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经济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奥斯曼帝国是个谜。它只用了200年时间,就由一个弱小、贫瘠的部落酋长国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1]但与其兴起相比,其衰弱更令人困惑。这一衰落过程包含两个特别突出的现象。首先,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速度极快,缺少一个稳定、守成的阶段。17世纪,奥斯曼帝国仍是法国宫廷刻意结交的一股重要力量,籍以维持欧洲均势继而谋求法国优势。[2]它的疆界也在继续扩展: 1669年征服克里特,1676年夺取波多利尔和部分乌克兰。然而,这是帝国在地中海和北方的最后推进。随1683年围攻维也纳未果,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大变,不久后《卡洛维兹条约》开始了大片领土丧失的历程。其次,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历史格外漫长。如果从通常的1683年算起,至帝国灭亡(1918年)共计250年之久。尤其在19世纪,被普遍视为垂死的“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居然在内外交困中跌跌撞撞坚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长寿与其衰弱不堪的国力极为不符。本文将探究这两个费解的现象,并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作为提供合理解释的一个关键。[3]

欧洲兴起对奥斯曼帝国的总体性冲击

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是相对意义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宏观大背景下力量对比关系的此消彼长。就奥斯曼帝国而言,其走向衰落的宏观大背景是16— 17世纪欧洲的兴起。在这两百年内,濒临大西洋的欧洲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民族国家的诞生;重商主义的出现;新军事革命的普及;欧洲主要列强的形成;殖民地的开拓以及制海权的确立。欧洲由此成为世界最有活力并行将最为强大的地区。伴随欧洲势力的外溢,开始了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渐次沦于其支配的过程。奥斯曼是最早受到这场政治经济地震冲击的国家之一。先进的欧洲不仅使它相形见绌,而且地理上的接近导致它必不可免地要成为这一强邻的俎上肉。与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帝国的利益和帝国内许多民族各自的利益抵牾或冲突,帝国过大的规模也不适合当时那种运输和军事技术水平。[4]这样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无法与在中等规模上发展起来的、能够获得大多数居民的忠诚并拥有强大军事官僚机器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较量。经济上,16世纪以后西方因贸易的扩大、技术的改进、生产的增加和南美白银的流入而有了巨大进步,但受制于行会保守惯例的奥斯曼封闭性经济回避和抵制了这一巨变。不追随时代的步伐就不能使奥斯曼免遭时代的撞击。欧洲国家对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价格相应上涨,这导致奥斯曼的羊毛、红铜、贵金属大量输往欧洲。行会限于刻板的价格规定,无法在获取原料方面同欧洲商人竞争,结果其生产下降。行会受到的各种限制使它们无法投资于新兴行业。因此,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贸易一直存在大量赤字,这不仅吞食了帝国的原料和原始工业,也带走了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硬币。[5]欧洲贸易商在奥斯曼购买原料,而后在欧洲生产,最后又将制成品销往帝国,实际上已将奥斯曼在经济上沦为欧洲的附庸。

政治和经济落后构成奥斯曼衰落的最基本原因,军事劣势则是奥斯曼衰落的最显著表现。战场是考验彼此实力的试金石,16—17世纪欧洲在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方面的迅速进步[6]迫使奥斯曼征服的步伐显著放慢,并最终开始从欧洲撤退。1606年的《兹西特瓦·托罗克条约》就是一个信号。这是奥斯曼在其京城之外缔结的第一项条约,哈布斯堡君主首次被当作苏丹的平等对手。[7] 17世纪重要的征服成果只有克里特岛,而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失败是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开端。从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首开帝国领土割让的先河。从1718—1798年,先后在帕萨洛维兹、库楚克·卡纳克、克里米亚和埃及的一连串败北证实了帝国的颓势不可逆转。1711年和1739年虽有部分领土被恢复,但只是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西方在军事上的胜利转化成在经济上的进一步优势及其他方面的特权。从《卡洛维兹条约》开始,几乎每一次和约都包括奥斯曼同意或保证战胜国在帝国境内贸易自由,并向其出让干涉宗教事务和建立领事馆的权利。[8]不仅如此,18世纪还是西方国家与奥斯曼订立一系列“协商条约”的时代,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其中尤其显著。[9]奥斯曼帝国可谓是最早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其毗邻欧洲的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只能在革新与衰落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必须迅速选择。既然不能紧随欧洲实行全面的改革,那就只有做欧洲的牺牲品。

