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居渊：论焦循的易学与堪舆学

陈居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要：作为清代乾嘉之际扬州学派代表人物, 作为著名易学家, 焦循不仅以精研《周易》著称, 而且以易学的理论, 对传统堪舆学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分析, 语多精谛。特别是对明清两代广泛流行的堪舆之学, 从学理上作了深入的批判, 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 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 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关键词： 焦循 易学 堪舆学

焦循(1763 - 1820) ，字理堂, 一字里堂, 晚号里堂老人, 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易学家。清代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一月, 焦循正在夜以继日地撰写《雕菰楼易学三书》, 适逢友人汪掌廷(即汪光烜)从扬州派家人前来询问“堪舆”一事。为了答复友人之托和他周围人的请求,于是撰写了《八五偶谭》一书。据焦循《八五偶谭》卷首《自序》说：“余既病卧北湖之滨, 日以注《易》为事,汪君掌庭自城中遣仆致书于余, 问形法家十二长生, 或主向上消纳, 或主坐山消纳, 争讼不能决, 欲得余一言为信。余即书一纸, 与使者持去。坐间适有治八五之术者, 请问其义。余口说而彼笔之, 遂得一卷, 略加次第而系之以图, 名之以‘偶谭’。所以质之能儒、能好学深思者, 非术士所能知, 亦不愿与迂泥者议也。”由此可知,《八五偶谭》实际就是焦循专论《周易》与堪舆学之间关系的著作。

现存《八五偶谭》一册, 不分卷,系焦循手写行书稿本。封面原题“里堂先生八五偶谭”, 并署“丙子秋月,得于金陵书肆, 乃扬州之三余堂也”。可见焦氏生前著作, 在其病逝后曾一度散失, 并由后裔在南京书店出售。该书卷首附有九幅“三合宅法图”,卷末又有依《周礼占梦注》而草拟的“建厌图”若干幅, 另附有“汪掌廷致刘恭甫书”信札一函。《八五偶谭》以主客设问的形式, 列出二十六个专题,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以气、五阳、五行、八卦及罗盘指南针等堪舆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作了深入的辨析, 并就堪舆学的起源、《周易》与堪舆的关系作了详细深入的阐明, 尤其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葬书》、《青囊奥语》、《天玉经》等相宅之书作了有力的批判。由于《八五偶谭》迄今未见收录于现存焦循的各类著述, 仅以孤本的形式流传于世, 所以鲜为人知。然而作为焦循易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有必要对它作一番剖析和评说。

一、三合与长生

“堪舆”的起源, 一般认为可以推至中国的先秦时期。《周易》升卦九三爻云：“升虚邑”,《说文解字》谓：“虚, 大丘也。”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解释：“虚邑, 邑之在丘者,故云升也。升虚邑者, 不畏水患。古者洪水为灾, 徙家迁国, 利升虚邑。”《墨子•辞过》也记载：“古之先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即指那些靠近河流的土坡。古人居处选择在土坡上, 既便于人们取水捕鱼, 又能够躲避经常发生的水患, 故以人居高处为吉利, 这也是后世堪舆家所说的“近水而居”的由来。

“堪舆”一词的本义是指天与地。《史记•三王世家》：“臣请令史官择吉日, 具礼仪上, 御史奏舆地图, 他皆如前故事。”司马贞《索隐》云：“谓地为‘舆’者, 天地有覆盖之德, 故谓天为‘盖’, 谓地为‘舆’, 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 天高地下之义。”不过, 在古代,堪舆通常被理解为讲神谈怪。《汉书》引扬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獝狂。”孟康注云：“堪舆, 神名, 造图宅书者。”可见, 堪舆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 其范围包括对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树落、城市等基址的布置形态和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并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 从而追求一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完善。然而千百年来, 堪舆这一古老的学问, 因其历代风水师的故弄玄虚, 使它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学问, 变成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一种诬术。

“堪舆家”一名, 最早出现汉代, 但当时仅指那些通晓天文与地理知识的占候之士。如《史记•日者列传》的褚先生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 某日可取妇乎? 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东汉时, 民间风俗重视丧葬,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 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 死乃崇葬。”为了寻觅理想的丧葬之地,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产生。如王充《论衡》中就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的种种情况。魏晋南北朝时, 堪舆之学蔚然成风, 出现一批诸如管辂、郭璞等擅长堪舆之学的大师,他们纷纷著书立说, 堪舆之书层出不穷。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到清代《四库全书》著录的《山法全书》, 历代史志所著录的堪舆之作不少于二百余部。其中不仅有表、有图、有歌、有诀、有赋, 而且名目也由“秘术”、“真诀”、“钩玄”到“拨雾”、“解惑”、“真机”等变得越发离奇。对此, 焦循极为反感。他指出：

