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读名校弟读村小，20年后兄弟命运迥异，村里人感叹弟弟运气真好

在江西吉安穿城而过的赣江江心有一座白鹭洲，白鹭洲上有一座书院“白鹭洲书院”。程颐、周敦颐、朱熹都在这里讲过学，文天祥是这里的毕业生。大学问家欧阳修、江万里、大明首辅杨士奇、第一才子解缙、大宋宰相周必大、胡铨、杨万里这些人都是庐陵人，跟这里都有渊源，《永乐大典》写道：“天下多举子，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安”，因此，此校被誉为读书人出身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之所，直到民国年间，这里可是当地最鼎鼎大名的名校，能到这里读书的人，毕业之后满可以进仕途，可谓是前途无量。

因此，当年要是穷人家的孩子，能进入这里学习，通过读书之风甚盛，诗书文章熏陶，加上自己努力上进，运气来了，说不定走近公候富翁，即使是为人家的走卒健仆，也算是宰相门头七品官，忍一忍，积累一世。也许就能出头，父辈便可以落一个不饥不荒地“安享晚年”，可以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话说吉安城外有个村子，名叫流坊村，村里的房子沿着弯弯曲曲的流淌而过的赣江而建，村子呈长条形状，所以大家习惯叫上流坊、中流坊和下流坊三个小村而划分，这个村东面靠山，自然条件较差，比较贫穷。此村子中有一位农民名叫李遇臻，由于他耕田是一名好把式，每天早出晚归，深耕细作，庄稼比别人家的长势都好。所以在周围穷邻居眼里，他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

但是，李遇臻有五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叫李仁鹏，第三个儿子名叫李作鹏。新旧时代是一样的，儿子多负担就大。耕田再好再用功夫，田中所得，也就仅够果腹。因此，他就寻思着要把其中两个儿子送去读书。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老大最受关注，早培养成人才家庭早受益，因此，父亲当时可谓是倾其所有，把大儿子送进了“白鹭洲书院”改制而成的白鹭洲中学，当时算是吉安最高学府学习，大哥李仁鹏成为父亲重培养的对象。自然是指望他能出人头地。

李作鹏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他个头长得比较高大，在父亲的眼中，肯定是种田的一把好手，因此，要把他重点培养成家里种田的主要劳动力，从小给他安排的任务是接受田间劳动，清晨起床就放牛，早饭后上山砍柴火，田里采桑叶，野外捡猪草，农忙又抢季节，便日复一日下田干活，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收割所有农活都得干，因他人比较机灵，农活样样做得拿手，干得比大人都精细，村里人都说，你这老三将来肯定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不过，到了农事不忙的时候，父亲又觉得他游手好闲，事情不多，琢磨做些小生意解决生活问题，于是又给他安排了一件事，便是拿着家里做的油豆腐到街上去卖，换些零花钱，这样一来，没有点文化是不行的，读书算数也是必须的，正是他父亲的这一想法，便把他安排到村里的私塾读了一二年的书，能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算一些简单的数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下田干农活，可以说是半农半读了一些日子。

村里读了点书的李作鹏，已经打算在老家小山村这片土地上贡献青春和力量的时候，红军第一次攻打比较大的“中心城市”，所以动员了“十万之众”，其实有几十万群众和红军一起。此时，李作鹏因为他长得高大，平时做事胆子大。被乡苏维埃政府指定为少先队长，也在这“几十万之众”中。

当了少先队长的李作鹏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之后跟着红军“九打吉安”。打了一年，终于进了吉安城。于是大力扩军，广招人才。这次“扩红运动”中参军的吉安人，后来出了几十名开国将军以及不少大干部领导人。

李作鹏离开家庭要去当红军的时候，只有16岁，毕竟他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他和父母亲自然是万分不舍，他的母亲家是道教世家，外公和舅舅都是乡村道士，非常相信命运之类，便出面给要参加红军的他算了一命。阴阳先生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外可以当老板”。非常迷信母亲及家人，虽很不舍，但也就没有阻拦，依然拿上做好的布鞋和一些吃的送他去参加红军。

不过，村里人说他的确是做“老板”的命，因为李作鹏参加红军却又和其他人不同，他说服了手下整队20多名少先队员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等于带了一个加强班参加红军。15岁的李作鹏初次显示了他的领导力。有人看见了他的领导力，“这小鬼，办事清楚明白有股子干练劲！还能读能写？让他到总司令部做个传令兵吧！”一参加红军就没有直接上前线战斗，就避免了因为战斗经验不足而过早地牺牲在战场上。

