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到1956年,金日成内部大清洗时,中、苏为何选择了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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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3日,夜幕低垂。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抵达北京中南海,在教员的书房里,两人进行了一场有着深远意义的谈话。

彼时,朝鲜半岛正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应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紧急请求,志愿军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已经赴朝参战了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间,志愿军连续取得了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捷报频传,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两国的民心士气。

正因如此,教员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他对战局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同时,金日成对志愿军的援助深表感激,他紧紧地握着教员的手说道:

“朝鲜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份情谊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然而,就在那个看似充满希望的时刻,朝鲜国内却暗流涌动。

同样是在1950年的12月,金日成在朝鲜内部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运动。



那场运动的目标直指那些与他政见不合或对他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派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亲中的“延安派”。

当时,延安派的首领、时任朝鲜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的武亭将军,被指控“未能有效把守平壤”而被金日成罢免了所有职务。

在接下来的3年里,赶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金日成又相继对苏联派和国内派展开了清洗行动。

苏联派的首领许歌谊被指控“修复水库不力且阻拦党的扩大”,最终被撤销了所有职务。

国内派的领袖朴宪永则更是被冠以“美国间谍”的罪名,遭到了逮捕和迫害。

关于当年金日成内部大清洗的活动,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八月事件”。

具体内容文史君在文章《1956年,朝鲜“延安派”一夜之间全军覆没,金日成走上了权力巅峰》中有解读,感兴趣的读者,可在本账号内搜索阅读。

可以说,金日成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巩固自己和自己领导的游击队派的地位。



那么,让人好奇的是,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两大老大哥,中国和苏联,对于他攻讦并削弱延安派、苏联派势力时,为何都选择了袖手旁观?

究其根本,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大敌当前,无暇顾及

在大敌压境之际,为了共同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及李承晚的军队,中国、苏联和朝鲜三国不得不维持一种友好乃至同舟共济的关系。

这是基于现实利益与战略考量的必然选择。

正因如此,1950年12月,当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与教员在中南海进行会谈时,两人展现出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尽管朝鲜国内金日成正在对延安派进行清洗运动,但座谈中,双方都默契地避开了这一敏感话题。

转而将焦点集中在了外部威胁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刚刚发表的“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的言论。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在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

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拥有一个不冻港。

而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其实也是苏朝联合发动朝鲜战争的根本目的。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的行为都十分谨慎,要是苏联进入朝鲜与美交战,极有可能引发一场规模空前的核战争。

这对于刚刚从二战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苏联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因此,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避免出兵,另一方面在面对朝鲜内部斗争时,也同样选择了保持克制。

避免直接干涉朝鲜内政,以免引发更大的国际争端和冲突,按理说以斯大林的脾气,要不是根本的制约在,其肯定会干涉朝内政的。



二、金日成在防着中国

金日成对中国始终抱持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其中既有合作与信任,也不乏猜忌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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