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困难？跟契诃夫练习一门手艺｜罗新、淡豹对谈回顾

近期，书评周刊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和方所北京店举办了“跟契诃夫练习一门手艺”对谈活动。下文为活动现场实况。

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作家、剧作家。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1890年，这位此后成为俄国大作家的年轻人从莫斯科出发，前去远在东边的萨哈林做实地调查。在萨哈林，他经常早上五点就起床，白天展开高密度的工作。他走访了几乎所有的监狱和定居点，接受他访谈的有数千人。百余年后，教授人类学的学者基伦·纳拉扬从契诃夫的萨哈林调查中辨别出了“许多具有民族志色彩的分析和描绘”，由此重组其课程和写作，并在2012年出版《生活在写作之中：与契诃夫一同磨砺民族志技艺》（以下简称《生活在写作之中》）一书。

这本书将民族志研读与创意写作并置，通过分析包括《萨哈林旅行记》在内的诸多文本，为“动笔困难综合征患者”、打算试一试非虚构写作或者希望磨砺写作技艺的人，提供了从经典文本中寻找灵感和遗产的线索。小说和随笔作者淡豹在这本书刚出版不久读到它，多年后开始着手翻译。2024年，《生活在写作之中》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推出。

11月2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和方所北京店举办了“跟契诃夫练习一门手艺”对谈活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为世纪文景新版《萨哈林旅行记》撰写导读的学者罗新，与小说和随笔作者、《生活在写作之中》译者淡豹围绕《生活在写作之中》《萨哈林旅行记》两本书对谈。对谈由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主持。

本场活动在对谈之余，也聊及看书做笔记这件小事，看似古老的、被嫌麻烦的“做笔记”在今天还有意义吗？有兴趣的书友不可错过。本部分内容放在了文末，在那里，还有两位嘉宾对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日常出逃计划”的回答。

以下为这场对谈实录，内容有删减。

对谈嘉宾｜罗新 淡豹

主持、整理｜罗东

纳拉扬与契诃夫

主持人：《生活在写作之中》是一本民族志写作指南。这本书选择的文本主要为小说家契诃夫萨哈林岛调查，也有其他具有民族志写作特征的作品。咱们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与契诃夫一同磨砺民族志技艺”，是学习契诃夫的民族志论证方式，还是他如何进入田野或者田野笔记、田野日记的记录方法？如果“我”不是学人类学，也不做相关学术工作，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吗？下面请本书的译者淡豹老师为我们介绍。

《生活在写作之中》，[美] 基伦·纳拉扬 著，淡豹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年8月。

淡豹：今天下午坐得这么满，大部分朋友应该不是学人类学的，也不需要写民族志。那么读《生活在写作之中》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仅是教材性质，我们没必要坐在这里。

本书作者基伦·纳拉扬本人就有跨文化的背景，出生在印度孟买，长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人类学。她使用印度的民俗叙事文本——例如宗教仪式中念诵的故事、合唱过程中的叙事形成——做研究，对女性叙事也感兴趣。她一直把文本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在一起，很有自己的特色。她最开始只是想写一本关于怎样读、怎样写民族志的写作指南，这样的书并不鲜见，但她在写作过程中遭遇了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改变了她的写作方式、改变了她对民族志的理解，也改变了这本书的核心。

纳拉扬发现契诃夫（不仅是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对人的观察，对空间、时间、地点、声音的描述方式、记录方式以及创作性转化的方式，都可以为各种创作性非虚构写作所用。

纳拉扬提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刚才提到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非传统的、追求绝对客观的新闻报道之外的非虚构写作，包括特稿、长报道，也包括我们在朋友圈里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那也可以是某种非虚构——都可以用上这本书里讲到的“如何描写细节”“如何描写人物”等技巧。除了描写方式，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观察和思维方式的塑造，比如，在民族志实践中，通常就像契诃夫本人一样会区分近景和远景，近景是特写式观察，远景是概述描述。比如，民族志的存在前提是比较。又比如，民族志在书写过程中通常会把个人特质放在共享的思维模式中。这些不仅会对我们的写作有帮助，也会对我们的理解方式有帮助。

