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赵浚凯：大数据时代犯罪类型发生变化，刑侦剧也要跟上

在中国刑侦罪案剧的领域，赵浚凯的名字是业内一个响亮的标签，他参与的作品中，不乏《重案六组》《亮剑》《一双绣花鞋》等经典作品。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与电视剧《黑白森林》的导演、编剧赵浚凯进行了一次对话，探讨了他创作这部剧的过程，以及他对于刑侦罪案剧未来发展的见解。

《黑白森林》海报

在谈及《黑白森林》的创作灵感时，他提到：“黑白系列的创作宗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础，一直没有变过。我们一开始就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比较庞大的，简单叫‘黑白宇宙’。”

这个“黑白宇宙”不仅仅是一系列罪案故事的集合，更是对中国大陆本土罪案事件的深刻反映。赵导强调：“我们中国大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当中的罪案事件。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因为犯罪的形态不一样，犯罪的模型不一样，犯罪者表现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空间。”

在谈到创作过程中的挑战时，赵浚凯坦言：“对于我来讲，就是老话讲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他自述从《重案六组》开始，就一直与警察群体和各种“灰色”人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长期的积累，使得他在创作时能够信手拈来。他强调：“只有当你的认知和感受远远地高于或者深于观众的感受时，你才能去相对真实地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

他在采访中也分享了一些曾经采风调研过程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死刑犯的“临别真言”，他感慨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点，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我认识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天生犯罪人’，没有所谓很多国外刑侦剧爱写的那种什么反社会人格，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走上这条不归路。”这些真实的人性展现，让他笔下的故事更加引人深思。

对于刑侦罪案剧的未来发展，赵浚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预见。他认为：“推动此类题材发生变化的，并非取决于创作者主观的意愿与想象。”他强调政策因素和市场需求对题材变化的影响，同时也提醒创作者：要避免恶趣味内容，保持创作的初心和创新，只有如此，刑侦罪案题材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黑白森林》剧照

【对话】

几十年的积累，那些故事信手拈来

澎湃新闻：首先想跟你聊聊《黑白森林》的创作灵感来源。这部作品是基于某个真实案件吗？还是有其他因素触发了你的创作构思？

赵浚凯：《黑白森林》从创作序列上来说，它是“黑白”系列的第三部。黑白系列的创作宗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础，一直没有变过。我们一开始就想给观众呈现“黑白宇宙”的概念，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指我们中国大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当中的罪案事件。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因为犯罪的形态不一样，犯罪的模型不一样，犯罪者表现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空间。

大家往往容易把我们警察群体在创作中，归为一类高度相似的角色类型，但他们也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分工，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侦破手段和由侦破手段而带来的执行主体，自己本身社会角色的变化也是非常动态的。当我们把“警”与“匪”这两类角色作为两极，放在我们的罪案世界里去表现的时候，其实能够演绎出非常生动鲜活的中国大陆本土的罪案事件。这是我们黑白系列创作的第一个大的宗旨。

我们在所有的创作里面，都要深入探讨人心和人性，这才是我们大陆本土特色。而且比如说《黑白森林》，它是有着明确的地域特征和案件类型，在明确的地域特征和案件类型的基础之上，我们筛选了一些案例，其实它是有真实的案件的原型和真实的人物原型在里边。

澎湃新闻：你提到地域特征，在剧中是能够听到演员们的方言特征的。在你心里构筑的这个世界，它大概是处在哪个地域？

赵浚凯：广东、福建这一带。《黑白禁区》我们讲的缉毒的故事，所以它发生的主要地域是在西南，它在西南这个好理解，过去大多数的毒品源头地，它最重要的经过路线是从西南，然后经过两条线，一条北上，一条南下。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警察里，之前只有两个地方设了专门的缉毒的副厅级单位，一个是云南，一个是广东。

然后到第二部《黑白密码》的时候，讲的是西北，西北那边过去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反恐问题和涉枪问题，所以《黑白密码》是那样一个背景的故事。

