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王度庐：一位武侠大家的没落与重现

一

经常聊武侠，就有朋友让我推荐武侠小说。

每当碰上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在一番故作深沉后，强烈推荐这位被人遗忘的武侠作家和他鼎鼎大名的作品。

是的，与他的作品相比，他太默默无闻了。

如果你向普通读者询问，保证会大失所望，十个人里也不一定有一个知道他，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陌生，早已被尘封在故纸堆里。

如果你向武侠读者询问，答案可能会稍微好些，五个人里也许就有一个知道他，但真正读过他作品的人又少之又少。

在古龙时代，知道他的人已不多，古大侠为此感叹过读者们的健忘；如今又过了四十年，知道他的人当然会更少。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在他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他的作品却凭借一部电影天下皆知。

他，就是王度庐，那部电影是《卧虎藏龙》。

二

2001年，李安凭借电影《卧虎藏龙》成为了奥斯卡的大赢家。在电影的片尾出现了王度庐，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他。此时，距离他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1930年，已经过了七十个年头。

1980年，古龙写下《写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的系列回忆文章，第一篇即是王度庐。在文章中，他写道：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武侠小说，那个时候，我最不欣赏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是王度庐。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王度庐的小说太淡。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
每个人都有七八岁的时候，可是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每一岁都会过去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过去的，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成熟转变。
所以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可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也是王度庐。

古龙写这篇文章时，出版社正以古龙之名在“增删、标点、评注、续写”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大概并不知道他已过世，而此时距离他创作《宝剑金钗》已过去四十余年。

古龙更不知道的是，在不久之后，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将被聂云岚“改写”成《玉娇龙》和《春雪瓶》，并在《今古传奇》上连载，在让这份杂志风靡全国的同时，也让聂氏赢得了杂志评选出的前两届长篇小说奖。

三

王度庐，原名王葆祥，字霄羽。

1909年9月13日，他出生于北京后门里一户汉军旗人家。彼时，大清朝正风雨飘摇，旗人们坐享俸禄的制度特权已经废除，生活日渐窘促。

在他出生那年，比他大了十岁、满族旗人之子的舒庆春，刚在内务府刘家（宗月大师）的资助下上了一年私塾，而另一位旗人的孩子毕连寿六岁，即将开始他半年私塾、两年小学的短暂学生生涯。

相比之下，王度庐是幸运的，他的父亲要等到他七岁才过世。舒庆春比他惨，一岁时父亲便死于八国联军之手；毕连寿更惨，出生前一个月父亲便去世了。

在学业上，舒庆春比另外两位幸运，虽然由于经济原因从中学退学，转头便考上了师范，从此过上了教书写作的生活。毕连寿没读完小学，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当了学徒。

王度庐也当过学徒，却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因家离北大近，他常去旁听；毕连寿显然没有这样的条件，而是直接进入了江湖。

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常常遮掩住个人的悲欢离合。不管是舒庆春，还是毕连寿，或者是比他俩小的王度庐，在时代的大潮中都有自己的飘零故事。无论他们走过的路有何不同，他们都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光照了各自的领域。

舒庆春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老舍，毕连寿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连阔如。与他们相比，王度庐的遭遇更富有戏剧性，一度名震大江南北，却在更长时间里湮灭无闻。

四

1938年5月30日、31日，《青岛新民报》发布《本报增刊武侠小说预告》，称：“已征得名小说家王度庐先生之精心杰作长篇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即将刊出。”

八十多年前的这则广告启示，是“王度庐”这个笔名的首次见报。至于为什么叫“度庐”，他的解释是“希望能够靠此，混一混，度过这段艰辛的日子。”

此前一年的春天，他与妻子李丹荃应妻家伯父伊筱农的邀请，来到了青岛。在伯父的照看下，他们的生活幸福而舒适。可惜，战争的阴影挥之不散，国破往往导致家亡。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了。