术士之书, 丛杂不一, 独三合、十二长生最为可徵。三合之名, 见于《春秋谷梁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 独天不生, 三合而后生。”谷梁赤乃子夏之门人, 其说必有所授,是三合者, 孔氏之遗言也。葬弃生气, 三合而后生, 舍此求生, 难乎其为生矣。(《八五偶谭》)

所谓“三合”, 也称“三元”, 即以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天, 第一甲子六十年为上元, 第二甲子六十年为中元, 第三甲子六十年为下元, 合称三元。它以水、木、金、火、土五行推论作为依据, 分别由申、子、辰相合为水局, 寅、午、戌相合为火局, 巳、酉、丑相合为金局, 亥、卯、未相合为木局, 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 即所谓的“独阴不生, 独阳不生, 独天不生, 三合而后生”。根据三国魏人徐邈的解释：古人称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这种以阴阳之“气”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是有其哲学依据的, 那就是《周易》中的阴阳变化观念。然而将《周易》的阴阳观念与“气”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先秦哲学家老子, 他在《道德经》的第四十二章中早就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宋代哲学家张载对此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 变化之客形尔。”气是万物之源,处于千变万化的状态之中, 而且是不生不灭,“气之为物, 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 不失吾常……聚亦吾体, 散亦吾体, 知死之不亡者, 可与言性矣”, 这种可聚可散, 不生不灭的“气”的理论, 体现在地理方位中便是所谓的生气、死气、阳气、阴气、土气、地气、乘气、聚气、纳气等等。所以焦循说：“三元即三合也。以天气周流, 则为三元, 以地势列位,则为三合。”同时, 焦循又详述了三合的具体搭配和具体运作。如一白坎,以子丑配之, 四绿巽, 以辰巳配之,七赤兑, 以申酉配之, 三元之有一四七, 即三合之申子辰巳酉丑。三碧震, 以寅卯配之, 六白乾, 以戌亥配之, 九紫离, 以午未配之, 三元之有三六九, 即三合之寅午戌亥卯未等等。(《八五偶谭》)焦循对“三合”说的论证, 正表明他试图以“气”的理论对古代“三合”相宅观念进行一次哲学的解释。由于焦循认为“三合”之说出自孔子遗言,那么它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孔子真传。这样,焦循也就为“三合”之说的合理性找到了儒家经典的依据。至于所谓的“十二长生”,即指《周易》的十二辟卦, 所以当有问者问“何为十二长生”时, 焦循明确地指出：

(十二长生)即十二辟卦也。胎属子, 复也。养属丑, 临也。长生属寅,泰也。沐浴属卯, 大壮也。冠带属辰, 夬也。临官属巳, 乾也。帝旺属午, 姤也。衰属未,遁也。病属申, 否也。死属酉, 观也。墓属戌, 剥也。绝属亥, 坤也。复一阳生,姤一阴生,坐胎向旺, 即坐复向姤也。坐则阳生, 向则阴生, 阴阳交媾, 天地合德,葬弃生气,莫此为宜。惟坐复向姤, 则复以下临、泰、大壮、夬、乾, 阳长之卦, 皆在来路。姤以下遁、否、观、剥、坤,阴消之卦, 皆在去路。即小往大来之义。(《八五偶谭》)

十二辟卦,一称十二月卦, 即除坎、震、离、兑四正卦外的六十卦,按照君、公、侯、卿、大夫五种等级, 分成五组, 每组十二卦, 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为第一组, 故称十二辟卦。汉代易学家孟喜以此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月, 又具体代表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中气(月首为节, 月中为中) ,十二卦共七十二爻, 又代表七十二候(每一节气分为初、次、末三候)。之所以将这十二卦来代表十二月, 是因为这十二卦中刚柔二爻的变化正可体现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因此, 无论是“三合”,还是“十二长生”, 实际上都是焦循以《周易》的理论来探讨堪舆之学的。