新航路的开辟与奥斯曼帝国的厄运

15世纪之前,地中海沿岸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但是,葡萄牙人自15世纪开始海外探险,最终导致绕经好望角的远东新航路的开辟。这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突破给奥斯曼帝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东方贸易逐渐落入大西洋沿岸国家手中,红海——中东——地中海传统贸易路线的重要性一落千丈,包括奥斯曼人在内的东地中海商人丧失了作为欧亚贸易中间商的地位。葡萄牙人进入远东后,在印度大肆购买香料,当1504年威尼斯的船只到达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进行年度贸易时,他们发现这里已无香料可售,葡萄牙人把印度市场买空了。[10]荷兰的介入使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从1598—1602年,14支私人船队从荷兰和泽兰出发驶往远东,1602年专掌东方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3年左右荷兰人看来已经使远东全部的香料改道好望角。[11]世界主要贸易路线的改道带动了大西洋沿岸经济和社会的近代化起飞,但这一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代价的。

其次,西方国家确立了对大洋的制海权。占优势的海上力量是欧洲得以控制远东贸易的先决条件,它们的帆船是当时最先进的远洋帆船,并且配有火炮,具有空前的机动性和杀伤力。150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第乌岛港外轻易战胜了船只众多的穆斯林舰队,不容置疑地表明欧洲水手的长射程火器占有优势,而其对手所能进行的海战只不过是靠拢而后强行登上敌舰,手持刃器以力拼搏。只要装有大炮的船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老式的登舰战术就完全无法对付飞行的炮弹。[12]所以,殖民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写信给在里斯本的国王说:“如果船坚炮利,印度的贸易就归您掌握”。[13]事实上,商船与正规军舰在这一时期并无本质区别。大历史学家麦尼尔指出,16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半私有性质。[14]西方的海军就是以商船队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并称雄世界的。在垄断贸易的同时,它们也确立了对开放性海洋(特别是大洋)的制海权,奥斯曼帝国因此被锁在大洋之外,丧失了走向海外世界的道路。在近代大国竞争中,一个国家若不能抓住作为时代主题的贸易、航海和海军,就难以再享有繁荣、发展和强大的机遇。

沙俄——奥斯曼帝国最直接的地缘政治威胁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一个迅速强大起来的沙皇俄国出现在奥斯曼的北疆,构成了帝国急速走向衰落的主要政治外因。在此之前,两国一个多世纪的争斗以奥斯曼取胜而告一段落,但自17世纪晚期俄国开始近代化改革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极不利于奥斯曼的变化。俄国改革的全方位展开是在彼得执政时期(1689—1725年)。彼得对西方的兴趣不仅仅是军事和管理方面的,还包括西方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宗教态度及科学、教育等等,并试图将这些嫁接到俄国。他的改革目的不仅在于增强与西方竞争的实力,而且在于加入西方,成为其中的一员。彼得向英国和荷兰学习技术,尤其是造船和海军技术,向瑞典学习陆战方法,引进西欧专制主义官僚管理体制,令臣民剃须、穿西式服装,并迁都彼得堡,力图使俄国在地理上和心理上更接近西方。在彼得治理下,俄国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强国。改革在军事方面的成效尤为显著:到1708年俄国陆军增至11.3万人,并保持常备状态;第一支舰队(波罗的海)于1703年建立,至彼得统治末期俄国共有标准战舰48艘,桨帆船800艘,水手28,000人;军队管理也实现了近代化,建立了总参谋部、军需部、军械部、炮兵部以及海军和陆军学院。[15]