伯父伊筱农的房子被日军占领，家产被没收殆尽，他只能和妻子带着伯父及12岁的妻妹迁徙逃亡到宁波路，生活再次陷入了极度艰难之中。

幸好，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他迎来了命运的曙光——在街头，他遇到了一位正在《青岛新民报》当副刊编辑的老朋友：关松海。

关松海向他发出了武侠小说的约稿，他答应了。他们都没有想到，正是这场街头偶遇，让一位武侠大家从此横空出世。

据说，宁波路那片老房子属于青岛巨富“刘半城”刘子山。在青岛沦陷后，很多房客都撤离了，许多房子空出来。王度庐一家租住在宁波路4号。

从1938年到1949年的12年间，他在这里先后写下了几十部小说。2014年，宁波路4号被青岛市政府确认并挂牌为王度庐故居。

五

其实，在以王度庐之名创作武侠之前，他早已投身创作。

1926年，他十七岁，在北平《小小日报》上发表了侦探小说《半瓶香水》《黄色粉笔》和“实事小说”《红绫枕》、社会小说《残阳碎梦》，署名“王霄羽”。五六年间，他在该报共连载发表各类小说20余部，甚至模仿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还形成了鲁克探案系列。

也是在这份《小小日报》上，他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30年8月，《鳌汊海盗》开始连载，署名霄羽。

转眼到了1931年，《小小日报》创办人宋心灯聘他担任编辑：“由于报社极小，他既要编副刊，又要写评论及连载小说；晚上则需等新闻稿到了以后，再赶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也是他……所以，实际上他既是‘主编’，又兼校对，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

在王度庐成为“主编”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日全面战争山雨欲来，那是老北平最后的余晖。

在张北海的《侠隐》中，这一年发生了一场师门血案，李天然的师父全家遇害，唯有李幸免于难，一段新的恩怨情仇将在五年后开始。

1931年，距离老北平落日余晖见证物《旧都文物略》的出版还有四年，离张北海出生还要五年。这一年，王度庐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同为旗人的李丹荃，他们的命运从此牵到了一起，再也没有拆开。

编辑，写作，这是积累的岁月。遗憾的是，张北海魂牵梦萦的老北平并不能维持王度庐的生计。1934年，李丹荃离开北平去了西安，不久，他也离开北平赶赴西安，开始“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的日子。

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32年的夏天，李寿民以“还珠楼主”为笔名，在天津《天风报》开始连载《蜀山剑侠传》。这部奇幻仙侠作品架构了一个宏大的世界，风靡了整个中国，至今犹有回响。

1934年8月，李寿民在天津电话局的同事兼好友朱贞木也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在《天津平报》上连载《铁板铜琵录》，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月后，与王度庐同为旗人的老舍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断魂枪》，偶露峥嵘却从此“金盆洗手”。

1935年，行走江湖的连阔如，结合自身经验，以云游客之名开始撰写《江湖丛谈》，介绍江湖行当与艺人生活，并揭秘了无数江湖门道和骗术伎俩。

1938年2月，宫白羽与郑证因合作在天津《庸报》上连载《十二金钱镖》，得到了沦陷区读者的极大欢迎，两人一举成名的同时，也分道扬镳。

1938年6月1日，王度庐新的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在《青岛新民报》副刊《新生》上开始连载。同年11月16日，他开始连载他的武侠代表作“鹤-铁五部曲”：《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舞鹤鸣鸾记》《卧虎藏龙传》《铁骑银瓶传》。

与此同时，他的言情小说《落絮飘香》、《古城新月》也同步连载。在很长时光里，他一手写武侠，一手写言情，堪称左右互搏。他的武侠署名王度庐，言情署名霄羽；而为他武侠配图的刘镜海，在言情小说配图时署名许清，也是左右互搏小能手。

整个四十年代，是他创作高峰期

除了“鹤-铁五部曲”，他在其他报纸上还连载了《风雨双龙剑》《彩凤银蛇传》《纤纤剑》《舞剑飞花录》《大漠双鸳谱》《春明小传》《琼楼双剑记》《锦绣豪雄传》《紫凤镖》与《燕市侠伶》等作品。

