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成都解放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

1950年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与川康边游击队在邛崃桑园会师

1949年1月，由于中共川康特委遭国民党的破坏。为了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迎接成都解放，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游击武装队伍。10月，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川西南武工队”和成都地区农民武装统一组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纵队设纵队部，纵队下按地区编为支队：仁简支队、岷江支队、崇大新支队、斜江支队、邛大边支队、崃山支队、名雅邛支队、大渡河支队、临邛大队。

“川西南武工队”是1948年4月，经中共川康特委批准，大邑、邛崃的农民武装统一组成川西南武装工作队（简称川西南武工队）。这是一支在大邑地区坚持斗争的进步青年，由最初的50多人的农民武装发展壮大起来的队伍。以袍哥武装的名义开展武装活动，以“抗粮、抗丁、抗税”的名义，发动武装暴动

1948年7月12日，中共川西南武工委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暴动计划，决定先打大邑地主刘文彩的老巢。会议进行中，因内奸告密，刘文彩纠集地主武装200多人包围了开会的地方，并开枪射击。在战斗中武工队一队队长朱英汉牺牲，其他与会者幸得安全突围。国民党当局四处发通缉令，设哨卡，进行彻底搜捕和镇压。武工队根据中共川康特委指示，将队伍分成若干小股，采取打了就跑的方式，继续开展暴动。

游击队臂章

武工队讨论认为，大邑、邛崃离国民党重点盘踞的成都较近，如再搞公开的暴动较为困难，应搞两面武装，即表面上为袍哥武装、烟帮武装，而实际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其后，一部分武工队在吕英、李维嘉的带领下，深入到农民中开展工作，一部分武工队在肖汝霖、周鼎文的带领下，转移到川康边的象鼻子山，进行训练和整顿，以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为了与中共川康特委取得联系及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武工队队长肖汝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下山，不幸于途中被土匪抓获，1948年9月25日，肖汝霖被枪杀于离大邑县城不远的苏场。

1949年秋收时节，武工队在大邑等地深入发动和组织上万群众参加，以刘文彩为主要对象开展武装减租斗争。大邑地区的“二五”减租农民运动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十分恐慌，省主席王陵基亲临大邑县准备进行镇压，但由于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进展神速，王陵基只好狼狈逃回成都。这场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二五”减租斗争取得胜利。

籍田地区的农民武装秋收暴动，虽然受到挫折，但影响很大，给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以有力打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惊和恐惧。

1947年上半年，中共川康特委派中共党员陈俊卿、吕英（刘丹），到仁寿县籍田与当地的共产党员丁地平、邹玉琳具体组织和领导籍田地区的农民运动。他们利用袍哥组织做掩护，组织“青年会”，开展“吃大户”的斗争。

7月3日，组织起来的2000多名农民，打开籍田乡钟家湾国民党金库主任家的粮仓，把仓内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农民。7日，又根据形势召开会议，决定在该县的煎茶乡、刘公乡、籍田乡同时开展“吃大户”运动。会后，仅刘公乡就组织起1000多农民到国民党第四保的一个团长家，把约100担租谷分给农民。

国民党乡代表闻讯后，带领几十个乡丁前来镇压，群众及时转移。这几个地区开展“吃大户”的运动，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准备调集军队予以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通知籍田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停止了“吃大户”运动，暂时隐蔽，使国民党地方党部预谋镇压的计划落空。

籍田地区的“吃大户”运动，锻炼了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农民。中共川康特委认为在这一地区发动秋收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1948年9月5日，农民武装在籍田地区举行暴动，负责攻打区公所的战斗小组迅速冲进室内，割断电话线，收缴了乡丁的枪支弹药。正当战斗向纵深发展时，出现了意外情况。仁寿县警察局第一中队三分队押送巨款赴川大，当晚正住宿在籍田。当暴动枪声响起，警察误认为是来抢劫巨款的，便冲到街上，向暴动队伍射击，双方交火，农民武装队伍受到重创。这样，暴动已无法按原计划继续进行，指挥部下令部队后撤转移。但部队在转移时，又受到地方保甲武装势力的阻挠。中共川康特委迅速作出决定，兵分两路行动：一部分由邹玉琳带领，转移到洪雅地区活动；另一部分由丁地平带领，到资中县一带借参加修路，保存农民革命武装力量。

正是他们在边远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农村地区，不断开展游击战争，为农村武装力量打下了基础，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

中共川康边游击队印刷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