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在牺牲前，派1位连长送信给周恩来；34师没有一个人投降

2019年11月30日，兰连发的女婿第4次到福建长汀县，参加纪念红34师的活动，这一次，他见到了开国中将韩伟的儿子韩京京，韩伟是红军总后卫红34师100团团长，兰连发是红34师战士，1934年10月，在师长陈树湘的指挥下，总后卫红34师分两路突围，一路由韩伟率领，一路由陈树湘亲自指挥，兰连发就跟在师长陈树湘的身边，原本打算突围成功后再汇合，然而，谁都没有想到，6000闽西将士几乎全部阵亡。

85年之后，2位革命后代的重逢，也算是红34师另一种形式的会师。1934 年10 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5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而红34师是后卫的后卫，承担中央红军的殿后任务。

当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了40万大军，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沿岸300多里的地段上，形成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歼灭红军。为了确保红军主力胜利渡过湘江。朱德和周恩来、以及中央军委仍然决定把断后的任务交给红34师，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找到陈树湘，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到：“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整个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 你们既要有完成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同时，要做好被敌人截断而孤军奋战的准备。”

根据韩京京的口述，大爹（尊称）陈树湘是1925年7月入党的老党员，“马日事变”后，在叶挺的警卫团担任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又随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陈树湘和他的父亲韩伟是1927年相识的，在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中，2人协同作战，相互支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又长期在闽西共事，又同时在闽西军区担任师长，随着红19军的成立，2人又都是叶剑英元帅的左膀右臂。红19军缩编为红34师之后，两人又同时担任100团和101团的团长。长征出发前，红34师师长彭绍辉调任，两人相互谦让，最终中央军委拍板陈树湘接任红34师师长。

陈树湘从刘伯承手中接下总后卫的任务之后，立即返回驻地召开动员大会，他对红34师全体将士说：“红34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红34师的隶属关系发生了5次变化，长征前归建红5军团），虽然隶属关系几次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现在是大家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了，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湘江战役时，红34师是中央红军少数几个配备了“大功率电台”的主力师。

11 月26 日拂晓，红军史上最壮烈的湘江战役打响，国民党李云杰、李韫珩部及地方保安旅在后面穷追不舍、红34师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既不能撤，又不能正面硬拼，只能一边打，一边与国民党周旋。一连守了几天，伤亡了两三千人。陈树湘果断下令，全师急速进入灌阳，在水车至文市一线部署阻击追敌。然而，国民党增援兵力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空中几十架飞机轮番侦察、轰炸，地面上的敌军也是红34师的十几倍。

在中央纵队过湘江最关键的12月1日凌晨5时，朱德总司令直接给陈树湘发了一封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地作战，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为止……”同一天14时，朱德总司令再次给发报，除向红34师通报敌情并指示作战方向外，还明确命令：“红34师受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在陈树湘等部队的掩护下，周恩来和博古一行，于黄昏时分胜利渡过湘江，赶到一个叫油榨坪的小镇。其实只不过一二百户人家的小市街而已，街上都是古旧的木板房，周恩来坐在一张竹床上说，“部队都过来了吗？”作战参谋薛枫的脸色一下暗下来，表情相当沉重，吃力地说： “大部分是过来了，可是损失太大，红8军团基本上散了，战斗部队只剩下600多人。还有5军团的34师，被国民党的追击部队包围，没有过来（湘江）。现在追兵已经到了文市，红34师还在新圩以东。电台呼叫了半天，也没有联系上。”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红34师，因为他在全军最后担任掩护。

周恩来急步走到地图前，凝视着新圩、红树脚以东的一片山地。一个短小精悍的湖南人的身影霍然跃入脑际。这就是29岁的师长陈树湘。就在周恩来焦急万分时，通讯员传来好消息，红34师发来了电报：“红34师被追敌包围，无法脱身。6000多人的队伍，已经不到1000人。师长命令全师迅速架好了浮桥，然而，当部队刚开始西渡时，就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上的敌人重重围攻，浮桥被炸毁。处境危急，请求指示。”