然而，小说创作并不能完全维持家用，所以，他的正职工作是教师，执教于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学和市立女子中学。他的课还不错，很受学生们爱戴。

七

在崇尚文以载道的中国，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小道。

最早发现小说社会功能的人，是时代的先知梁任公。他认为小说是“大道中的大道”，在1902年便大声疾呼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从1902年起，小说类报刊杂志开始蓬勃发展，一时蔚为大观。现实往往比戏剧更奇妙，在五四运动之后，小说出现了严肃的“五四新文学”与通俗的市民小说之明显分流。

同样写世道人心，同样写悲欢离合，在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眼里，“鸳鸯蝴蝶派”这种以迎合读者、消遣娱乐为目的通俗市民小说，只是才子佳人、神仙志怪们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

在革命文学语境盛行的漫长年代里，“鸳鸯蝴蝶派”这类通俗市民小说一直被打入另册，遭遇了一种“看得说不得”的微妙处境。武侠小说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自然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面对新文学家们的指责与批判，很多通俗小说作者也很无奈，宫白羽在自传中就说：“不穷到极点，我不肯写稿。”“这些无聊的文字能出版，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

解放了，通俗小说家们终于不必不自在了：自1951年6月起，所有武侠小说都不准出版；而海峡彼岸的台湾，对大陆来的武侠小说也从1952年陆续开始查禁。

时代的洪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一个属于民国武侠的大时代结束了。

八

1944年至1945年，王度庐的《紫电青霜》连载于《青岛大新民报》。

在这部不足十万字的小说中，“王度庐用了许多笔墨写李如江和小石头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当然读者不可能知道，‘小石头’其实是他弟弟的小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弟已离别十年，音信皆无。”

李丹荃的回忆并不准确，在写《紫电青霜》之时，王度庐与弟弟离别并没有十年——1937年6月，弟弟王探骊与北平进步青年同来青岛，并从青岛取道上海奔赴陕北。

（1949年青岛解放后，王度庐与夫人及子女留影）

1949年5月，在青岛解放前夕，王度庐收到了弟弟的来信。信上说：“我在外面买卖很好，我们不久即可团聚，望你们放心。”十余年间，中国大地已是天翻地覆，人的际遇也各不相同。此时，王探骊已改名谭立，时任大连市委副书记。

这一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去了东北，进入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任编审委员，不久后调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第二年年初，我便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1953年的夏天，我们又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在41岁的壮年，他放下了笔，成为了一名专职教师，再也不是曾风靡天下的小说家。这个时候，连阔如正与赵树理、老舍等人搞“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身为副主席的连阔如踌躇满志，走到了人生巅峰。

王度庐、连阔如、老舍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赶着时代，却并不明白那个如火如荼的大时代并不需要他们：

1956年1月，在文化部发出的《关于续发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目录的通知》中，他和朱贞木、郑证因、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被集体点名。1957年3月，连阔如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做了《为繁荣新的曲艺而努力》的发言，人生也从此入冬。

不过，王度庐的生活总体是平稳的，这样的日子对习惯了颠沛流离的他很难得。

九

1966年，文革爆发，王度庐受到了冲击。

他所处的沈阳，并不是舞台的焦点。在时代大舞台正中的北京，老舍于这一年的8月24日，含冤自沉于太平湖；连阔如则在病馁之中苟延残喘。

1971年1月14日，王度庐的长子王膺突然亡故。此前一年，王度庐已以退休人员身份，随妻子李丹荃下放。老年丧子，让他们夫妇哀痛难已。

差不多同时或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后来的大师级人物袁阔成也尝到了失去爱子之痛——当时医院里两派武斗正欢，救治不及时，耽误了病情。

这一年的8月18日，连阔如悄然离世。在病重期间，他想让儿子找本《三国》来看，却终究未能看到。他收藏的四十多种版本《三国》早已付之一炬，一切仿如南柯一梦。

大时代的起承转合变幻太快，他们并不明白。

1977年2月12日，王度庐去世。在妻子李丹荃的回忆中，他的离世显得平淡而真实：

“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作响，偶然还能听得到几声犬吠。王度庐病已重危，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静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在床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王度庐就这样死了，他的作品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在等待着重新出土。时隔三十余年，他的小说再次出土从一场借名盗印开始：