那么《黑白森林》为什么要放在广东？第一，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八九十年代，非常发达的经济地区，当地犯罪分子有什么特征？一是眼界是极其开阔的，犯罪类型也不太一样。第二，就是经济犯罪，尤其是“洗白”。很多人早年间起家的时候，靠打打杀杀，靠争地盘争市场，靠暴力垄断了一些资源。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法制的完善，大多数原来沾“黑”的群体，他们开始转型。很多人都已经转换成了企业的老板。这就是我们的大的故事背景。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在电视剧创作的范畴里面，你聊到的一些内容可能是需要规避的东西？

赵浚凯：对于我来讲，就老话讲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因为我从入行以来，一直对于这类题材就高度地关注，非常有兴趣，从早年间《重案六组》我第一次做执行制片人算起，到后来参与剧本创作，我一直在做这类题材。这一类题材，永远是来自现实生活的，一定不能只靠脑子去想。从《重案六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北京很多警察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通过他们又了解到了他们“对面”的一些形形色色的“灰色”人物，然后这种工作习惯就这么2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

甚至这一路走来，我光了解的死刑犯大概都不下20个，我其实听到了很多人的临别真言。你想，当他们这些东西被我逐渐沉淀下来，成为创作的基础，那编故事对我来说，就是个技巧，故事架构、情节、人物真的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因为这些人都活在你脑子里。只有当你的认知和感受远远地高于或者深于观众的感受时，你才能去相对真实地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否则的话，那就是应付差事。

澎湃新闻：你前面提到了你了解的死刑犯会有一些“临别真言”，在这些话里有什么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赵浚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点，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我了解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天生犯罪人”，没有所谓很多国外刑侦剧爱写的那种反社会人格，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走上这条不归路。我参加过警方好多次破案会议，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大家一起分析犯罪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犯罪动机无非就三点，一个是为财，一个是为情，还有为仇。

我刚才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是这些人的大多数，谈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感恩，很少有人在死之前还跟我聊对这个世界的恨都是什么。他们会说，小时候我记得隔壁的邻居给我了一口什么饭，上学的时候哪个老师曾经表扬了我一下，某次开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得到了谁的帮助，进到社会上之后，哪个大哥曾经给我口饭吃。

第二个更难想象的是什么？大多数犯罪分子对于亲手把他们抓入监狱，乃至判死刑的警察是没有恨的，他们甚至会敬佩他们的职业。就是说这些死刑犯在生命最后一刻，其实想起来的或者说感念的，还是人生中那些有光明的时刻。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能请你谈一谈宁理老师吗？他的演技在业界与观众之中一直广受赞誉，你对于他的表演有哪些见解？以及你所观察到的相关情况是怎样的？

赵浚凯：宁理老师具备两个极为关键的特质，其一是厚积薄发，其二是相当的稳重且精准。

在这部戏中，宁老师在表演上的拿捏极为精确。在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问题：倘若抛开角色的职业属性，他应当去演绎何种形象呢？

实际上，他所需要塑造的是一位内心世界破碎的中年人形象。其压力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来自职业领域，家庭层面亦有诸多压力。在其生活里存在着诸多纷繁复杂、越理越乱的情感关联，于职场之中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就这一方面而言，宁理老师的把握堪称恰到好处。

创作要坚守初心，不能有恶趣味

澎湃新闻：我们也清楚社会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之中，犯罪的形式以及犯罪分子的心理动机也在不断演变，你认为我们的刑侦罪案剧在题材方面后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赵浚凯：我认为推动此类题材发生变化的，并非取决于创作者主观的意愿与想象。从我的经验来看，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点便是政策因素。中国的影视市场是受政策导向影响显著的市场。对于我们的创作而言，只要坚守初心，不采用那些噱头或者恶劣趣味的内容去迎合观众，便不会受到这种管控的影响。第二点，则是市场的需求程度。这类题材一直以来都有很高的观众需求，如今中国大陆市场正蓬勃发展，这类题材已经趋近于百花齐放的状态，但和所谓的“走到头了”还相差甚远。