她提的第二个概念是“具有民族志色彩的”（写作或文本）。不一定只有专业领域之内的民族志写作才能具有民族志色彩，我们的调查报告、小作文都可能也可以具有民族志的色彩。如果这是你的追求、兴趣，这本书可能就对你有用。

活动现场。（方所书店供图。）

我们经常谈到“阅读的意义”，而这本书似乎在告诉我们“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阅读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尝试提炼一件事情、尝试观察和记录一件事情的过程也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改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会改变我们跟社会的关系（不仅改变我们对社会的认知，也会改变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纳拉扬这本书确实不是一本干巴巴的写作指南，她告诉了我们契诃夫如何因为写作、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不仅是所谓社会行动意义上的改变社会问题，直接参与到社会行动中，而且他通过写作不断地自我质疑，也在锚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就算大家不想写，说不定会因为这本书你会有点想写。

刚才说的是实用主义的好处，最后讲一点“附加分”，她写得确实很好，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阅读指南很多，这几年这本书的出版方华东师范大学“薄荷实验”书系品牌下出了好几本人类学阅读、写作方面指南的书都很优秀，这本书的特点是，在具备学科意义的同时，因为纳拉扬遭遇契诃夫之后，契诃夫的写作过程和人生殿堂成为另一条主线，使得阅读它也是读一本很不错的与传记相对话的随笔，是一本把写作经验、人生经验、契诃夫写作史和作者个人阅读史结合在一起的书。

1890年，

契诃夫出发去萨哈林

主持人：淡豹老师刚才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这本书远远超越了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一般理解。它适合每个爱阅读爱写作的人。是的，契诃夫的萨哈林之旅改变了《生活在写作之中》这本书的写作。契诃夫是1890年从莫斯科出发的，目的地萨哈林岛注定让他身心备受煎熬。当时他因为写出了《草原》《黄昏集》等篇章、短篇小说集而名声大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却要踏上一段如此艰难的行程？罗新老师为世纪文景新版《萨哈林旅行记》撰写了导读，开篇也提到了这一点。接下来请罗新老师谈谈他对契诃夫当初这一决定的理解。

《萨哈林旅行记》，[俄] 契诃夫 著， 刁绍华、姜长斌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12月。

罗新：我不是研究契诃夫的专家，只是受命写一个导读。我年轻时读过《萨哈林旅行记》，这次又认真读了一遍，再研究一点资料，就这样匆忙完成了这个布置的作业，把它交了。

我想我也没有认真反思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行为？孤立地看很奇怪，一个人在这个年龄，而且是在明显身体有问题（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他已经有肺结核征兆了，当然他讳疾忌医，不做检查，怕别人说自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哥哥也是这个原因去世。

但是，放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这个更大的范围里来看问题就很有意思。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气氛是今天的中国人很难理解的，也许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对这个世界的发展有责任，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不只是读书人，但特别是读书人，也就是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有的直接采取行动，比如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也有的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写作的人来参与这场重大的社会变动，文化的、思想的变动。

1900年左右，契诃夫（左）与托尔斯泰。

作家里分出好几种人，包括两个极端类型的人：一是托尔斯泰这样的人，他要积极行动，而且认为有希望，要给人们以希望，所以他的作品都是英雄主义的、深刻反思的、积极行动的、批判性很强的；二是看到了人性和社会黑暗的、深层的、难以解救的一面，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无能为力的这一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然也有较为积极的，像屠格涅夫，也有表现比较冷静、两边不太沾的，也就是契诃夫这样的人。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他跟别人写的激烈行为、重大变动，把人推到某种极致环境下逼着你呈现一种内心深处的东西、把矛盾推到极致的表达都不一样，他写的是啰嗦的日常小事，看起来好像他不关心时代大事，但他的小说主题，每个都关系到当时一些事，关系到时代的问题，包括讨论什么是幸福、幸福应不应该存在、应不应该把追求幸福当做人生目标，什么是正义、世界上是不是可能有正义等。

契诃夫。

我们看到他这种思想倾向，就不太会疑惑他为什么去萨哈林岛。从俄罗斯比较中心的莫斯科、彼得堡去最东边的太平洋上的萨哈林岛，他去这个地方非常不容易。后来他写成《萨哈林旅行记》也没有包含他在路上的过程，只是他在路上不停地写信回家，给不同的家人、编辑、朋友写，这些信件写他沿途见闻、经历、所思所想。这些信件很重要，在我们过去出版的《萨哈林旅行记》里没有包含，今天（指世纪文景新版）包含了进去。

