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记”与流行音乐

◎金兆钧（乐评人）

最近广州老“艺记”伍福生给我寄来他撰写的皇皇百万言《中国流行音乐史》，粗粗翻阅，让我回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记”们。

“艺记”这个词是我生造的，指的是当年的“文艺记者”。

1980年代中期我进入《人民音乐》的时候，一开始与北京文艺口的记者们有些生疏，因为刊物是月刊，业界的新闻报道有很大的滞后性。

说起来第一个打交道的是《人民日报》的梁刚。1987年4月我去广州参加“羊城花会”，结束时中国音协时任秘书长张非老师说深圳搞了个全国第一次青少年小提琴国际比赛，叫我顺道去采访一下。

到了深圳，因为联络问题，接待方说接待名单里没有我，好尴尬。梁刚听说了，立刻找到主办方为我说话：这是中国音乐界第一号刊物来的人。其实，那时他跟我并不认识。

回来后没有几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青年报》的于大公打来的。他告诉我因为太忙没能去成深圳，麻烦我给一个千字以内的报道。

我写了大概八百字的《奏然后而知不足》。接到稿子后他给我打电话有点兴奋地说：以后你有类似文章就给我们报纸，我们特别需要这种夹叙夹议的东西。

自此我就成为了《北京青年报》的常任作者。

同时也就知道了于大公就是那句“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的通俗音乐不再是一无所有”这句名言的作者。

此后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要去日本留学了，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一个记者蒋继强。

蒋继强也是过了不久出国了，又把我介绍给了张雅娟。此后和卢北峰、大仙、戴方、刘净植、吴菲等都有愉快的合作。

1987年底，我们单位联合几个单位在郑州召开全国首届通俗音乐研讨会，记得开会时楼顶上的大会议室冷得要命，我们提了半天意见也没人管，《人民日报》记者陈原出面一说，暖气立马就来了。

转过年来，陈原在《人民日报》发文肯定了崔健的《一无所有》。8月，陈原到我们编辑部，和同事们聊起当时刮遍全国的“西北风”歌潮，我听着忍不住也插了几句嘴，陈原转头跟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吧。

这篇稿子陈原足足让我改了六遍，他对我说：对不起了，我们报纸要求太严格，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一篇过不了关，这辈子也别想再给我们写了。

最终，1988年的8月23日，我的文章《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在《人民日报》发表。

1988年底，《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举行，陈原是操盘手之一。

转年2月，陈原又约我写了《心灵的呐喊——评张楚的〈将将将〉》。

此后我开始认识更多的北京各报的“艺记”们。

《音乐周报》与我渊源最早，那是1981年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北京市团委和教委联合召集来自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开了个关于邓丽君现象的研讨会。散会后，当时还叫《北京音乐报》的编辑吴扬老师叫住我，说我说的有点东西，约我写一篇文章。那算是我第一篇付之铅字的作品。接下来，1986年认识了田祝厚先生和周国安先生，其后就是杨晓冬，他是著名作曲家羊鸣先生的公子，那时在音乐界极为活跃，他后来在1993年约我和宋小明加盟新创办的《演艺圈》杂志，共事了几年。

1991年，北京各大传媒的“艺记”联合发动为华南特大水灾义演。记得当时参与的有新华社的秦杰、《人民日报》的陈原、《工人日报》的梅大传、《中国青年报》的胡健、《北京日报》的初小玲、《光明日报》的谌强、《北京晚报》的李光、《音乐周报》的杨晓冬，还包括电台系统的贾际、张树荣等等，总之，北京主流媒体的“艺记”该说是悉数到齐。但并没人跟我打招呼，后来我问起这事，他们只是笑说：你们是学术圈，不算我们新闻媒体。

这些平面媒体的记者朋友大多跟我约过稿，其中胡健曾创立了一个流行歌曲的销售榜，约我每期写个点评，他的同事谭明有一篇《流行音乐病了》在当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有一天《华夏时报》的记者孟菁伟约我去家里吃饭，说是想约我开个专栏。我说你们报纸已经有一个署名“亦周”的专栏，虽然是大圈子的艺术评论，写得很好，不必再开个类似的，何况这作者肯定是媒体圈的。孟菁伟开始坚决不肯告诉我是谁，最后说就是秦杰。

当然，我们此后都是好友。

到了1996年的时候，张树荣、秦杰、宋小明和我一起发起“中国歌坛十年回顾”系列活动，北京媒体的朋友大多成了“工作人员”，李光还特地请来全国十大晚报记者前来助阵。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内地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过程中，全国各地的“艺记”们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稍后的《音乐生活报》1997年创立的“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也曾对内地流行音乐有过重要的影响，只不过那时由于传媒的迅速发展，“娱记”们开始扮演更活跃的角色，“DJ”们更是成为了主流推手。那是另外的故事了。2024.12.22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