1980-1981年，接手汉麟版权的台湾万盛出版社假借古龙的名义，将王度庐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的“鹤-铁五部曲”改为《鹤舞江南》《剑气萧萧》《挂剑还珠》《塞外飞龙》《春水驼铃》等书出版。

这次借名，古龙大概是知情的——汉麟的老板于东楼是他的朋友，《鹤舞江南》也最先出自汉麟。这场借名闹剧，让郑证因、朱贞木、宫白羽等民国武侠作家无一幸免。

十

无独有偶，在八十年代的大陆，王度庐的作品同样面临着一场“借名”闹剧：

1983年，《今古传奇》一九八三年第三辑（总第七辑）连载了聂云岚改写的《玉娇龙》第一回至第七回，从此一鸣惊人。1985年1月，在总第十三辑连载完结；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在单行本开篇，聂云岚便说故事取材于王度庐先生所著的《卧虎藏龙》，原著“有一定的突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原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诸如把玉娇龙写得过于阴残，把罗小虎写得过于窝囊，文字、情节也嫌粗糙，缺乏应有的细节描写，等等。”

他显然没有读懂王度庐，更不懂大巧不工的真意。在聂云岚时有时无穿插阶级斗争主旋律的“改写”中，那些在封建礼教下挣扎的人被消解了，真实的、鲜活的人物仿佛成了假人，而王度庐笔下对命运、对人生的千回百转、悲凉沉郁更是无从谈起。

与此近乎同时，王度庐的作品终于“正式出土”：在1984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以“王度庐原著、叶洪生批校”收入王度庐“鹤-铁”系列及《风雨双龙剑》《燕市侠伶》七部作品。

在海峡的这一边，吉林文史开始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从1987年到1990年，陆续收入了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2000-200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11册“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2015-2018年，北岳文艺出版22册“王度庐作品大系”。

1995年左右，李安开始洽谈《卧虎藏龙》版权。与聂云岚相比，李安显然更懂王度庐。相对于原著而言，这部改动颇多的电影，还原了一个挣扎的江湖世界，比起江湖明面上的刀光剑影，人心里的卧虎藏龙，显然更值得让人回味。

这部电影让王度庐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然而，在这个武侠日趋没落的时代，他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

十一

书，总比人长寿。

王度庐死于1977年，他的书却跨入了21世纪。等到几年后成为公版，他的书料想还能再迎来一次小喷发。当然，这已与他无关，也与武侠无关。

沉默寡言的他，只用近乎京白口语的白描，就将人物的困惑与挣扎呈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的返璞归真，让他笔下的江小鹤、李慕白等人充满一种内在的张力，那是内心的跌宕起伏与江湖的波谲云诡所形成的张力，无处不在，让人无处安身。

然而，对于寻找阅读快感的读者而言，他笔下的江湖世界注定并不讨喜。这里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没有快意恩仇的畅快，只有一种植根于市井的烟火气、一种不爽利的儿女情。在这个近于现实的江湖，一个个活生生的江湖人，就像生活在我们中间。

顺带说一句，书也比声音更长寿。

1949-1956年，连阔如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了《三国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1958年，大炼钢铁的“炼钢工人”们把这些录音盘用水煮了，只为了要录音盘中间那点儿金属，因为要用它们来炼钢。

作为吃“开口饭”的一代评书大师，连阔如只留下了1小时41分钟的三段录音：东汉之三请姚期、三国之辕门射戟、水浒之鲁达除霸。幸好，他的书流传了下来，从《江湖丛谈》到《江湖续谈》，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江湖世界。

面对大时代的风云激荡，老舍借《断魂枪》里的沙子龙之口说出了“不传，不传”；连阔如传下了评书的文本，却在女儿连丽如“唯我独尊”的自吹自擂中，成了“江湖笑谈”；只有王度庐停留在1949年，他只让作品说话，自己始终缄默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