我想他那时候一定没有想过要写民族志。他就是对俄国远方发生的我们都不关心的事，他想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把《萨哈林旅行记》看成多种类型的文本，从多个角度认识它，说它是旅行作品没问题，说它是社会学作品、纯科学考察报告、医学作品也可以。它的确是多种作品。淡豹翻译的这本《生活在写作之中》，作者把契诃夫所有作品，甚至研究契诃夫的作品都读了。

我顺便说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质量真高，近年来我参加各种评奖，对当前新出版的书读得不少，但翻译这么好的在这五年里我只读过一本——《奶酪与蛆虫》。因为翻译这本书有一些专业上的难度，读的时候你想不到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同时你也不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写的，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生活在写作之中》这本书我非常快地读完了。这里面分析的作品可能有三四十种，其中重要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看了作者介绍应该读的书就有十来种。写印度、写非洲、写东南亚的，作者举了好多例子，都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和题目。

我再说一下“民族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一般说民族志都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调查文本，对异乡、对一种完全跟自己母文化不同的文化，说白了就是对贫穷落后地区、遥远的交通不便地区的人群和社会的调查而写成的文本。我们知道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训练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术范畴），因为现在不太容易找到人们过去接触不到的陌生社会了。

之前有一部很好的电影《隐入尘烟》，当时我看了后说这就是民族志，反映了一年里的生活方式，怎么盖房子、怎么种地，我觉得那就是民族志的影像记录，其实现在我们更需要记录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应该不只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的事，其实是每个人的事，是我们个人留下生活印记的事。

在写作内外：

契诃夫的困难和准备

主持人：《萨哈林旅行记》可能会被今天的读者归为医学人类学或别的学科分支之中。受制于现代学科分工，我们似乎一定要把哪怕是一百年前的作品放到我们熟悉的表格里进行归类，才能找到它的位置。契诃夫不是以现代人类学家的身份来进行他的旅行和调查。当然，即便没有这一身份，进入田野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是少不了的。请问淡豹老师，契诃夫从莫斯科动身去萨哈林岛前，他处于怎样的状况，做了哪些准备？

淡豹：一个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去世，我们往往会把这个人放在去世时的坐标上，百年之后的人往往根据这个人去世时的状况来理解这个人的生平，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起起伏伏。契诃夫在作出以上选择时，大概他的内心状况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一位成功的戏剧作家、小说作家、俄国文豪之一，一位被俄罗斯人民所钟爱的有道德情怀和社会使命感的人，他不是带着这些东西踏上他的萨哈林之旅的。1890年契诃夫去萨哈林的时候有一颗失败者的心，他是背着困境踏上旅途的。

基伦·纳拉扬（Kirin Naray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和语言学院荣休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教授。著有《说书人、圣徒与恶棍：印度教师承传授中的民间叙事》等。

这也是为什么纳拉扬在初遇《萨哈林旅行记》时一下子在其中看到自己，很快入迷，重新组织了她写作的线索。纳拉扬自己当时也困在写作里，想要找些东西激励自己。

当时契诃夫身体不好，咳血，有靠近死亡的讯号，之前他写短篇小说成功，有名气，自己是满意的，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一项比较小的困难是他需要在写作和医学中找平衡。他是做过医学训练的，医生的身份和他的爱人之情紧紧结合在一起，但他也爱写作，所以他有句话说，医学和写作分别是他的妻子和情人。他无法决定如何分配情感和时间，这是他给编辑写信时说的。这还是一个成功者所面临的很小的选择困境。

他的第二个困难是当时写了一出戏《林妖》，上映之后相当失败。他期待很高，但满堂嘘声。我们如今可以用转身成为电影导演的小说家来想象这一处境，一位成功的、极为年轻的、被世人视为天才的小说作家遭遇了职业失败。这出戏几年之后被他发展成了《万尼亚舅舅》，可是那时他面临了一盆很大的冷水。