二、形法与术数

既然《周易》与堪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易学中的一些术语也被堪舆家假借为风水相宅中的术语, 如盛行于汉代的“纳甲”便是其中之一。纳甲原是汉代易学的术语, 创自京房易学的积算之法。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干以该其余。后来三国虞翻又以八卦所属方位来推断天支的方位, 如甲乾乙坤, 相合为木, 故甲乙处东方位；丙艮丁兑, 相合为火,故丙丁处南方位；戊坎己离, 相合为土,故戊己处中方位；庚震辛巽, 相合为金, 故庚辛处西方位；天壬地癸, 相合为水, 故壬癸处北方位。清人纪昀曾就《宅经》中论及阴阳八卦与相宅的关系时说：“以八卦之方位,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戌为阴, 阳以亥为首,巳为尾, 阴以巳为首, 亥为尾, 而主阴阳相得, 颇有义理, 文辞亦皆雅训。”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给“纳甲”作了这样的定义：“以震、兑、乾、巽、艮、坤六卦, 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 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母,表示一月中日月之地位, 所谓纳甲也。”这样, 八卦、五行和干支便直接与方位、阴阳、日月方位组合在一起, 成为堪舆相宅的基本理论。对此, 焦循却持相反的态度。当有人询问“纳甲”之法,何以古今说法相异的原因时, 焦循指出：

坎离纳壬癸,则始于虞翻。乾坤配甲乙壬癸, 震巽配庚辛, 坎离配戊己, 艮兑配丙丁, 此京房之说也。盖甲乙始壬癸, 终乾坤, 为天地父母包终始, 六子长、中、少, 自下而上缇于其中。沈括《梦溪笔谈》言之详矣。魏伯阳用为丹家修炼之诀。以月之朔望, 从晦配之, 已殊京氏本意, 而纳法与京氏无异。虞翻生三国, 时托孟氏易, 造为郡吏陈桃之梦, 谓《易》道在天, 三爻足矣。乃以纳甲说《易》, 而大紊京氏之旨。……余撰《易学图略》已详辨而深斥之。今之术士, 拾虞翻之唾余而奉为异宝, 不值一噱, 又何足辨！(《八五偶谭》)

京房、虞翻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代表, 他们运用纳甲解释《周易》, 尽管有种种缺陷, 但他们创造性地开拓易学的取象方法, 在中国易学史上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堪舆家将其移植并借用为堪舆相宅理论, 那就失之牵强, 既不符合易学的原来精神, 也使堪舆相宅理论日趋繁琐与神秘。所以焦循进一步指出：

纳甲之法, 不过假月出朋没之方耳。虞翻虽云坎离生冬, 其称坎离,所纳仍为戊己, 未尝遂以为壬癸也。今既纳壬癸, 则坎离同在北矣。……此吾家延寿先生传之京房。近世用《火珠林》者, 尚知宗之。乃地理不学之徒, 既以坎离纳壬癸, 又以三合羼之, 乾坤艮巽遂不纳支, 以乾坤坎离为阳, 以艮震巽兑为阴, 造为净阴净阳之说, 彼术士不足计。特阴阳五行不外乎《易》, 京氏虽及灾异, 而其大旨不与《易》殊, 奈何读羲、文、周、孔之书, 而甘为无知妄作者所愚也, 则良可恨也。(《八五偶谭》)

正是基于易学的立场, 焦循又探讨了有关堪舆相宅的形法问题。所谓“形法”, 顾名思义, 即以考察山川地形选择有利环境的建筑理论。在堪舆家看来, 选择有利的建筑环境,无非要考虑到“龙”、“穴”、“砂”、“水”、“向”等五大要点。“龙”指山脉,根据山形,即可判断其为飞龙、卧龙、降龙等, 如三国时诸葛亮的住处被称为“卧龙岗”就是一例。“砂”即丘陵或高坡, 它作为建筑宅基的屏护,实含有纱帐帷幕的内涵。“水”对于人的生活起居至为重要, 而形法理论也每每将山与水相联系在一起, 即人们常说的“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穴”和“向”都是决定建筑的实际位置和方位。这五大要点共同组成了堪舆相宅理论的支点, 一直为古代堪舆家所遵循不移。然而焦循却提出疑议, 认为形法源自古代音乐。他说：