最能检验改革成效之处是战场。彼得统治俄国35年,完全和平的日子只有25个月。[16]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进入大洋的通道,特别是控制黑海。为此,他于1696年同奥斯曼开战并夺得亚速。这标志着一连串战争的开始,它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黑海由奥斯曼的内湖变成了差不多是俄国的内湖,从而从一个全新的方向威胁帝国。[17]尽管彼得走向黑海的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1711年普鲁特之败使俄国从黑海沿岸退出),但他为日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成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他的以军事为核心的综合性改革构筑了俄国强大的基础,并据此在西线击败了强国瑞典,后者一蹶不振,叶卡捷琳娜的南下因此有了一个安全的侧翼。一待她准备成熟,对奥斯曼国土的大片剥夺便开始了。通过第三、四次俄土战争以及对克里米亚的兼并,俄土在西侧确立了德涅斯特河边界,东部分界则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属俄)。如此,不仅黑海北岸的领土尽归俄国,它还具备了进一步控制黑海和多瑙河两公国、向外高加索和巴尔干扩张的有利位置。自此之后,俄国对奥斯曼的扩张针对三个方向:一是巴尔干地区,通过民族和宗教联系树立俄国的影响;二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只有控制这两个地方才能进入开放性海洋;三是高加索地区,它具有包围里海、南下波斯湾、东入中亚和次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

近代化俄国的兴起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致命一击。虽然领土让予推迟到1774年,但奥斯曼首先丧失了北向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并不得不同一个强大的对手进行消耗极大的长期对抗和战争。之后,俄国除领土外还获得了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并据此干涉奥斯曼内部事务。从18—19世纪,俄国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外部威胁。

其他地缘政治困境与奥斯曼帝国错误的战略选择

欧洲的兴起,新航路的开辟和沙俄的强盛涉及的是奥斯曼帝国主要的不利地缘因素。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地缘困难,外加帝国在战略选择方面的不当。

首先,奥斯曼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不仅未能显示相应的价值,反而构成它的重大弱点。黑海和地中海都是半封闭性海洋,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前,进入大洋的唯一通道是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奥斯曼在西地中海的扩张未能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和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在东方,它未能征服波斯,从而无法取得面向印度洋的重要据点,葡萄牙人进入远东更进一步剥夺了它在印度洋立足的可能。此外,对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也在莱班托战役后逐渐瓦解。黑海在18世纪晚期之后不再是奥斯曼的内湖。

如果说广阔的海洋未给奥斯曼提供发展的机遇,那么问题行于斯却未止于斯。海洋使得奥斯曼帝国处于西方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的战略包围和威胁之下。1648、1650和1656年,威尼斯三次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直接构成对帝国京城的威胁。[18]18世纪第三次俄土战争期间,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没有黑海舰队,却大胆将波罗的海舰队派往地中海,先是在伯罗奔尼撒援助莫里亚反叛者,后在爱琴海击毁苏丹的舰队,从而使整个东地中海暴露在俄国的攻击之下。进入19世纪后,随着海上强国英国对近东事务兴趣的增加和俄国黑海舰队的成立,奥斯曼海疆形势进一步恶化。欧洲列强常常动用海军,迫使苏丹按它们的意志行事。例如,1807年俄土战争期间,英国为迫使苏丹向俄国让步而将其地中海舰队驶入达达尼尔海峡,停泊在君士坦丁堡城外;1827年,支持希腊独立的英法俄三国组成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全歼土耳其—埃及舰队,结果使希腊的独立成了既成事实。[19]不仅如此,英国还夺取奥斯曼帝国主要的海上据点: 1859年占领亚丁,1878年占领塞浦路斯,1887年占领埃及。这实际上将奥斯曼帝国在海上严密地封锁起来。

