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进了战犯管理所还不服气：邱清泉李弥听我的，黄百韬就不会死

淮海战役第一个被全歼的蒋军兵团，就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被俘后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有些不服气：如果邱清泉和李弥听我的，黄百韬就不会死，我可能也不会被俘了！

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之一，因为这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所以电视剧不得不给他加了一些不属于文强的履历，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还是能一眼看出刘安国、蔡守元和叶立三的历史原型是谁。

文强和韩浚在红军中都曾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转换阵营后最高的军衔为中将，如果他们不走错路，最后会获得怎样的军衔，笔者不敢想，但读者诸君一定知道。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以倔强著称，他的倔强与黄维不同，文强虽然倔强，但并不缺少朋友，甚至可能是功德林人缘最好的战犯之一，后来大家特赦后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选举学习组长的时候，文强一连三届都是得票最多当选组长。。

沈醉回忆：“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强也是杜聿明、黄维、沈醉、董益三等人的“领导”，因为他不但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还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文强在军统工作的那个时期应该算入错了行，他在红军时期一直是从事军事指挥的，这可能也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一定要把文强从湖南调往淮海的主要原因——调动军统和长沙“绥署”中将，是一定要经过老蒋批准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文强在离开军统前就已授衔中将，他离开军统到湖南当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当时的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仍然给他保留了一个职务，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写得很清楚：“程潜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分别写了信。 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看了信说：‘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 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 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 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

文强这个中将，可比戴笠那个中将含金量高多了，戴笠那叫“职务军衔”，不当“军统局副局长”，他就还是陆军少将，而文强的中将军衔，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举，走了正式铨叙程序的。

中将杜聿明调中将文强给自己当副参谋长，他们指挥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连仲、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居然也是中将军衔。

不管是职务军衔还是叙任（铨叙）军衔，反正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挂着两颗将星，甚至有些军长也是两颗星，这样只会起来，可就麻烦大了：杜聿明也算邱清泉的老长官，他们并肩战斗多年，连邱清泉都不听杜聿明的，其他兵团司令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文强这个“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说话有几两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刘峙也不甘心只当牌位，有时候他也插手“指挥”，但“不听刘峙指挥”已经成了蒋军高级将领的默契，刘峙说话不好使，连带着杜聿明和文强的话语权也大为降低。

这种令出多门、互相矛盾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淮海战役结束：刘峙跑了，杜聿明、文强、黄维被俘，黄百韬自戕，邱清泉被击毙，其他几个兵团司令见势不妙，早就想办法脚底抹油开溜，别说文强制定的作战方案，就是老蒋亲自下令，那些长腿将军也是只顾跑顾不上听了。

文强在《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一文中回忆，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两个“剿总”之后成立的第三个“剿总”，陈诚在东北被揍得满头包而下台，顾祝同接替陈诚做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去东北、刘峙到徐州，老蒋和何应钦、陈诚认为刘峙是“忠实可靠败军之将”，只要配给他一位少壮得力能员，或能有所成就，于是决定以杜聿明为刘之副手，于是还当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就开始东北淮海两头跑。

文强离开军统去湖南之前，还当过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晋升中将，杜聿明可能也出过力，所以文强不好驳他的面子，只好来徐州给杜聿明打下手了。

老蒋和陈诚何应钦让杜聿明搞了个“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就是让杜聿明全权指挥他们称之为“徐蚌会战”的全部参战蒋军，但老蒋又同时任命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这下子麻烦更大了：刘汝明、冯治安、李延年都是有队伍的，如果杜聿明让他们的部队往前冲，他们为保存实力而抗命咋办？大家都是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谁听谁的命令？不从命也不算抗命吧？

据文强回忆，蒋军在淮海陷入被动，处处挨打，杜聿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徐州“剿总”拿出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第二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扼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撤退，这就是白崇禧认可的“守江必须守淮”。

杜聿明在东北连吃败仗，后来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也做不成，就想在淮海捞回面子：“刘峙拿不出主见，只有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力主乘解放军打下济南的休整间隙，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个方案。”

杜聿明的计划被老蒋批准，于是他放弃郑州，命令黄百韬兵团一字横陈于陇海线东段，准备在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配合下向济南发起进攻，结果在碾庄圩被包了饺子。

刘峙虽然以无能著称，但也知道此战重要，他跑到杜聿明的指挥部责问：“打了两天两夜，碾庄圩为什么打不下来呢？两个最大的兵团，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全都用上了，怎么就是打不过去？”

杜聿明向刘峙汇报：“看来解放军在这里打援的至少有两个纵队。”

文强反驳：“我看打援的部队不止两个纵队，至少要加一倍，起码有四个纵队。”

事实证明，杜聿明和文强都判断错误，当时打援的部队有六个纵队，但文强似乎比杜聿明“勇敢”一些，他坐着军用吉普车前出侦查，然后回来给杜聿明出了一个主意：“要破这个阵，死打是打不过去啊。我们正面要佯攻，至少调两个师迂回到后面去打，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迂回到后面，趁今天黑夜打过去，里外夹攻，这个阵可破。两边迂回，碾庄圩之围可以解了。”

杜聿明和刘峙都为文强的计划较好，但是邱清泉和李弥不听，这哥俩开始跟杜聿明绕口令：李弥说邱清泉派兵我就派兵，邱清泉说李弥派兵我就派兵，李弥说邱清泉不派兵我就不派兵，邱清泉说李弥不派兵我也不派兵，把杜聿明气得七窍生烟，文强更是耿耿于怀了二十多年。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李弥也不肯调兵，　　杜聿明的指挥不灵了。我对杜聿明说：‘他们不听你指挥官的，命令都不能执行，怎么办呢？’如此坐失良机，碾庄圩那边的炮火越来越急了。我说：‘我们在碾庄圩的部队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刘峙在自己的大腿上捶了一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第二天，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黄百韬自杀了。”

李弥邱清泉抗命不从，刘峙和杜聿明只能无奈悲叹，文强想起来就生气，但却无可奈何，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文强说是邱清泉李弥不肯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这才导致黄百韬兵败自杀，如果邱清泉和李弥真按文强的计划派出主力，会不会陷入新的包围圈，那时候会不会黄百韬救不出，连李弥邱清泉也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