新版《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2020）剧照。

契诃夫还有第三个关于自我、关于人的更抽象一些的困难。他当时具有如此明显的才华，所以在俄国作家界中拥有的真正朋友并不太多，有些人见他面时什么都好、充满友情，但背过身后全是嘘声，他也生活在嫉妒和恶意里。他的生活很琐碎，不是今天我们看石黑一雄、村上春树那样家里有人管家，家外有经纪人辅佐。契诃夫是他大家庭的经济支柱、大管家，是这个家庭社交上的联系人，他的妹妹玛莎和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可是对外找房子、弄钱、给亲戚介绍职位，这些事情都是他在做。他的心里全是事儿，要处理的事情很杂也很具体，他也很在意这些。

我们共情一位伟大作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远，好像我们不配这样想，但他的生活处境有时我们还是能感同身受的，他有成功作家的一面，同时他也有一些类似小知识分子的困境。我自己看契诃夫的作品时，对他写的小知识分子生活、对庸俗的恐惧，甚至对于幸福生活的恐惧都有很深的贴近感。

他去萨哈林之前做的准备很多。他弟弟米沙在“考公”，听讲座、记笔记，大家住在一起，他看到了米沙关于俄国的监狱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笔记，很感兴趣。他就开始看大量关于俄国监狱制度的书，关于官僚体系的和萨哈林岛的历史，包括向萨哈林流放犯人的历史，他都在看。

根据唐纳德·谢菲尔德的《契诃夫传》，到1890年他出发前一个月，他到莫斯科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给“考公”的弟弟在税务部门谋工作，也去拜会监狱管理部门的官僚，去游说他们，请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让他能进这些地方，其中也碰到了一些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困境，例如托关系找到一位官员，人家嘴上说完全支持，但上路之后那个官员就发电报出去，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告诉他。

他在这个过程中对各个部门的游说，为弟弟谋工作，为了这个项目做的繁杂准备……这么多条线上的沟通和磨折，“要把事情办成”背后的那些筹谋和麻烦是这个项目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契诃夫逝世一百年后我们回忆以及看到这本书的成品时不太容易注意到这些，但这些始终围绕着他。

他去萨哈林的路上写信，到了岛上就不太好写信了，他妈妈四处找他，他的家庭这时候也缺钱，他母亲给他的朋友们写信，说我们很需要钱，我们真的没有钱了，“亚历山大也不给我们寄钱”，亚历山大是契诃夫的哥哥。这样的事放在今天的真人秀上，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人太不容易了。契诃夫当时就处在这样的处境里。

他回来之前，母亲给他写信，说玛莎（契诃夫的妹妹，终身陪伴他，有些像经纪人的角色，帮他管家）需要一条毛领子，你在那边给她买一条北极狐的毛领子，给我带四件貂儿。契诃夫在萨哈林上船，经过中国香港，到新加坡、科伦坡，经过锡兰，又过苏伊士运河返回俄国，在苏伊士运河他买了两只猫鼬。

作为写作者，作品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创造性项目，同时其它事也不能说没有创造性，到最后可能一方面是自己创造性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让自己生活中的这些事不只是琐事，而是让它有助于自己的思考、观察、对人的理解，且对自己的写作决心有所帮助，可能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化过程。

《生活在写作之中》这本书不是出版社找我的，是我跑去找出版社。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合适的译者，十年前找来这本书看，觉得很好。当时我开始写作了，读到这本书对于我也是一种安慰，虚构、非虚构，民族志也许有融合的空间，也许可以先不想文体，先考虑主题和技巧，先去观察和理解，这对于还在寻找自己文体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

主持人：淡豹老师提到她是自己决定翻译这本书，虽然很多年前就读她的文章，不过来之前我去搜索材料才发现七年前她就曾通过纳拉扬这本书讲契诃夫和民族志。刚才她讲契诃夫的处境和准备让我们意识到，写作者的准备工作不只是我们可以想像的那种跟文献、跟材料有关，这个过程还缠绕着很细节、很琐碎的事情，也是一个“生活工程”。我们都知道，罗新老师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旅行者，这些年写了《从大都到上都》，也主持了“远方译丛”。罗新老师您的旅行尤其是写成游记的旅行，是忽然产生的想法吗？还是有所准备？

罗新：开始去旅行并且最后把自己的旅行形成文字的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长处，哪怕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也有自己的所长，同时一定也有自己的所短。

