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二战初期的法国，不投降那么快才怪了？

在“二战”初期的1940年，欧洲第一陆军强国法国，为啥短短6周就被德国打败了，还主动投降？要知道，我们中国，“二战”时的国力可比法国弱多了，但面对强大的日军却坚持了14年啊！

而且，就在1940年这个时间节点，法军拥有整整117个师，总数超过200万的庞大陆军。法军的大炮数量是德军的两倍，坦克是1.5倍，飞机数量也和德军相当，而且法军以逸待劳，在纸面上的实力完全不输德军。

说完军事实力再说高级将领，法军的甘末林和魏刚，就是一战时挡住德国最后一波攻势的英雄。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这两人确实有两把刷子，所以当他俩面对德军时，应该是有心理优势的。但法国的溃败，居然就在6周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为啥会出现这样反常的情况呢？为啥法国没有像我们中国一样，在经历战争初期的失败之后，继续顽强地抵抗下去呢？

这事说的人很多，过去这八十多年，各种分析都有。有说法国人不会用坦克的，有说法国人士气出了问题的，其中最著名，就是“马奇诺防线”是个笑柄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解释都太单薄了，其实二战初期法国的快速投降真的没什么神秘的，只要你了解了当时法国自身的混乱，你就知道德军的胜利是个必然事件。

好，我们从头说起，也欢迎你在评论区批判我的看法。

战前法国混乱的政局

要讲清楚法国混乱的政局，这还要从1870年说起，这一年拿破仑三世离开巴黎，到前线去指挥对普鲁士的战争，却在那里战败被俘。皇帝失联，太子又不在国内，留在巴黎的政府官员就成立了临时政府，来主持对德国的前身普鲁士的外交交涉。然而，由于君主制突然终结，导致新成立的这个临时政府一直没能获得全体法国人的支持，也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两党制，而保皇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会各种作妖，结果就是政府不断垮台。

举个例子，从1930年到1936年，法国就更换了16届政府，每届政府的任期还不到5个月。就连内阁总理，也经常“跳槽”，从一个政党跳到另一个政党。这导致法国政府凝聚力极差。

孱弱的政府财政

一战，法国是惨胜，那真是被打得破破烂烂。光是在战争中死亡的法国军人和平民的总数，就超过了200万，工业产值也下降到战前的57%。

而法国在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法国财政进一步紧张。

这里插一嘴，当时法国政府的预算，有将近一半要用来支付上一战中欠下的外债和支付阵亡将士的抚恤金。

情急之下，法国政府决定压缩国防预算。这样一来，在德国走向扩军备战的1933年到1938年，法国的军事现代化反而开起了倒车。它在这五年里的军费总开支，还不到德国的1/3。

本来，“一战”后法国是打算建设一支强大的进攻型陆军，用主动出击的战略来防范德军。但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攻型陆军就显得太过于烧钱了。

一个法兰西笑柄？

于是，法国政府最终选择了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他们花费9年时间，耗资约50亿法郎，沿着法国东北部边境建造了一道永久性工事网，称为“马奇诺防线”。

这条防线上分布着300多座炮台、5000多个碉堡以及大量铁丝网。建好后，只需要少量现役部队，就可以守住马奇诺防线。至于它的缺陷，频繁更换的法国政府根本没有精力去考虑。

当然，建马奇诺防线的除了省钱，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再演一回一战时的剧本。

“D计划”

法国依托马奇诺防线制定了著名的“D计划”，他的战役构想是这样的：

一战的时候，我法国都没准备好，也打败了德国。更不用说我是老牌强军了，下次与德军作战，我的马其诺防线可以逼迫德军绕行比利时，而我英法两国联军在德国进军的道路上，准备好330万大军，只要德国按照这个剧本演，我们法国人是有信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让德国败得比一战更难看些。

你想，一个剧本，咋能演出两种情节呢？

就这样，在“一战”胜利整整20年后，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都变得越来越糟糕。政坛一直在勾心斗角，军费一再缩减，军队看似强大，战斗力却十分可疑。

德军不讲武德

很快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但是，德国人不讲武德，压根没有按照法国的剧本演，德国人改了关键情节，德军居然先进攻波兰，然后又突然从阿登森林里钻出来了，法国人猜错了开头，也猜错了结尾。

这让法军的“D计划”依赖的两项前提都落空了。

首先，德国第一个入侵的是波兰，而不是比利时。比利时出于自保心理，拒绝法军开进本国领土，这导致法国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机会。

另外，英国也没有按照预定计划，派遣足够多的援军进入比利时。

于是，二战爆发的前8个月，法军几乎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二战初期的战略主动权，就这样被白白错失了。

好了，以上就是1940年法国和德国的正面决战开始前，法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出现的一系列不祥之兆。

不过，虽说麻烦不断，但是法国毕竟还是拥有那么庞大的陆军。即使主动出击的计划没能实现，自保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法国的崩溃，却在短短6个星期里发生了，看呆了整个世界。

1940年夏天，德军进攻法国的这场战役，被称为“法兰西之战”。

有三位重要人物要对这场战役的失利负直接责任，他们是：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诺，以及法国陆军的前后两任总司令甘末林和魏刚。