李作鹏当了红军总司令部的传令兵，以前打仗，通讯技术所限，作战命令都要靠人体物理传送。炮火纷飞，枪弹无眼，打起仗来，人家都躲在战壕中，传令兵一个人越战壕，爬山岗，跑到前线指挥官面前传达命令也并不容易。由于他做传令兵做得不错，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又调到总司令部警卫班。

当时跟李作鹏一起当红军的，大都只配把大刀，能发一把汉阳造、给几发子弹就已经是很骄傲了。而作为总司令警卫班的他，身上背着当年红军极其罕见的德式手提机关枪（类似冲锋枪），在公众场合行走，很受同伴们羡慕，大家称他“御前带刀侍卫”，威风极了。

然而，就在李作鹏参加红军队伍的时候，他那个毕业于当地名校的哥哥李仁鹏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一开始就是当教书先生，红军长征走了，接下来又是白色恐怖，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便投了国民党军，并在第14师担任中尉书记官，后来，又在国民党吉安县政府科长、区长职务。解放时李作鹏写信叫哥哥留下，他也认为有个当高级干部的弟弟“罩住自己”，不会有事，但吉安一解放就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中，一世坎坷，结局悲惨。亲兄弟从此命运殊途，阴阳两隔。

在村小只读二年书的李作鹏，自从参加红军之后，他的运气出奇的好，在他参加红军的当年秋天，南雄水口战役后，组织把李作鹏送去了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去了，一学半年，学无线电。那个年代，无线电是顶尖高科技，是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红军曾经不得不用俘虏兵做译电员，现在要培养自己的译电员了。让李作鹏去进修无线电，可见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毕业之后，李作鹏被派到军委二局担任机要员，受此重用，每天工作在最高领导人周围，算是青云直上了。后又在中革军委二局当参谋、译校科科长，是我党我军最早的一批情报侦听破译人员，对红军能顺利到达陕北立下了卓越的军功。

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之后，成立抗日军政大学，李作鹏作为军队中有军事经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调到抗大任教官，随后走上抗日战场，一路走来，因作战勇敢，升迁之路是很快的，担任过四野43军军长，率部从北方一路南下，前往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扫荡残余敌人，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功劳大，他从普通一员，成为开国中将。

正如李作鹏老家流坊村的村民说，他的运气可以说是出奇的好，每走一步都有人帮衬，有大人物顺手拉上一把，奋一把力，出人头地。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然而，运气好自好，天下事祸福相依，好与歹之间也就一线之隔，善与恶之间转换也就是个“霎时间”，并且转换之间无声无息，难有知觉。因为运气好的人都爱犯一个毛病，“狂”！自觉不自觉地“狂”！运气好的人总是会陷入“事业成功都是因为我本事大能力出众”的自我认知陷阱而不自知，忘了他的好运气可能是老天赋予他的，可能是人家送给他的。

就说李作鹏的“狂”，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在长征中他干过什么时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红军）怎么走得出草地？”

是的，长征开始后，李作鹏已经升任军委二科科长，专门负责敌人电报破译工作，是他破译了“围剿红军”的敌人电报。但把破译功劳归于他个人名下就不妥了，认为长征中幸亏有他红军才走出草地就不妥了。这是狂！首先没有组织上送你去红军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你破译个鬼啊！再说了，红军中聪慧机灵的庐陵人何其多也，胆大好学忠于革命的“红小鬼”何其多也，又不是你一个。

流坊村里人说：李仁鹏、李作鹏兄弟俩运气不同，导致命运迥异，着实令后人叹息不已。而弟弟李作鹏的“狂话”预示了他的结局，后因积极参与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判刑，不过，他作为一名勇敢红军的战士，一名大写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人在世，谁能没优点缺点呢？瑕不掩瑜。李作鹏晚年后保外就医，安置在太原，生活条件很好，他自己也很满足，天天练字，写书，写有回忆录。2009年去世，享年95岁，国家对他的功劳依然是厚赏了的，晚年很幸福！子女也各有所成，村里人说，这个世界上，谁的奋斗不就是图个“晚年幸福”？他这一生的运气的确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