我的长处是我自己工作几十年，上学、职业，而且我很长时间做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恰好又是走长城外面那条路，这是我专业范围内的。我想在历史层面也做一些准备，不需要做太多准备，不是很陌生，这是我所长。

但我也有所短，特别是跟做调查报道这些与现实有更密切关系的人比起来，缺点就特别明显，我不太能跟现在活着的人打交道。也许这对做学问来说是一个优势，我不太关心外面在发生着什么，就是做我的书。但你开始写东西，你写的东西又跟外面有关，那缺点就一下子被放得很大，这一路虽然是在人烟不那么稠密的地方，但还是见到了好多人，我写不进去，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些人打交道，我没有跟他们聊过，哪怕聊天，可能我也聊不到位，人家懒得搭理你，所以没有留下什么生动的话。我的这个缺点真的被放大了，过去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打算写《从大都到上都》的时候特别明显。

怎么办？我拼命在过去的空间里把这个人从历史上拉到现在，写我过去知道的什么人，读的书里的人，跟这些人对话我就显得比较自然了，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工作。但我的确不会跟活着的人打交道，现在我还想进一步做什么写作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缺点简直无法改变，这是很大的遗憾。但我不是说所有做学术工作的、特别是做书斋型学术工作的人都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有人还是很厉害的，我也很佩服，但是我不行，对于写作来说只好发挥自己的所长，避开自己的所短，不能说不行还硬上。

改编电影《契诃夫的思想》（Чеховские мотивы，2002）剧照。

至于做准备，有的需要事前做，有的需要事后做，《萨哈林旅行记》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契诃夫读了很多俄国监狱制度、流放制度方面的书。但即使在那个时代，更不用说现在，人们不太关心远方发生的那些传说中很黑暗的事情，你还是过你眼前的生活，有人甚至拒绝去听，你说哪个地方发生了很糟糕的事，“不听不听，反正我没看见，跟我没什么关系”。当然，契诃夫不是普通的俄罗斯人，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勇于去探寻这些黑暗的、残酷的现实。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刑事犯罪者都是坏人，他没有把这些人当坏人对待，他是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他知道人不分好坏，只分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可能今天很多人已经具备了这种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我”、不太好的“我”，甚至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做出极糟糕的事情来，可能触犯深刻道德的事情，这是人性，是我们自己。他是一个小说家，他真的能够有能力去面对人性的复杂性，要不然他不能做小说家。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点什么，事前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有时候这些工作准备不完，怎么叫准备好了？所以行动还是必要的，如果准备没有做好，或者是在行动中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好也没有关系，写之前还来得及，回来再做准备也来得及。

1900年左右，契诃夫（左）与高尔基。

主持人：罗新老师对他自己的部分讲得不多，而且讲的是一“短”一“长”，这“短”讲的是缺点。当准备完成，进入实地现场，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现实的挑战、一些来自新奇材料的诱惑，可能忘了出发的目的，忘了此次旅行的主题，或临时更改了选题。淡豹老师做了许多田野工作，包括在福建安溪的调查，相信她有很多具体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下面我们不限定具体主题，请她谈一谈感受最深的那部分。

淡豹：学者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民族志写作并不是从田野回来之后才开始，也就是说，不是区分“田野阶段”和“民族志写作阶段”两个时期，虽然基金申请上可能必须这样做，但是民族志写作从田野，甚至有时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开始了。田野工作的过程也是民族志写作的过程。这种理解也给我一种安慰，譬如想写中国今天的生活，那自己先把今天的生活过好、想明白、记录一下，这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不是在书房里写下某个作品第一句话才开始。

不过，的确，有些东西要“去了”“开始了”才清楚。纳拉扬在书中提了一个建议：写民族志，或者写一个社会群体，你要找到对于这个社会群体具有概括性的隐喻。这个隐喻往往可以从当地人的语言、思维方式中找到，发现它之后，就算民族志不写，也会进一步理解它。这个内容就不太可能在做田野调查之前就知道，还是要深入当地生活之后才有概念。

另一个现实因素是，可能原来觉得自己要研究的题目很重要，是依据学科内的情况、自己所处社会的情况而决定的，而到了当地，你会因为当地人认为什么重要而改变判断，这是一种反思机制。

