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到苏区中央局决议说道：“缺席裁判，不许上诉”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推举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和陈郁五人为主席团。会议通过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陈绍禹）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央政治局。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选举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在米夫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事变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做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文中提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形成“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夸大主观力量，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首先到武汉、南昌、九江、长沙、宜昌、沙市及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苏区周围的地域“建立工作”，尽可能在上海、唐山、天津等大城市“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责令各级党部“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

决议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人”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迁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

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与临时中央的战略决策，大相径庭，同时，与苏区中央局前线与后方的成员也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与碰撞，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的个性认识，在那时特殊的环境下，很难化为中共集体意识，于是批评毛泽东，声讨毛泽东，主张毛泽东离开红军，就随之出现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工稼祥等，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此，“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和统一。工农红军必须更加积极起来，开展“胜利的进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粵赣，赣东，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2月9日，周恩来撰写《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一文。文章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中国已首先受到日帝国主义的屠杀和宰割，而“国民党政府更宣称‘赤祸甚于日祸’，‘对日必先剿共’”。强调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中心紧急任务是要以‘拿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动员全中国群众”。苏区的党应积极领导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迅速地巩固地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配合全国的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此文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第一期上。

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我们不应坐待敌人来攻，等待保守只有失败；我们更应积极地向外发展，猛力地向敌人会攻。中央苏区的党应抓紧目前时机，加紧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积极地发展革命战争，迅速地取得中心城市，首先是夺取赣州、吉安，向北发展，扩大和贯通赣江上游两岸的苏区，使赣东南与湘赣边两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再进而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并发展福建、湖南、湖北的苏维埃运动，以取得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红军主要的是担当战争的任务，做群众工作，尤其是筹款，不能妨碍他的作战和作战的准备与训练工作，过去将这三种工作重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错误的。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扰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毛泽东仍不同意，周恩来表示接受。在攻打的城市选择上，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贛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守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于是，便由中央革俞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继续着一九三一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日前应该更进一步地贯通湘贛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途。”根据这个训令，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二月三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这次战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赣州的敌方守军原来估计只有八千人，事实上却有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而攻城的红三军团却只有一万四千人。赣州的地势又易守难攻。它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自然难以攻克。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了重大牺牲，仍没有能把城打开。赣州又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三月初，敌方援军——陈诚部主力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这两个师的兵力约二万人。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克，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撤围赣州后的4月1日，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的计划，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第二天，东路军立刻掉头南下，经龙岩直插漳州城郊。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占漳州。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翦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但正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对这种状况却十分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苏区中央局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倾。”“这个事实发生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后。

四月四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洛甫执笔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二万余言，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达七八处之多，如：对苏联力量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大会的决议“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甚至连深人土地革命，肃清苏区的地主武装也都被指责，说什么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

该文章又指责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中心任务“放在脑后”，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这篇严厉声讨“右倾机会主义”的檄文，后来毛泽东称之谓：“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十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甚至提出“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蹂躏”。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 狄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日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日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

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贛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1932年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粵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绝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 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

1932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所作的决议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央指示“完全证明了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

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诚惶诚恐地作自我批评。这个决议，和五月十一日的决议相比较，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

针对性之一，是进一步检讨 “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划清犯错误的时间界限。在思想路线上，苏区党代大会没有指出“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实际任务上，没有规定“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在军事上，没有以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常常束缚在分散筹款，分散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上”等等。“一箭双雕”，即是批评毛泽东，又是指责任弼时在党代大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针对性之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早在一月间中央局讨论打赣州时，毛泽东曾反对打这一仗，但多数同志坚决主张打，结果红三军团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不得不撤赣州之围。三月中江口会议上，毛继续批评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利用“一二八”事变后抗日反蒋的新形势，红军先打通赣南、闽西两苏区，沿武夷山向赣东北发展，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发展游击区，进而向浙西、皖南推进，声援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行动。

这和临时中央所要求的迅速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以配合和响应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在平汉路两边及长江流域，包围武汉”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江口会议决定，红军分东西两路，继续“夹江而下”，向北发展。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红军行动的毛泽东，说服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攻下漳州，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

这一胜利不但没有唤醒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反而又加以指责。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下，苏区中央局六月决议中检查道：这是“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的“保守主义”，不但“影响到红军向外发展的行动， 还不能达到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为了使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与其他苏区红军配合行动，达到“全战线上的一致”，决议规定必须建立起“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 ‘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大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是与泽东思想对立的。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六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煌煌大文，茅塞为之顿开。知道是采用的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然不大以为然，但他心领神会地说：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