其次,奥斯曼帝国处于众多外敌包围之中,在东西两线、陆海两个方向面临多个战略对手,包括西方的哈布斯堡家族,波兰,俄国,东方的波斯,海上的西班牙和威尼斯等。由于力量所限,它在陆上一般只能同时在一个方向用兵,所以如果在巴尔干作战时小亚细亚内陆发生麻烦,那么在西线的战役就须草草收场,以便集中精力于东方;如果在东方作战时巴尔干方面出现危局,则又需西调东兵。这样的结果是被击退的敌人在奥斯曼人撤出后又卷土重来。例如在16世纪奥斯曼四次征服大不里士,但始终未能形成稳固的控制。[20]自16世纪以后,奥斯曼与波斯在高加索、阿塞拜疆和伊拉克形成拉锯战,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则与哈布斯堡君主僵持不下,维也纳与波斯实际上成为奥斯曼人向东西两方向征服的地理极限。奥斯曼的敌人还经常联合起来,迫使帝国两线作战,如1595年哈布斯堡组织了一个包括波斯在内的反奥斯曼联盟,其结果是奥斯曼在西方第一次接受了哈布斯堡的要求,在东方则退回到苏莱曼大帝军力所及之处,半个多世纪的争斗毫无结果。[21]不仅如此,奥斯曼即使单独在西线作战,通常也面临几个敌手:奥地利、波兰、俄国。西方的反奥斯曼阵线还包括地中海海上强国西班牙和威尼斯,自15世纪开始这两个国家就与奥斯曼争雄地中海。陆海混合、腹背受敌的地缘战略形势迫使奥斯曼帝国分散军事资源,分别或同时对付若干强大对手。这不仅限制了可以征服的地域,也极大地提高了征服的代价,严重消耗了帝国。所以如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所指出,奥斯曼的帝国扩张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帝国扩张不同,没有带来多大经济利益,反而逐步吞食了帝国的力量。[22]

非但如此,奥斯曼统治者的根本战略决策反映出他们对新的地缘政治环境缺乏适应能力。奥斯曼人兴起于小亚细亚内陆高原,带有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当它由一个内陆酋长国发展成一个横跨三洲、海陆兼备的大帝国时,原有的战略思想并未随之发生足够的变化。奥斯曼曾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6世纪控制了东地中海,然而其战略目的并不是夺取制海权,为海外经济、政治扩张提供武力保证,而仅仅是为了攻下濒海或环海的敌人要塞。奥斯曼大致完成对地中海沿岸及主要岛屿的征服后,海军就逐渐被弃置荒废,以致威尼斯得以在17世纪三次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海军的构成也落后于时代。它远未及时把单层甲板划桨船换成大型帆战船,也远未及时放弃地中海式的撞击和登船战术,而西方海洋强国在15—16世纪就大致完成了远洋船舶适应火炮革命的任务。奥斯曼的海军在地中海与西班牙、威尼斯或许还能有一番较量,但绝无在公海上与葡、荷、英等大西洋国家竞争的实力,它在16世纪未能将葡萄牙人赶出印度洋就是最好的说明。[23]待西方强国控制了地中海后,奥斯曼的海军建设更难再有所作为。因为缺少一支具有明确适当的战略思想、装备和技术先进的海上力量,奥斯曼帝国既难以保卫自己的海疆,也无法加入由西方国家开拓的海外事业,而正是这一事业使西方获得了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和补充国力的重要来源。

奥斯曼人不仅疏于海上竞争,而且其陆上大战略也存在严重问题。如果说在西方强盛后向西推进或守成已不大可能,那么将战略重点放在东方解决波斯则并非力所不及。征服波斯不仅能解决(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暂时解决)腹背受敌的问题,而且也将使奥斯曼获得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然而,奥斯曼从未下决心这么做,因而从未能摆脱两线甚至多线作战的困境。

奥斯曼帝国是19世纪大国均势的重要一环

奥斯曼帝国幅员广阔,位于三大洲、两大洋的交汇之处,扼黑海、地中海、红海,向东可威胁中亚、波斯及南亚次大陆,向南可控制北非和非洲之角。特别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境更是濒临世界黄金水道。正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使奥斯曼帝国成为欧洲列强侵略势力竞相扩张的交叉地,而其中任何一方占据压倒优势便将改变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动摇欧亚均势全局。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与大国格局息息相关,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方问题”即由此衍生而来。

奥斯曼进入大国角逐中心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而其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晚期。1772年普奥两国为平衡俄国对奥斯曼取得的胜利而发动瓜分波兰,表明奥斯曼的领土变更至少已影响到中东欧均势。奥斯曼真正具有全欧意义则要等到英国加入有关角逐。近东对英国的价值是同印度联系在一起的。七年战争使法国势力从印度撤出,对迈索尔和马拉塔人的胜利又确立了英国对南印度和中印度的统治,至19世纪初大部分印度已落入英国之手。控制着中近东主要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无疑是英国可籍以阻挡其他势力从海上和陆上进入印度的屏障。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引发了世人对奥斯曼战略地位的重视,他的意图就是通过陆路对印度进行包围。[24]此举也给英国渗入近东以最好机遇,1799年英俄土三方缔结同盟,标志着法国在奥斯曼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外交优势地位结束,英俄成为近东事务的主导力量。[25]这也是英俄两国在近东走向对立的开始。