不只是描述事实：

契诃夫笔下的地点

主持人：对细节的捕捉总是最能考验写作者的手艺。接下来，请淡豹老师从《萨哈林旅行记》中选一段契诃夫关于“地点”或“声音”的描述，并为我们朗读。契诃夫是如何做的，给了写作者什么启示？

淡豹：我想读《萨哈林旅行记》第152页，讲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这个地方，以及杜伊卡河口这一带的气候。我觉得这段特别好，这段正好纳拉扬也分析了一下，她写得也很好。

“这里过分湿润，值得引起农学家和卫生学家的特别重视，一年中雨雪天气平均189天，其中下雪107天，下雨82天（在切列波韦茨县下雨是81天，下雪是82天），天空中有时一连数周布满阴云，只好借酒浇愁，许多冷酷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残忍，许多善良的人和性格脆弱的人因为一连几周几个月看不到太阳而永远丧失了看到美好的希望。波利亚科夫写到，1881年的6月份没有一个晴天，而在农业督导官报告中可以看到，在四年的时间里，每年从5月18日到9月1日，晴天的日数平均不超过8天，大雾弥漫，在这里是经常的现象。尤其在海上，对于海员来说这是真正的灾难，含有盐分的海雾，据说对于沿海植物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既影响树木又影响草场。下面我将要谈到一些屯落，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由于这种浓雾，已不再种植粮食作物，全部耕地改种马铃薯，有一次，在一个晴天里我看到浓雾像一堵乳白色的墙壁一样涌过来，仿佛是天穹落下一道白色幕布似的。”

改编电影《契诃夫的思想》（Чеховские мотивы，2002）剧照。

纳拉扬在《生活在写作之中》第二章写地点的这一章引用了这一段，她分析说契诃夫不仅告诉了我们关于地点的实情，而且也让我们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到了地点的氛围。

写地点的氛围，不是为了增添知识，而是让我们感知住在那里的人的氛围是什么样子的，那时没有温度计，我们到如今也不是靠温度计感知周围的，人对于一年物候的变化，一个地方的气候压抑还是明朗会有自己的感知，契诃夫希望我们得到这个东西，纳拉扬也一样。纳拉扬说，阅读是我们踏上一段旅程，民族志学者要进一步提升对这种旅程的感受，不仅让读者了解一个地点的事实，还能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书中写到，这段里契诃夫就是从统计数据开始描述“布满铅色云层的气息”以及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压抑感。在这个段落结束之前，他把这些数字和关于潮湿阴冷天气的概述置于一个他观察到的具体时刻之中，也就是说这时候契诃夫的“我”出现了，这是一具肉体，一个有物质性存在、有具身性感知的人物进入到了这幅画面之中。

“浓雾像一道乳白色的墙壁，天穹落下一道白色幕布”。这是视觉化，也是高度文学化的修辞，配合前面的数据和概述，读者会从不同角度身临其境。

主持人：想感受契诃夫更多这样的细节描述，大家可以找来《萨哈林旅行记》读一读，同时也可以在《生活在写作之中》这本书中看到对它的独到分析。契诃夫在这些细节之外，整体的表达、呈现给我们的文本还是比较“克制”的。

罗新：因为他想把《萨哈林旅行记》写成医学调查报告，所以一定写得像科学，像刚才淡豹念的这段里，很认真地抄数据、抄人名、抄资料，把人家房间里的表格都抄下来了，好像真的是在做科学调查，几乎不抒情，他写小说也不太抒情，他是一个很克制的人，文字非常克制。

写不下去怎么办？

截止日期是“生产力”或“鞭子”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大概都会遇到的，那就是写不下去，比如写论文、写报告、写PPT，哪怕不是做这样的写作，有时候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发感想也会经历这种痛苦和纠结。两位老师是否遭遇过？你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罗新：你说的必须写又写不下去，最经典的时刻就是写论文，必须要毕业，必须要写出来，那都是有时间要求的。我们过去时间还松一点，现在的学生3月份必须预答辩，5月份必须正式答辩。实际上创造性的工作不可能跟着时间表去走，因为大脑的活动很神秘，不知道怎么工作的，不是给张时间表就可以按那个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截止期限比较重要。无论多么艰难，当然一艰难就搞不下去了，就会搞别的，东搞西搞，但最后会回到这上面来，只要有截止期限基本都会完成。我们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回事，好像它不停地逼着你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做准备，到时候就可以完成。如果没有任何压力，一旦我写了几句写不动了，我肯定马上放弃。在我现在的桌面上至少有四篇文章都写了1000字左右，其实都是任务，谁跟我约了一下，但他不来催，写了一点我写不下去了，就搁这儿了，如果来催了，我就集中精力写完了。

