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英] 沈艾娣 著，赵妍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内文选读：
刘大鹏在南席教书有11年之久，那时他屡次说服自己教书是有意义的。教书第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列举了诸多教书的苦与乐。教书之苦有孤独、学生懒惰 ("吾晨至夜皆于指导小孩")，无论何时想安心诵读书本总被打断，学生缺乏进步。然后，他说道，尽管教书的确很辛苦，但是重要的是想想它带来的快乐。他列了七个方面：能整天读经、写八股、作诗，几乎没有外部干扰，听学生背诵经典也避免了自己遗忘经书，解释经文有助于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们，整日正襟危坐（虽然他觉得这很难，但是他觉得这对他自己是有益的），为国家培养有才学之人且为东家训练了子弟，最后在课余时，他喝茶、饮酒、吟诗、在窗前赏花、在院后赏竹。作私塾先生也有积极的方面。
后几年，刘大鹏和邻村的其他塾师成了朋友，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他的责任也渐少，能更频繁地和朋友去庙会看戏，他不再孤独。他住在宽敞的院落，远比自家舒服，同时还有一个伺候他的仆人。他的学生似乎也没超过五个，因此他可以带小儿子来读书，或者一两个自己的学生。东家支付的薪资也很慷慨，并且东家允许刘大鹏吩咐仆人准备任何他喜欢的食物作为三餐。这些年来，刘大鹏和东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东家偶尔请他去看戏或者游览当地名胜，1901年的旱灾中，东家将给村民分派救济的事情委托给刘大鹏，甚至有一次刘大鹏生病回家后，东家会派仆人去赤桥送些食物。尽管如此，他从没有真正地接受自己的地位。
刘大鹏肖像
刘大鹏不快的背后其实是他最初的封侯之志与现实社会中作为私塾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个社会里，在商业和票号里谋职业的人收入不菲，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有一次，他帮别人操办婚礼，有个人说： "时下无论出身几何，但凡有钱，皆受人尊重。"众人皆认为，富人处处受人尊敬，而穷人则遭人轻贱，不论此人在其他方面多么令人敬佩。刘大鹏直言，如此的态度当视为粗鄙，人们不应受其影响，但是他也了解这正是人们所想的，因此，人们看不起老师，纵然他们对中举而获得功名的人颇为尊重。
尽管刘大鹏个人坐馆所入不菲，其他先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遇到一个在村塾教书的先生，这位先生一年仅有不到20两的收入，这是刘大鹏束脩的五分之一。刘大鹏慨叹此人尚不能自养，更别提供养家庭了。关于教师的贫困，在南席的私塾里，刘大鹏的访友强调了这一点：先生在此设馆，教授生徒。论夫行谊，高则高矣，然以此时论之，斯文扫地，而读书之士，困穷者甚多，口则食蔬菜羹，身则服布衣褐裳。何若商贾之衣食肥美也！窃尝计之，读书虽可博人间富若贵，但能得富贵者百之二三，不能得者十之七八。刘大鹏的日记里随处可见的是他对傲慢的富家子弟的抱怨，这些富家子弟被父母娇生惯养，被周围的人阿谀奉承。富家有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子弟教育的一个问题，因此刻意以种种尊师的方式行事。武家对待刘大鹏当然是既认真又慷慨的：家中的长者在刘大鹏每次缺席之后都会正式拜访他，每当刘大鹏探亲返回南席后，武家会派他的学生去迎接他，给他带从京城购得的书籍，并且邀请他进餐。
尽管他的东家如此努力，刘大鹏仍旧不断地感受到地位的巨大差异。在一个以家庭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私塾先生就像很多其他仆人一样附属于其他家庭，而非一家之主。没有来去的自由是刘大鹏感叹教书之苦的诗句中的主要内容，当教书妨碍了他履行应尽的家庭义务时，他尤为生气。母亲生病时，他却不能探望，这让他沮丧、情绪低落。与之类似，每年清明节，当他的学生们都去坟前祭祀先祖，而他却不能回赤桥拜祭自己的祖先时，他咏怀思乡之孤寂。
作者：
文：[英] 沈艾娣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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