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我想成为世界性的中文作家”

近日，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结束了为期近两个月的2024年中国行。

自10月12日至12月3日，黎紫书从北京出发，先后入驻丽江&李庄“十月作家居住地”，并经昆明、重庆、青岛、泉州、呼和浩特，重返北京。在六座城市的九场文学活动里，黎紫书与孔枝泳、乔叶、辽京、张秋子、B站up主“阅读药丸”、B站up主“妞妈8只脚”、徐妍、陈庆妃、张莉、文珍等嘉宾谈文学，谈故事，在语词之间畅游。

作家黎紫书

每次的出走都是为了发现家乡的不同

黎紫书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怡保人，那里有南乳包、香蕉树，还有银霞、细辉、拉祖等人物的原型。从小性格孤僻的她在这里长大，阅读与写作便是她的“玩伴”。虽然未受过大学教育，“年轻时也会介怀这件事，跟其他同行在一起时，甚至不太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因为《孔乙己》《唐诗三百首》《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妻妾成群》等作品带给她的愉悦感觉与浓重兴趣，以及中学华文课老师的包容和引导，加上对自己写作能力的确信，黎紫书走上了文学道路，并坚持至今。

在介绍黎紫书时，我们常说她是一位马华文学作者，然而，“怎么理解自己的创作和马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呢？”学者、作家张秋子问出了许多人的困惑。对此，黎紫书表示，“我想成为一名世界性的中文作家，而不是被贴上‘马华作家’或者‘女作家’这样的标签。我不想再迎合马来西亚文学奖评审对‘马华作家’的期待，而是希望能写出更具普适性的作品。”

在另一场活动上，学者陈庆妃作为读者，也从黎紫书的作品中读出了这种普适性，“黎紫书的写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即一种自由的姿态，没有凸显某种猎奇性，或以某种地道的方言来取胜。黄锦树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读者用普适的文学标准来衡量马华文学时，马华文学便真正地从‘小文学’变成了‘大文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黎紫书曾前往中国、英国、德国等地巡游，近两年的“中国行”也在此列。“必须开拓自己作为人的格局，才能借势开拓自己作为作家的格局，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然而，对她来说，每次的出走都是为了发现家乡的不同。黎紫书见证过无数地方的时岁变迁，但当在外漂泊十余年的她每每以不同的角度回望怡保时，她都会发现家乡终究是令她最自在、最舒适的地方。她尊重笔下的每一个普通人物和他们的平凡生活，于是，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写下一封给家乡的情书：《流俗地》，希望可以为这群“流俗的人”留下一纸足以普世的共同记忆。

《流俗地》书封

小说是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一场共舞

黎紫书认为，评判一部小说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只要它能起到深刻的作用，能够打动读者，能够让读者读懂，就是好小说。“小说是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一场共舞，小说被交到读者手上、读者读进去，才是小说的完成。”因此，黎紫书期待找到与自己的小说共舞的读者。

因着《流俗地》，黎紫书被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熟知。在这么一小块华文文学的“野生之地”上，她以盲女古银霞的人生为主线，讲述怡保小城里的市井风俗、浮世百态，描绘马华社会底层民众“生如飞蚁，觅光而行”；舍弃了时间线、顺时序、编年史，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一群让人过目不忘的伟大人物或是轰轰烈烈的事件，情愿“落回地面，做回俗人”，娓娓道来马来社会近五十年的风雨悲欢与人事流变。

在创作《流俗地》以前，有很长的一个时期，黎紫书醉心于微型小说的创作。那些作品字数不及一千，书写它们时，身为作者，她觉得就像被捆绑了手脚囚于狭小的空间里头，必须得想尽办法从重重桎梏中挣脱开来，为小小的作品开辟大天地。黎紫书试着把诗的灵魂注入这些小说，如同让颤抖着翅膀的蝴蝶驻足于锋利的刀刃，给小说以不可承受的轻。

