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有为”新提法的现实意义与文化渊源

作者：廖群 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今年12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其后11-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一个新的提法。就宏观政策而言，“积极”二字经常见到，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年一直是我国财政政策的基调，但“有为”二字却是首见。因而新提法的新颖之处在于“有为”。有专家说新提法背后含金量很高，其实，既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文化渊源。

“有为”，就是“有作为”，不仅是要行动，要“干起来”， 更重要的是要有行动的成效，要“干得成”。就像说一个人“年轻有为”，不仅是说此人勤奋肯干，更重要的是赞其能够取得成就，或政治上受到重用，或经济上致富，或学术上成名。因而在“积极”二字后面加上“有为”二字，是要求宏观政策不但要积极，而且要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过去14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这当然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结果。经历了30余年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历史性地从高速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过渡，就像一个男孩的身高增长，从12岁（或11岁或13岁）开始从每年长10公分以上转至每年长10 公分以下一样。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超出了预期，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近4年。人们对经济放缓的惯性没有充分认识，对抗衡惯性的艰巨性也认识不够。于是，近4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当前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5.5 - 6.0%）以下，今年前3季度更在新冠疫情影响消退的情形下降至5%之下，以至需要第4季度下猛药才能完成5%左右的全年增长目标。

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局面的严重性，从9月24日开始政府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随之10月份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强劲的反弹。但11月份反弹势头减弱，部分经济指标回落，说明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现在来看，虽然今年完成5% 左右的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明年，在外部环境由于特朗普政府加剧打压我国必然恶化的形势下，反弹能否有效持续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市场广泛预期明年的增长目标仍将定在5%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揽子增量政策必须加码并更加有效。也就是说，宏观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重在“有为”，务必起到将经济增长速度稳住的效果。这是“有为”新提法短期的现实意义。

鉴于GDP在2035年比2020年翻番是我国既定的硬性战略目标，“有为”新提法的中长期意义更不可忽视。为实现这一硬性目标，今后11年，即2025 - 2035年GDP的年均增速不应低于4.50%。再考虑到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性，这11年间的增长曲线必然是前高后低，且曲线的 陡度不应低估，所以年均GDP增速2025 – 2030年应该高于4.80%，2031- 2035年应该高于4.30%。前6年4.8%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但从这几年的稳增长情况来看，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内需复苏的艰巨性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这就要求宏观政策不但要更加积极，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更加“有为”，即产生更加强劲的稳增长效应，确实促成2035年目标的实现。这就是“有为”新提法的中长期现实意义。

实际上，不仅是宏观政策，全社会，包括各行各业，都应弘扬“有为“理念；所有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和政府，都应展现“有为”精神，坚持以发展为硬道理，为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奠定微观基础。要杜绝“躺平”而继续地“卷”起来。关于“卷”，当然要防止“内卷”，即无效益地“卷”，但应不惜“外卷”，即高效益地“卷”。“卷”风正是新时代“有为”理念和精神的新的体现形式。

还不得不提到的是，“有为”新提法虽在现在来看新，但在我国却有很深远的文化渊源，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有为”理念。众所周知，我国文化虽儒、释、道三家鼎立，但以儒家为主导；说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应不勉强。那儒家与佛家和道家以及世界其他宗教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一是“入世”与“出世”，二是“有为”与“无为”。

“入世”与“出世”是宗教的一个原始性命题，也是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个既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又为哲学深度关切的问题上，儒家有强烈的主张，体现了与道家、佛家及其他宗教哲学不同的明显特征。就中国的儒、释、道三家来说，儒家从诞生时（春秋末期）起就主张“入世”，佛教以“出世”起家，道家则处于“入世”与“出世”之间，被称为“逃世”。当然，佛家与道家都先后于唐朝和两宋之际引入了“入世”因素， 但未改本色。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传统上都是“出世”的。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新教，导入了“入世”精神，且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起码从财富论角度，基督新教变成“入世”的了，而且正是这一转变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其他宗教也在不同程度上先后引入了“入世”精神，但“出世”本色不变。可见，儒家是世界上最早主张并此后一致坚持主张“入世”的哲学；“入世”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宗教或哲学的首要特征。

“有为“与”无为”也是中国哲学或宗教的一对范畴，是古代精神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哲学精神、处世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入世”为何呢？儒家自创立起就明确地表明，“入世”是要“行善”，即促成世界达“善”。这就关系到儒家“入世”后的两大基本主张，一是“为善”，即达到“善”的目的，二是“有为”，即促成“善”达的行动，可分别称为“入世为善”和“入世有为”。应该说，“为善”是世界上各个宗教或哲学的共同目标，但如何“为善”却看法不一。儒家认为要通过人对现世（现实世界）的“有为”，即积极、努力并卓有成效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促成“为善”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有为”主张。法家和墨家也主张“有为”。但与此相反，道家主张“仙道贵生”，享受但不介入现世，是对现世“无为”。当然，道家也说“无为而无不为”，从目的论来说是“有为”，但从行动论角度还是“无为”。佛家既然主张“出世”，即脱离现世, 当然就谈不上对现世“有为”了，是彻底的“无为”。世界其他宗教或哲学都不存在“有为”的说法，且除了基督新教之外所提倡的都是与“有为”相反的“无为”。基督新教对于“有为”理念的吸收，如何才能“有为”的探讨，和“有为”力度的要求也远不及儒家。因而“有为”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哲学或宗教的第二大特征。

也就是说，“入世有为”为儒家的基本主张，是与其他哲学或宗教的根本区别所在。如前所述，儒家是我国社会的主导性哲学、文化或宗教，因而“入世有为”是我国文化的主导性理念，已深深地扎根于国人（我国人民）的潜意识之中，铸就了国人明显地区别于他国人的“有为”精神。正是这种“有为”精神，使得我国在过去5000年的历史中在世界上屹立不倒。就经济发展而言，根据安格斯.麦克逊教授的研究结果，我国经济在过去2000余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按人均GDP衡量发达程度都领先全球；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国人“有为”精神“，进而儒家“入世有为”理念的结果。

就改革开放以来而言，笔者通过研究形成了儒家“入世有为“是过去46年我国经济强势崛起的文化或哲学渊源的观点，可称为中国崛起”入世有为“论。这一观点初步阐发于2019年出版的拙作《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成因追踪》一书，更为系统、深入与细腻的分析与论证将见于即将出版的《根深叶茂 – 中国经济崛起的儒家渊源》“一书中。

中国崛起“入世有为”论，形成于笔者对我国经济增长奇迹成因的追踪研究。追踪研究发现，过去46年我国经济崛起的一系列经济学成因的背后，是国人的五大经济行为特征，即超高的致富愿望、超强的吃苦精神、炽烈的学习热情、高昂的储蓄/投资意愿、和强烈的攀比心理。这五大经济行为特征由国人的”有为“精神所铸就，而”有为“精神渊源于儒家的”入世有为“理念。

儒家“入世有为“不仅是过去46年我国经济崛起的文化渊源，还将是今后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思想动力，动力既包括国人的”有为“精神，也包括政府的”有为“政策。所以，当看到”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新提法时，笔者深受鼓舞，相信渊源于儒家“入世有为“理念的国人的”有为“精神和政府的“有为”宏观政策，将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尽快稳定，并在将来的20 – 30 年间中高速与高质量发展，促成我国2035年和2050年两大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