古人以律吕推测阴阳、五行,天地之气寓于声音, 最为可凭。阳左旋, 阴右旋, 正古律吕合声之道也。张文饶云：五运六气, 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 地之五行也。纳音, 人之五行也。测地之五行, 而不本于音律之左旋右旋, 不已傎乎！彼术士何足以知此！(《八五偶谭》)

其实,早在汉代班固所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就说过：“形法者, 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 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 非有鬼神, 数自然也。”并录其五行家的《钟律灾异》、《钟律丛日苑》、《钟律消息》、《黄钟》等书,以证其说。显然, 焦循认为形法渊源于古代音乐是有根据的。不过焦循文中所谓的“阳左旋, 阴右旋”, 指的是堪舆相宅施用的工具,即罗经(罗盘)。罗经一般以天地两盘相配而成,天盘圆形居内,地盘方形居外,以象征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天盘内圈中心一层称为天池,也称“太极”, 借用《系辞传》的“易有太极”一语, 以表示原始阴阳未分的混沌世界。内圈的外缘共分十二月将, 天盘中心以浮针定阴阳两界,即子午中分, 浮针向左则为阳, 浮针向右则为阴, 以此判断方位的吉凶。后世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盘四圈等, 而浮针也更为细化, 由中心浮针分为正针、缝针、中针三针。正针的功能在于确定南北方位, 起指南作用并由此测定山脉的具体方位。缝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左错开半格, 即指仄影子午。中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右错开半格, 即指北极子午。三针分置于天、地、人三盘上,以象征中国哲学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然而焦循却将其强调为“古律吕合声之道”, 认为“地之方向,一定不移者也。故无论子、午、卯、酉、寅、申、巳、亥,皆从左旋,十二辟卦, 乃天气之周流,视阴阳而左右,所谓上下无常,惟变所适也。阳左旋, 阴右旋, 即爻乾贞于子、坤贞于未之义,《京房易》乾初纳子二, 纳寅三, 纳辰四, 纳午五, 纳申上, 纳戌为左旋。坤初纳未二,纳巳三, 纳卯四, 纳丑五, 纳亥上, 纳酉为右旋。其说本之《周礼•大师》,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子, 太簇寅, 姑洗辰, 蕤宾午, 夷则申, 无射戌, 此阳之左旋也。大吕丑, 应钟亥, 南吕酉, 函钟未,小吕巳, 夹钟卯,此阴之右旋也。阳左旋, 阴右旋, 所以合阴阳之声。相地亦阳左旋, 阴右旋, 所以合阴阳之气也。”显然, 这是一种以易学变化理论结合古乐十二律,配以六十甲子, 按金、火、木、水、土五行的秩序旋转的纳音说, 而纳音本脱胎于纳甲, 因此焦循认为堪舆形法源自古代律吕, 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汉代易学的纳甲理论框架之内。而这个框架, 早在《淮南子》中已有所揭示。《淮南子•天文训》载：

十五日为一节, 以生二十四时变。斗指子, 则冬至, 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 则小寒, 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 则大寒, 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 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 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 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 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 故曰春分, 则雷行, 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四十六日而立夏, 大风济,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 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 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 则阳气微极,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 加十五日指丁则小署, 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署, 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 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凉风至, 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 则处署，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 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 中绳。故曰秋分, 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 则寒露, 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 则霜降, 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递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必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

根据北斗运行的规律与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来说明气象与物象,并且又在古代音律的特征与相应的气候特征相通的原则上, 将十二律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相配, 从而认定古代堪舆学与古代音律相通, 这不仅给堪舆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而且也给古代音律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然而, 焦循与堪舆术士不同,他并不赞同传统的堪舆形法理论, 指出它是“弃生气自坐处弃之, 术士不识十二辟卦, 而仅知其三, 则或山或向, 挠挠不已者,皆盲说耳”(《八五偶谭》)。同时焦循对“三针”又作了如此界定:“中针缝针,古不必有。古人以干合支, 其界限必以目力精审之,后人设此二针, 以为之界限。譬如古人用算策, 但纵横纪数, 近世西人于筹上书写乘法, 其用为便,而义则仍古之算也。正针横列为二十四山之全,中针缝针纵列于正针之夹缝间,为二十四山之半, 用中缝两针, 仍是用正针或欲不用缝针, 或欲不用中针, 皆不学也。”(《八五偶谭》)为了使堪舆更符合阴阳八卦的易学思想, 焦循将罗盘三针的顺序改造为如下的图式:

