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之争源起何处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30周年之际，全球贸易的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近日接受采访时坦言，当前有许多争论和批评都是围绕贸易展开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为什么要建立多边贸易体制，忘记了为何在这方面作出承诺”。

　　纵观全球贸易发展史，要自由贸易还是要“保护”贸易的争论从未停止。

　　16世纪，伴随航海大发现，国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在那个重商主义占据主流的年代，人们更倾向于单纯地“将货币视为财富的全部”，在对外贸易中强调“多卖少买”。正如英国晚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所言：“对外贸易是增进我们的财富、充实我们的宝库的正常手段。每年我们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总额，应当多于所消费的外国货物。”

　　基于这样的信条，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制定了进口禁令和关税保护政策，这也可以说是当今贸易保护政策的雏形。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以及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出来，并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分工概念的提出，为自由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个人真实财富的多寡，并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货币，而取决于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他还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认为两国之间应该相互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双赢。

　　大卫·李嘉图又发展了斯密的构想，认为两国的贸易条件并不需要那么“绝对”，只要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国家间就存在贸易的可能性。通过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各国均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实现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经济学家已经从理论上得出了自由贸易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结论，但社会上依旧存在一些疑虑。尤其是当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出明显差异时，疑虑便达到了高峰。

　　比较有名的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初期。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围绕关税和贸易、自由和保护展开激烈辩论，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谷物法》，正反双方的“第一辩手”分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谷物法》是英国实施的一项法律，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马尔萨斯认为，《谷物法》促进了英国国内谷物的生产，有利于确保英国粮食安全。李嘉图则反驳，英国不仅应该从外国进口粮食，而且还应该大量进口，因为英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比粮食生产要大得多。故而，英国应重点发展纺织品生产，以纺织品出口换取粮食，取得“比较收益”。

　　最终，这场争论以自由贸易观点的胜利而告终。184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谷物法》。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决断是正确的，自由贸易优化了英国的产业结构，进而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1801年，工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只有23.4%，到19世纪60年代已上升到36.5%。此后，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甚至一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并由此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

　　到了19世纪后期，贸易之争再起波澜。当时，欧美多国均已步入工业化阶段。为保护本国工业，多个国家先后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美国推出的《斯姆特—霍利法案》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与法案带来的“可预期的收益”同步发生的是，一大堆负面效应接踵而至。比如，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历史高位急速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限制贸易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国际经济摩擦，并逐步演化为国际社会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明确提出要发展自由贸易。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各发起成员国商定，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共同协调战后的金融、投资和贸易活动。伴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各方共同商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自此，自由开放的贸易再次成为主流，全球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收入增长的”“具备包容性的”稳定发展期：1995年至2023年，世贸组织各成员间的贸易成本明显下降，成员间贸易平均增长140%，带动成员经济增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全球人均收入增长约65%。

　　然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在全球经济负重前行的当下，一些国家将国内就业难题、产业结构问题片面归咎于自由贸易，再次抡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这剂已经被历史证明有毒的药剂，又一次被一些人视作了救市的良方。

　　针对这种错误观点，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奥萨表示，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可以保护“进口竞争产业的就业岗位”，却会危及“依赖前期投入或出口的行业的就业”，很多问题都是由国家经济政策而非贸易政策造成的。

　　另有经济学家提醒，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贸易保护主义的“伴生成本”非常高，不仅将招致其他各方的反制，加剧地缘政治危机，也会阻碍全球资源有效配置与世界经济整体效率提升，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市场萎缩，给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波折。

　　应该说，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生国际经贸摩擦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摩擦并不代表需要退到保护主义的老路。正如拉尔夫·奥萨所言：“减少贸易不会带来更大的包容性。真正的包容性需要一个完善的战略，一个让自由贸易可以与‘支持性的本地政策’、有效的国际合作相融合的战略。” （作者：杨啸林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