总理的尴尬

雷诺总理个子不高却精明强干，擅长辩论。在战前的法国政治家里，雷诺是极少数预判到德国侵略行为的人。他本人是一位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当他在1940年3月成为总理时，居然仅仅以1票优势当选。为了拉拢人心，雷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些政敌加入内阁，这让他的决策变成政府行动变得极为困难。

不适应二战的“一战英雄”

法国战败的第二个责任人，是年事已高、爱好哲学的甘末林将军。他这时是法军总司令。

在一战中，甘末林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但他的缺点，比他的优势更加突出。首先，甘末林是一位保守派军人。他很看重自己在“一战”中的辉煌历史，但对坦克、飞机等新的军事武器知知甚少。

整个战争期间，法军的指挥部里连无线电台和电传打字机也没有。甘末林的命令，是通过摩托车手、电话甚至亲临前线的指示传递到部队的。

从法军总司令下达命令，到部队开始行动，中间要花费整整48个小时。这和德国军队的直接、高效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战场中的法军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另外，甘末林还积极参与政治。他和政府里的许多高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当法国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时，甘末林会主动要求削减军费，牺牲军队来维持自己的个人友谊。为了表达对甘末林的谢意，法国政府的部长们，甚至要求总理雷诺不要撤掉这位明显不称职的总司令。

好，我们说回战场。当然，甘末林也是有一把刷子的。1940年5月10号，当德国正式发动对法国的全面入侵之后，甘末林还是按照前面提到的“D计划”，把法军最有战斗力的30个师派去了比利时前线，和英国军队一道发动攻击。但他的动作过于迟缓，又没有留下足够的预备队，很快就被德国人的坦克抄了后路。

5月16号，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开始面临被德军包围的危险。

这个时候，忍无可忍的雷诺总理终于决定换帅，用另一位“一战”英雄魏刚将军代替甘末林出任法军总司令。

但雷诺总理的命令同样耽搁了48个小时才被执行，这就带来了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新任总司令魏刚，他的气质和甘末林完全不同。魏刚远离政治，反对削减军费，在法国陆军里属于强硬派。但魏刚身上的弱点更加致命。

首先，魏刚的军事生涯都是在参谋岗位上度过的，他没有独立指挥过任何一支大部队。这使得魏刚在做出决策时，出奇地优柔寡断。

另外，魏刚的英语不好，也看不上英国政府，这样英法两军的协同就出了问题。更要命的是，魏刚在政治上属于保皇派，他不仅讨厌雷诺总理，甚至还敌视现政权，那就更不要说去保护现政权了。

法军在战场的表现证明，魏刚在战场指挥方面的能力，也不比甘末林高明多少。5月19号他正式接过指挥权时，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境内的包围圈已经合龙了，整整16个师的精锐法军就落在这个包围圈里。魏刚花了三天时间去部署突围行动，但刚刚开始就被德国人打退了。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魏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和指责英国“背信弃义”上了。

而留在比利时的法军主力，最终在英国的努力下，经海路成功逃脱，这就是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行动。但是，光是救出十几万人，其实于事无补。因为逃离敦刻尔克的英法军队，把坦克、大炮和枪支都丢给了德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从1940年5月10号战事全面爆发，到6月初敦刻尔克撤退行动结束，法军的117个师在交火中损失了1/3。在德军新的主攻方向上，法国人只剩下了43个师，这时德军却有95个师。

面对这种困境，魏刚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到了6月12号，魏刚更是直接对雷诺摊牌了。他通知法国总理：与其让军队继续承受无谓的牺牲，不如直接跟德国人讲和，用投降来换取和平。

更糟糕的是，在雷诺总理身边，这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鼓吹投降的集团。这伙人的领头人就是一战功臣贝当元帅。

贝当宣称：法国的抵抗派受到了英国人的操纵，是在牺牲法国军人的生命去为英国捞取好处。反过来，投降才是为了法国好，才是爱国心的表现。

这种颠倒黑白的说辞，给雷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德军的进攻，则成为压倒法国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0年6月10号凌晨，德军逼近巴黎市郊。手忙脚乱的雷诺总理被迫接受魏刚的意见，放弃了首都，向法国南部撤退。这样，法国就从先前的军事失败，发展到政府崩溃了。

其实，当时法国还有另一条出路。战争爆发以来，强大的法国海军还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们的实力比德国海军强得多。法国在中东和非洲还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只要雷诺总理愿意，他可以乘军舰前往非洲，在那里领导一场长期抗战。

但法国海军总司令却加入了贝当的投降派集团，坚持要求立即停战。

法国总理雷诺最终放弃了挣扎。他同意派代表去和德国接洽停战，随后就辞职了。

1940年6月17号凌晨，新任总理贝当举行了第一次内阁会议，所有参会者一致同意立即放弃抵抗，向德国投降。

贝当和魏刚这样的大人物，明明已经获得了罕见的荣誉和威望，却在战争来袭时抛弃了自己的国家。这种灵魂深处的腐化和堕落，比军事上的失利更加可怕。

一丝希望

所幸，戴高乐将军立刻辞去了贝当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坐飞机到了英国，另起炉灶，创建了“自由法国”运动，领导法国的抵抗事业。

在戴高乐的努力下，二战结束后，法国不是作为耻辱的战败者被留在“二战”的历史上，而是分享了战胜国的荣耀，并在世界秩序中继续拥有重要作用。这样的命运转折，显然是1940年夏天，贝当之类的投降者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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