但是，在此类题材创作之中，我认为，千万不能出现恶趣味内容。那种恶趣味极具危害性，就如同老鼠屎坏掉一锅汤一般，极有可能致使整个题材和类型的创作，都遭受彻底的打击而难以为继。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能陷入自我重复的创作陷阱，切不可看到某种题材火热之后就一拥而上。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既要汲取过往成功作品的宝贵经验，同时也要明确自身的创作方向与创新路径。

澎湃新闻：提及同质化问题，当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许多地区的案件侦破难度降低，恶性案件数量也有所减少，那么对于刑侦剧而言，其题材创新的空间是否真的变得狭窄了呢？

赵浚凯：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就我国而言，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已经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只要犯罪行为留下痕迹，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便是必然的事。

社会在持续发展变化，例如小偷这一犯罪类型已近乎绝迹，现在大多数地方已经见不到小偷了，公安系统中的反扒工作路线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现今许多曾经从事反扒工作的精英警察都投身到了反电诈工作当中。电诈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怎么可能没有创作素材呢？关键在于创作者能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不过电诈相较于凶杀案件而言，似乎其本身所具备的天然戏剧冲突不够强烈，是否意味着其创作难度更大？

赵浚凯：我觉得不是。戏剧创作手段与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电诈题材能够叠加诸多元素。犯罪形式发生转变之后，与之相应的破案方式以及应对措施同样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题材，在中国数字化管理如此发达的当下，各类数据近乎完全透明化。倘若真的出现高智商犯罪或者高智能犯罪，那么现有的一切秩序都有可能瞬间崩塌，这是极为可怕的一种情形。

未来刑侦剧在创作方面，我觉得仍然具有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例如高智商犯罪与高科技犯罪等类型，只是当前从事刑侦罪案创作的人，你能否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而已。

许多人对于反电诈工作存在误解，认为仅仅是在街头发放一些小传单，陪同大妈前往银行进行拦截，或者是给诈骗分子打电话进行斥责，这种认知不够全面。如今的电诈手段以及反电诈手段都高度科技化，咱们不懂行的人看来，甚至带有科幻色彩。

回顾过去，以前小偷盗窃的是纸钞来用于消费，而如今大家普遍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个人收入也以数字形式存在，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数字资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归零？面对这种社会情形，创作者应当如何把握创作方向呢？如果你仅仅局限于研究以往的犯罪类型，那么能够用于创新的素材必然会减少。

澎湃新闻：在你的观察之中，当前市场上是否存在一些刑侦犯罪题材的模板式表达，而这些表达是较为虚假的？

赵浚凯：确实存在。我算是长期从事此类题材的创作工作，平台对我可能较为信任，因此时常会有一些本子推荐给我，或者有别的朋友请我帮忙看看本子。其中有些本子的内容过于悬浮，比如完全不理解中国警察的话语方式，也不清楚中国犯罪分子的真实心理状态，甚至连杀人犯、强奸犯以及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三者之间的细微差别都无法分辨。而且我能够明显察觉到，这些本子的创作者受到了他们所观看影片的影响，而那些影片大多并非国产影片。有些创作者受美剧、英剧的影响，这还算是稍好一些的情况，有些创作者是观看韩剧并将其中的元素生搬硬套到自己的创作里，但是那些作品的风格、内容、人物，很多与我国的国情严重不符。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很多刑侦题材创作者闭门造车，根本不知道的细节。比如在中国，破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破案经费。所以若要创作中国的罪案剧，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情况，积极与各地警察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关系，切实掌握中国真实发生的犯罪事件相关信息。如果没有像我这样的机会去接触这些群体，也缺乏与相关人员建立联系的渠道，那么你至少应当查阅中国的案件卷宗，因为这些卷宗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件情况。但现实中却存在一些创作者，他们既不查阅卷宗，也不与警察或者犯罪分子进行交流、采访，仅依靠阅片量来支撑这类题材的创作工作，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显得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