其他时候在写作方面的纠结是很多的，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哪怕不以写作为生，做学生时写作业也有这种体验。我类似这样的问题是，有些题目我做着很有意思，突然一下做不下去了是因为我意识到，反问自己这对我的专业有什么意义呢？有朋友可能知道我写《漫长的余生》就是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就想写，甚至当时因为去美国访问一年，我跟别人承诺要把这个完成，可是去了之后等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时突然想，这在学术上有什么意义呢？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我就写不下去，就放下了，这一放好多年，直到另外一个无聊的时刻出现。2020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写，把它写出来了。但我仍然承认它还是没有解决我最初的难题，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也不知道。

契诃夫。

主持人：我听完罗新老师讲的之后发现他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不一样，他写作其实没有问题，他的问题是有关意义的，即便遇到具体的写作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而是要求他什么时候交稿的那个编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痛苦，憋不出来，好像有东西想写，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写了之后又删掉。

罗新：不是没有，有时候我也总结，虽然没什么写作经验，但我也会总结遇到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往往是第一句话没有想出来，如果我把第一句话想出来了，后面很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一本正经开始写了，但写了半天跑去看电视了，其实就是因为第一句话出不来，出不来就写不下去。

淡豹：请教罗新老师刚才罗东提过的一个问题，写一本书之前本来想写那个主题，结果进入材料后文章写着写着变成另一个主题了，您有没有这种情况？

罗新：我听说有这样的，自己没经历过，我是比较严格地事先想好以后只完成这一个任务。的确有写着写着想到别的事，那个灵感更吸引人，就把这个放弃了，重做，另起炉灶。

淡豹：那就是另外一个项目了。我写不下去的情况是这样：我特别怕截止期限。因为我是“卷一代”，80后嘛，我小时候已经挺卷的了，最近刚跟朋友唠，上小学的时候坐在我母亲自行车后座，路上要求我拿英文数数，一二三四地数沈阳路上的白杨树。以至于，我也有内驱力，但不在考试上，台下当父母的要小心这个事情，不要让孩子一直感觉头上有鞭子。

我刚写了一个小文章，我们学校1997年教室里就安监视器了，好多黑线连到中控室，谁课间吃零食，自习室收拾书桌，会被播报批评，我一直很有被监视、被要求的感觉，比如我好好写一个东西，如果编辑老师随口一问写得怎么样了，我那天就很难写下去，开始逃避。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惧怕压力的人，其实很多东西不应该是压力，本来就是朋友闲谈、随便聊聊，但那对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倘若没有压力，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就嗖嗖地快。我很想写，但害怕被看着的感觉，无人关心也不知道进度，我倒会写完放在桌面上。

对于写作困难，纳拉扬在《生活在写作之中》里提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不仅是弄香薰、跑跑步这些常见的舒缓或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而且是真的让人继续写的方法。譬如说，你可以描写自己所处的环境，项目写不下去，但你试着描写一下你面前这张桌子、你的空间，它能让你进入到写作的状态，让你恢复观察的感知。

“花絮”：做笔记这件小事

（本场活动环节之一是请淡豹为大家朗读一段契诃夫描写萨哈林的内容。在准备时，现场围绕“做笔记”聊了聊。以下为实录。）

主持人：淡豹老师做了笔记，正在找要为我们读的契诃夫段落。借着这个间歇，让我们来讨论一个题外话。现场的朋友现在读书还会做笔记吗？

罗新：说到笔记我有话说，我年轻的时候仗着自己记忆力好，不太记笔记，但等到我50多岁，记忆力明显（下降），老觉得自己记得那么重要的东西哪儿去了，恨不得把一本书重新读一遍才能找到，过去大致知道在哪儿，翻一遍就知道了，就这样被迫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近年来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也就越来越知道记忆力靠不住，还是要靠自己写下来。过去老师们一再敦促不要靠小聪明，要记笔记、勤动手，那时不知道老师说得多重要，现在当然知道了，等我去跟年轻的学生说，他们也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记得住，对他们有用的他们都记住了，我想只有等他们到一定年龄才会开始记笔记。

