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精神近乎崩溃……”，显示取证严重违规——内蒙警察邢志强案件旁听思考（9）

开篇的话

朋友你好

2024年11月26日，27日，安在旁听内蒙警察1995年定性为正当防卫变为故意杀人的发回重审庭审。（点击打开）

细节部分形成旁听思考系列。现为第九期：

证人证言是证据种类之一，应当是证人耳闻目睹的与案件有联系的客观情况，即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以及发生争议的事实。

证人陈述与案件无关的事实，不应作为证言的内容；证人的分析认识或者法律评价也不能作为证据。证人证言应是自己亲自所见所闻，如果是别人看到或听到转告的所谓传闻证言，也不能作为证人证言的内容。

证人证言属于言辞证据，主观证据。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反映案件情况的直接证据。其效力来自于对其合法性、可靠性、真实性的综合判断。

邢志强涉嫌故意杀人案，年代久远，主要物证原始证据灭失，邢志强零口供。证人证言就显得极为重要。

庭审显示，公安机关对邢志强这位公安局副局长案件取证证人证言，至少有三处严重违规。

一是主要证人取证均在刑事立案前。公诉人列举证人证言，其中，唯一亲历证人王某柱证言作证17次，且证言极为不稳定，对于关键情节多次变化。吴丹红律师指出，证人证言充斥“我认为，我猜测……”的描述，证明力极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发生在刑案立案一年前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效证据，这是《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公诉人予以反驳，反驳却极其无力。

二是证人作见证人证言被污染证言充数。邢志强案件的核心情节，控方列举三人，其中一人文盲，却能准确讲出摩托车型号却讲错摩托车颜色，案件当时在夜晚，其证言既不准确也有指供诱供痕迹，不可信。另一人则为其丈夫，完全是“听老婆说……”的传闻证据，应当排除。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充数的证人还是另一证人王某柱指认现场的见证人，听到了王某柱对于案情的全部描述，证言严重被污染。

三是证人被威胁取证。唯一亲历证人，就是王某柱。重审庭审以视频方式出庭作证，接受质证。其证言又回归到作证最初证言：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邢志强开枪。解释自己的证言之所以多变不稳定，是因为自己被带到留置点、看守所、被定位，精神近乎崩溃……证言以此次视频出庭为准。

我国法律规定，证人有作证义务。相应的也规定，办案机关有保护证人、不威胁证人、为作证提供方便的义务。对于询问地点，法律有明确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

这一规定，以方便证人保护证人为原则，到指定地点提供证言为例外。竟然被“挖掘利用”“活学活用”使用到令证人精神近于崩溃……

辩护人吴丹红律师将邢志强涉嫌故意杀人案定义为零口供、零物证案件。最初安在感觉对于被最高检核准追诉，又被原一审法院判决无期的案件，证据竟然薄弱到如此地步，是不相信的。

旁听庭审，首先是震惊。

震惊于17份证言的密集、多变、提取时间。震惊于证人充当见证人这种常识性错误，更震惊的是证人当庭披露的被胁迫。

亲历让自己相信自己真是少见多怪，轻看了某些人政治品格低下、胆大妄为——

在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满怀信心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耳熟能详的今天，有人竟然赤裸裸地无视民意也无视中央要求，公法私用、公权私用、以权压法。

万幸，发回重审了。邢志强案件辩护人是吴丹红律师。然而，案件反映出的问题触目惊心，有着生存土壤，每一位追求法治进步国家昌盛的法律人都有责任予以强力纠偏。

或位高声宏，或力微言轻，都是推动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