在焦循看来, 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 他在《八五偶谭》曾详载其说。”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焦循认为,就申而言,它近庚,而用庚为申,是以申合庚,此用缝针之支,申合中针之干,庚而为正针，庚申合半。丑近癸,而用癸为丑,是以丑合癸,此用中针之支,丑合缝针之干,癸丙为正针, 丑癸各半。以申可合庚,例诸丑则亦可合艮, 以丑可合癸, 例诸申则亦可合坤。其实, 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 都是从《周易》中演化而出的。清代学者认为:“术数之兴, 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总之,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搭配与沟通,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与气、理、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 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术士之书, 故为奥秘以售其术, 不知古今止此, 八卦五行,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说之已明。本如布帛菽粟, 无甚难解, 无所为秘诀也。凡称秘诀，不轻语人, 皆妄也。”

三、堪舆学批判

堪舆学的起源虽然较早，但是它的正式流行, 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晋代之后, 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 字景纯,晋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相传他“周积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当然颇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是历史上的郭璞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他不但注释过《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 而且还写诗作赋,代表作品有《游仙诗》,《江赋》等。《葬书》是他关于堪舆学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改名《葬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除郭璞之外, 历史上被称为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杨筠松《唐书》无传, 据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录有其名氏。相传杨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著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是倡言形势之说的堪舆学家，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 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可见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堪舆学的代表人物, 千百年来, 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他们的堪舆学著作与理论,也一直被视为堪舆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从唐宋以来,不少学者对郭璞《葬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唐人吕才著有《叙葬书》,认为古代葬俗“不封不树, 丧期无数”,“葬者, 藏也, 欲使人不得相见”,它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批评《葬书》为败坏民间风俗之书，宋代司马光的《葬论》,元明时期的谢应芳等人的《辨惑编》、《葬书问对》等,都视《葬书》为歪门邪说。清初学者陈确作《葬论》,抨击丧葬全系堪舆家利用人们寻求荣华富贵, 避凶趋吉的心理,”夸其辞以动之”,目的是骗取钱财,即所谓的“起于葬师之欲贿”，认为《葬书》“凡书之言祸福者, 皆妖书也,而《葬书》为甚;凡人之言祸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师为甚”。(《陈确集》下册《甚次》,《葬书下》)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 从学理上力纠《葬书》之非, 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如他虽然赞同郭璞《葬书》中关于"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堪舆学理论,但是他认为《葬书)在描述预选墓址时，却违背了堪舆学的基本理论,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 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焦循指出:

辰戌丑未,土也,万物所藏,故为墓。支之有辰戌丑未, 犹干之有戊己也，分金之法, 避戊己不用,《葬》曰:不用戊己，不用辰戌丑未, 此古今无异议者也。《葬》曰:且不用辰戌丑未，定立向而可不用辰戌丑未乎?知《葬》曰不可用辰戌丑未,则知坐向不可用辰戌丑未矣，选择安葬,不用辰戌丑未,而立向乃用之,亦愚极矣。夫立向与择日,一以贯之者也。(《八五偶谭》)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丧葬极为讲究择时与墓穴所处的地理环境,方位的确立和选择良辰吉日,它是堪舆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俗谚说“不得真龙得年月”,“地贵平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辰、戌、丑、未原是十二地支中的四支,而古代的年月是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循环配合来表示的。既然《葬书》反复强调择时的重要,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不考虑方位与年月的一致性,所以焦循批评其“愚极”。这种对《葬书》的质疑,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堪舆家将郭璞《葬书》视为堪舆学的权威经典的作法。

与批评《葬书》一样,焦循还对以杨筠松、曾文迪师徒为代表的堪舆术作了严厉的批判。杨、曾二人曾合作编撰过《青囊奥语》, 此书一直被理气派堪舆家奉为经典。据托名明初刘基所作的序言介绍,该书的内容不外乎嗜谈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析山水、贵贱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多引而不发之语, 如坤壬乙巨门从头一节,历来注家, 罕能详其例。至序内二十四山分逆顺一条,则大致以木、火、金、水分属甲丙、庚申, 乙丁、辛癸互起长生。如甲木生于亥, 库于未,乙木生于午, 库于戌之类，因以亥卯未、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为四局, 反复衍之, 得四十八局。阳用左旋, 阴从右转, 盖本之《说卦》阳顺阴逆之例, 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舆。”所以当有人问及如何理解杨筠松,曾文迪所著《青囊奥语》所言九星是否就是北斗时，焦循明确指出这是欺人之谈:

