅唱了甘洛调的山歌，而且唱了越西调和布拖调，不仅弹奏了三弦口琴而且弹奏了二弦和单弦口琴。内行人听起来肯定是糟透了，会听的人听起来，肯定是笑话死了。但我自己既努了力也很感满意的，因为我相信基本调子还是过得去的，毕竟那时我还是一个爱唱爱弹的彝族小伙子嘛。唱弹灌音完毕后，我把我所带的铜口弦和竹口弦统统送给了音乐师，好使他们仿制使用。

五是让我为“大凉山恩仇记”做了一些宣扬工作(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这可以用这么两件事来说明:一是永华电影制片厂把我来港担任“大凉山恩仇记”顾问一事，作为新闻在报纸上作了报道，二是杨华等人尽量把我绍给当时的电影界人士，以扩大该厂拍制这部片子的影响，如名演员陶金是在街上遇到后杨华给我介绍的，陶签名送给了我一张照片。

还有一次是杨、查二人带我去参加一对电影演员的结婚典礼，见到一个电影“明星”就给我介绍一次，由她或他在自己的照片上(这些照片杨华带了一大把)签止名字送给我，如白杨等名演员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照片止写上“伟才君留念”人后送给我的。这些照片和所有在香港照的许许多多照片，在"文革”时期，为了少给我增加一点“罪恶”而统统被我爱人付之一炬了。

四、我当顾问得到的报酬。

以上就是我担任“大凉山恩仇记”顾问的经过。对此片的内容，主题和评价等各方面我都把它说不清楚，因为这部片子我根本没有参加拍摄，拍摄完成公演后我也没有看到过，只是听到看过此片的人告诉我说片子的开场字幕上有我当顾问的名字，而在当时我却从未想到过我的名字会以“顾问”的身份出现在银幕上。

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人家只有我这个直正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应聘当顾问并亲自到香港走一趟。然后把我的名字印上拷贝就行了，至于我能否起到顾问的作用，看来不是导演先生考虑的主要问题。

那么我这个顾问究竟得到了什么报酬呢？说来也是很好笑的。在香港的十来天当中，杨、查二人除了陪同我工作外，还每天都陪同我游玩、吃喝、照相，招待是很不错的。在港期间他们给了我一百元港币作为零用，回福州时送给了我三张英国人造丝。对此种种，我是十分感谢电影制片厂和杨、查二人的。

可一回到福州，我的老师同学们听说我这个顾问只得到这么一点报酬时就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当一部电影的顾问报酬是很高的，怎么只拿一百元港币、三丈丝绸就打发了呢？他们说我受骗上当了，本来多要一些钱完全是应该的和可能的，自己太老实，不会和人家讲价钱，自己放弃了这么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真是太可借。总之一个二个都在埋怨我。

当时，同学们的这些话，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去帮助人家拍一部关系到我们彝族的电影片，报酬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何况我还免费游了一趟香港，何况人家这样很好的招待了我，为我花去了这么多钱呢。但过后回想起来，同学们对我埋怨，为我抱不平的那些话，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