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用大本子记，大本子的问题是不能老带着，不方便。我从2022年开始，陪一个美国朋友保罗·萨罗佩克，11年前他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开始走所谓的“智人走出非洲”之路，他的目的是走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本来的计划是七年走完，结果走到第九年了还在中国，今年第十一年了才刚刚走出中国不久，现在还在日本。

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带了好几个不同的笔记本，其中有一个是特别小的、捏在手里、搁在兜里的笔记本，我们走几步他就突然拿出来一边跟你说话一边记，我突然意识到怪不得有时候我白天想好了一个东西回头拿出笔记本时又忘了，我也跟他学习，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晚上回家在大本子上写。

今年夏天我走长城，白天就记小本，觉得别人说的这话很有意思，或者觉得景象很有意思，当场就写下来，晚上回去誊写在大本子上。

《书店》（The Bookshop，2017）剧照。

淡豹：契诃夫那个时代记笔记有信，自己写的信件对方会保存，对方给自己的信里也会有自己写的内容引用，他们写的信件也可以成为复原当时记忆的方式。

我感觉现在特别依赖于“那天拍下的照片”，这是另外一种图像化的笔记，也很有用，安妮·埃尔诺就比较依赖照片，或者说照片成为她进入个人历史、再移动到群体历史的中介。如果记笔记、记日记，生活会丰富很多。昨天有朋友跟我说她看2015年的日记，聊起2015年我在校书稿，昨天她问我那本书后来出版没有。当时我“理性”地回答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时她进入了自己的历史，我作为朋友应该问问她自己读着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掉眼泪。所以，日记、笔记、讲座稿，就算我们不写作品，这都是将来跟自己更好的对话方式，而且说不定我们会像考公的米沙一样，自己的笔记刺激了契诃夫的写作。笔记跟现在我们通常当做记忆材料的图像、视频相比还有一个好处，它更模糊一点，有时这种模糊性反而会进一步帮助我们。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4日常出逃计划”

新京报书评周刊：1890年，俄国作家契诃夫从莫斯科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萨哈林岛。在那里，他经常早上五点就起床，白天展开高密度的工作。他走访了几乎所有的监狱和定居点，接受他访谈的有数千人。他当时已经因为《草原》《黄昏集》等作品在文坛名声大振，却还是踏上了这段注定让他身心都备受煎熬的旅途。那么在老师们看来，作家走出写作的“舒适区”去探索另一种写作，对于他们的写作这项事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年轻人流行“微出逃”（gap day），老师们有没有想要短暂逃离的想法？

淡豹：的确，“上路”可能不仅是逃离，而且经常是让自己站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方式，就算这个事情做出来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罗新：我想我生活中天天都在“微出逃”，真正“出逃”做不到了，我们都是契诃夫的“套中人”，我们都是那种人，有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规则把我们框定在一个特别小的网络中。小孩在那儿待着，你说你不管他，你下楼去了，那不可能。有时候自己能够左右的空间是极小的，但的确存在着“微出逃”，暂时放下看个电视、看个剧，出去转一转，或者玩游戏——虽然我没玩过游戏，但我很羡慕那些玩游戏的人——或者换一本书看，我看一本书太累了，某种因素影响了我，看不下去了就换一本。比如我睡觉之前同时看四五本书，这本书看不下去了就马上换本也挺好，也许有一天同时完成了呢。

运营团队

联合主办 新京报书评周刊 薄荷实验 世纪文景

方所·北京店

本文撰写 罗东

本文编辑 吕婉婷

本文校对 刘军

新京报书评周刊

隶属于新京报的文化领域垂直媒体，自2003年创刊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动态，向读者提供有关文学、社科、思想、历史、艺术、电影、教育、新知等多个领域的出版动态与学界动态，提供诸如专题报道、解释性报道、创作者深度访谈等深度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