19世纪,俄国近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立对己有利的海峡体制和控制君士坦丁堡,英国则要利用奥斯曼帝国作为屏障,防止俄国势力由海上向东地中海和由陆路向印度扩展,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大大增加了这种需要。尽管欧洲列强都企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但它们都清楚一旦帝国崩溃,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拿到全部遗产。由于列强特别是英俄在奥斯曼的利益难以相容,它们无法就瓜分帝国遗产达成一致。所以,保持奥斯曼的存在并使有关大国在近东的势力保持一定程度平衡,便成为它们都能接受的一项权宜之计。奥斯曼帝国则有机会和可能在大国争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因此,奥斯曼帝国作为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缓冲国,在国力大为衰落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生存理由和机遇,使它在19世纪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这一时期对奥斯曼构成主要威胁的仍是俄国。当其他国家正忙于应付拿破仑的时候,俄国利用1807—1812年的俄土战争夺取了比萨拉比亚。维也纳会议之后,作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更是挟着反法战争胜利的余威,成为整个东欧和近东的主宰。1829年的《亚得里亚堡条约》使俄国在高加索获得部分领土,并且享有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26]当1833年埃及总督阿里起兵反对苏丹时,俄国又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这年7月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土正式结成防御同盟,苏丹在该条约的一个秘密条款中承诺和平时期对外国军舰关闭海峡。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惊呼,该条约使俄国大使成了“苏丹内阁首席大臣”。[27]列强尤其是英国深受震动,自此开始了打破俄国优势、代之以列强共同保护的努力。1840年7月英俄普奥土《伦敦协定》终于打破了俄土同盟条约,规定由签字国共同保护苏丹反对阿里。同年9月,列强又签订公约,保证在履行该协定产生的义务时,不为自己的臣民追求未同等给予别国的领土增加、排他性影响和商业优势。[28]至此,对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就由俄国独家垄断变成了列强共管,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条约》可谓是对此作进一步的维护和确认。奥斯曼帝国在第四次俄土战争中虽然败北但未遭更大的灾难,也同样是由于欧洲均势机制的作用。

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奥斯曼帝国成为影响欧洲均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不仅使它从强敌压境的灭顶之灾中逃脱出来,也使它躲过了来自帝国内部的致命危险。帝国藩臣阿里两次起兵,直接威胁到京城,苏丹政权危在旦夕。正是欧洲列强的干预,才将阿里逐回埃及。各大国虽同意维护奥斯曼的领土完整,但不希望它强大起来。阿里是个锐意近代化改革的政治强人,一旦他统治了奥斯曼帝国,必将不利于列强的渗透和控制,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既得利益。基于此种考虑,列强用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阻止了阿里实现其抱负,苏丹政权又绝处逢生。

不利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是奥斯曼帝国急速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欧洲的兴起将其推入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的近代国际竞争机制。在以海洋为主要活动舞台之一,以高效率的民族国家为政治组织形式并依据世界市场规律行事的时代里,未能及时踏入这股潮流的国家难免要沦为强者的附庸,奥斯曼帝国因在地理上尤其接近于西方而较早地遭遇了这一厄运。新航路的开辟和沙俄的扩张更直接地构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此外再加上其他若干地缘困境及其战略决策的根本性错误,使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末起无可挽回地迅速衰落下去。这期间也尝试过若干改革,但其主导思想往往是面向过去,力图恢复苏莱曼大帝时代的秩序和价值观念,对西方的借鉴也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局限于军事和个别技术领域,殊不知西方的进步来自先进的政治经济组织形态、科学技术和近代思想观念的综合作用。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固然能够使奥斯曼帝国在大国争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却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其命运。当英俄在中亚停止敌对并成为盟友后,它就失去了作为英俄之间缓冲带的价值。1915年,协约国达成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困扰各大国的“东方问题”落下帷幕。有了这一变动,加上世界大战和内部各民族的冲击,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