《余生》书封

此次中国行，黎紫书带着她的微型小说集《余生》全新修订版与读者见面。创作一部微型小说集并不容易，“写微型小说的时候，你要懂得舍弃，你要懂得谦卑，在文字面前、在小说面前，你是要成全小说，而不是要成全自己。”这是黎紫书完成《余生》后的感叹。于她而言，微型小说让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必然有一些珍贵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只适合放在小小的盒子里头，有些故事，只有用微型小说才能叙述。

《余生》共分为四辑，其中有饮食男女，有科幻寓言，有异化畸态，也有片刻角落里一体两面的怅然和温存，每一辑的篇名都是黎紫书和编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她希望在平凡的世界里，找出那些亮光，找出有温度的点，把它高高举起来，让其他人也看到，告诉他们，我们的生活虽然那么平庸，那么平凡，可能也是那么无望，可这里面居然藏着这些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没有看到过的光亮。“我要把这些光点拎出来，用小说的方式向读者展现。”

黎紫书参与《余生》分享会

余生我都在说故事

在纷扰尘世中，每个人都是故事的编织者，每个瞬间都是故事的诞生地。《流俗地》全篇近三十万字，娓娓述说着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勾勒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命运；《告别的年代》将三个同名同姓的女人联结起来，“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野菩萨》十二篇故事缀为一幅奇幻瑰丽的南洋世相图，延展了华人一族在更广阔世界里的生存图景；《余生》中的七十一篇微型小说，仿佛纷杂人潮中的一瞬，讲述了人们隐秘汹涌的一生。由是观之，黎紫书对“故事”，似乎始终保持着小说家的敏锐度。在“2024中国行”的活动中，她也与嘉宾、读者分享了许多生活中的奇遇与偶得。

这是黎紫书和母亲的故事——

“我妈妈只上过三年学，勉强可以看报纸，但读文学作品对她来说太难了。过去，我每次出版一本书都会送给我妈一本当作纪念。后来，我送了她一本《流俗地》，我回家后发现，我给她的《流俗地》已经变得像一堆酸菜一样，皱皱巴巴。我问我妈妈，你拿这本书来干什么？她说：‘看啊，很好看。你为什么写得这么短？这个故事可以再写下去，至少再加50%。’这是我妈妈第一次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我当时想到白居易，白居易每次写的诗都喜欢找一个老太太来看看，我觉得我妈就是那个老太太，如果我到了白居易的境界，连我妈都爱看我的作品的话，那这个小说就算成功了。”

黎紫书在昆明参加《流俗地》分享会

这是黎紫书和丽江厨娘的故事——

“在丽江的民宿里，每当我在顶楼的餐厅看书、写作时，就会有个厨娘站在我的旁边看着我。我从没和她说过我是作家，可有一天我跟他们吃晚餐时，老板娘问我的职业是什么，那个厨娘就坐在我旁边说：‘她是作家。’我虽然从来没有和她提及我的工作，她也只是每天给我做饭，站在旁边看我看书、打稿，她就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种亲切感、那种被了解的感觉非常打动我。”

这是黎紫书和北京的故事——

“我以前曾经在北京住过，有一年冬天，我去北京南站坐最末一班高铁。高铁站里的商店几乎全都关闭了，但我在冬夜里又冷又饿，所以想找一些热的东西暖暖胃。周边只有一家小小的便利店开着，我就进去向挺着孕肚的女店主买了一碗豆子汤。第二年冬天，在经过车站时，我又去了那家小店。虽然他们家的价目表更换了，普遍上涨了一点，但我还是买了和前一年一样的汤。在结账时，那个女店主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收你老价格吧，你是老顾客了。’可我们只是前一年见过一面啊，她怎么会记得我呢？或许是因为在生命中的某种特别敏感、脆弱的状态下遇到了我吧，两颗心就这样扣在一起。那一刻对我来说，太美好，太浪漫，我甚至都没想把它写到小说里，而是保留在我的心里、我的脑海里。”

黎紫书中国行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而属于黎紫书与读者的故事还未完待续。那个顶着月光，斑驳陆离的小说王国，还在蓬勃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