北斗七星，一天、二地、三火、四水、五土、六木,七金,今以贪为一,巨为二, 禄为三, 文为四, 廉为五,武为六, 破为七,与北斗七星既不合,而辅弼二星本在七星之外, 是为九星, 挨星者, 或用七, 或用八,或以贪、巨、禄、文、廉、武、破、辅为序,或以辅、武、破、廉、贪、巨、禄、文为序,参差不一,全无理义。近又见一说,以贪、廉、武、文、禄、巨、破、辅为序, 而以《天玉)为附会,不知皆不必者也。杨筠松《撼龙》第取比九星为罔峦之形而已。（《八五偶谭》)

所谓九星，《素问•天元纪大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即北斗七星加上辅、弼二星。堪舆家曾将八卦的每卦三爻的变化与五行相配比附为九星, 并以此推演出八种形式的术语:一为贪狼木、二为武曲金、三为巨门十、四为左辅木、五为破军金、六为廉贞火、七为禄存水。《汉书•翼奉传》说: 北主贪狼,申子主之,南方廉贞,寅午主之,而以贪狼为忌,以廉贞为吉,故忌子卯而贵庚午。贪狼属水,不属木,亦非天星北斗之名。干宝解《易•噬嗑》云:初居刚燥之家, 礼贪狼之性。《噬嗑•初九》属震, 此以震为贪狼，似为贪狼属木之本。然已非古义。所以焦循讥其为“如稍能读读书, 知古之称贪狼并不作此解, 则纷纷者可尽削矣”,“杨、曾术士,未能知其原也”(《八五偶谭》)。

同时,焦循还对后世堪舆家借用《青囊奥语》的名义, 兜售邪说, 进行了批驳。如焦循认为托名杨筠松的《都天宝照》虽有三元之说,实未有左右顺逆之说。后之附会为此不稽之谈,以惑听闻,“真邪说矣”。而且《都天宝照》, 虽相传为杨筠松作,然篇中称杨公妙决, 又称筠松真妙决,显是后人依托之辞。焦循认为“筠松《青囊奥语》, 简净精微, 曾氏之《青囊序》, 即已支离繁冗, 譬如王叔和之伤寒例, 虽述仲景, 而已有乖于仲景者矣。至《天玉》必非杨氏之作, 或即曾氏之流托之, 而《都天宝照》又其后为者矣。八神四个云云, 秦氏宫璧说之最详, 今据为此三元之说者, 谓自子之西起, 壬一字,丑一字, 甲一字, 辰一字, 丙一字,未一字, 庚一字, 戌一字, 此八字皆向左行, 皆是四个一也。顾壬丑甲辰丙未庚戌明是八个,则当云八神八个一,用以解八神四个一条明了,义则《天玉宝照》亦有, 不容谬托者也。既云不可兼矣, 乃又谓辰戌丑未可兼乾坤艮巽,则自相矛盾矣。”(《八五偶谭》)焦循还驳斥明人蒋平阶的《水龙经》荒诞不经:“蒋大鸿之流依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不知先天八卦, 乃赵宋时所伪造,古无之也。伪造《青囊经》者, 拾周濂溪无极而太极五字为说, 不学者奉为珍宝,竟是濂溪太极图说, 抄袭《青囊》已属可笑,而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稍能读书者，自知其妄,吾不屑论矣。”(《八五偶谭》)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焦循入幕杭州阮元武林节署, 当时有堪舆者自言能以珠盘推算, 署中学人见此都确信无疑, 只有焦循敢于当面揭穿其弄虚作假, 结果“伊持算半日, 莫能出一言。或问余,余曰:吾视其算,全是信手乱动，不成教法,吾以目注其珠盘,彼乃不敢言耳。呜呼!世之术士,自称秘奥不传之决者, 此其类矣”(《忆书》卷三)。

总之,堪舆之学,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成为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重要行当, 社会影响很大，在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中, 堪舆位列第四(俗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足见其地位和公众重视的程度之高。然而堪舆学所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繁复驳杂, 玄之又玄,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应该说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就信奉者而言,它不外乎填补人的特殊心理,寻求一种难以解脱的精神慰藉而已。就中国儒家文化及其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言,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然而, 焦循从易学的角度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 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值得探讨。

文章来源：《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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