周恩来心中十分沉重，不禁面对地图自言自语： “无法脱身！无法脱身！如果今天夜里仍然无法脱身，明天敌人就可能攻占界首，还怎么过得来呢！”警卫端来饭菜，这要是在十几分钟以前，这点饭是不够吃的；可是听了红34师的消息之后，周恩来嗓子里就像是堵了个东西，肚子很饿，却干着急硬是咽不下去，简单扒了几口，搁在一边，喝起水来。 午夜过后，大门外传来一片马蹄声，接着通信员嚷嚷着总司令回来了。

周恩来把情况扼要说了一遍，朱德听见红34师还被包围在新圩以东，陷入沉重的思虑中了。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新圩突出重围，然后从界首以北渡江。这就必须要保证界首一线在我们手里。可是，大部队已经过江，国民党很快就会攻占界首。

周恩来、朱德感到很为难，因为“指示”容易，但是，要从重重包围中渡过即将被严密封锁的湘江，却比登天还难。前方危急，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们考虑，机要科长催促着说到： “请首长快下决心吧，一会儿恐怕又联系不上了！” 朱德站起身来： “那就只有让34师走我之前的老路，上山打游击了。”

周恩来补充说到，“第一步还是要突围，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强渡湘江，归还建制。如果渡江确实困难，就依靠当地大山便于隐蔽的特点，团结当地人民发展游击战争。” 朱德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立刻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用树枝绑着的小铅笔头，亲手起草电报。

中央红军经过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某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周恩来刚准备靠在大石头上眯一会，保卫队长火急火燎地跑过来，身后跟着1个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的人，像是个商人。还带了黑瘦黑瘦，穿着黑棉袄棉裤的，像是个仆人。

这2个人行踪诡异，跟在队伍后面好几天了，保安队长指着周恩来说：“这是我们这里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神色激动地说： “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

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地握住那个人的手。原来，这个商人是全州县委的，那个仆人名叫高春林，是红34师的连长。全州县委听高春林讲了34师的情况，决定派人护送他找到中央，一路上又是坐车，又是骑马，才赶上中央红军。

周恩来听到那个仆人打扮的是红34师的，不禁喜出望外。自从在油榨坪给34师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之后，就再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周恩来无时不在挂念他们，一直嘱咐电台，不要忘了同34师联系，但却一直杳无音讯。一见到高春林，激动的几乎将他拥抱起来。高春林由于过分激动，竟呜呜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也来不及客套，周恩来就关切地问起34师的情况，“哎哎，不要哭！不要哭！快讲讲34师的情况，现在还有多少人？”高春林哭着说：“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原来，34师接到了朱德的电报后，陈树湘立马组织突围；试图在凤凰嘴一带渡江，但是，遭到桂系43师、44师的猛烈阻击。陈树湘知道这次是争取渡江的唯一机会了。他操起一支步枪，亲自率领机关人员和部队冲锋。但因孤军作战，加之连日的疲劳饥饿，虽然战士们非常勇敢，殊死搏斗，但始终没有打退敌人，再次伤亡100多人。和陈树湘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和两位团长都相继阵亡。

这时，全师只剩下七八百人和枪，还被湘江东岸的敌人冲散，眼看着过江追赶主力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强忍悲愤和怒火，下令回到全州、灌阳之间的岭脚暂时隐蔽。陈树湘要求彻底轻装，把所有文件全部烧了，不管干部、战士，每人只带一支步枪，上好刺刀，自己则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硬是带着兄弟们拼了出来。

按照军委的指示，陈树湘率部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敌人依旧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个地方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交流，粮食问题无法解决，在山上吃了三天的野草。桂系43师突然发起了进攻，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陈树湘指挥部队集中兵力火力，进行了一次猛烈反击。他命令：“乘胜立即突围，不错失时机，分两路向湘南前进。”

红34师只剩下了不到700人，其中师直属队和100、101团共约400人，由陈树湘率领进入湖南道县；另一路为100团余部大约200多人，在团长韩伟的指挥下，掩护师部突围，从柳林青方向撤走。

根据高春林的讲述，突围到道县过程，红34师还有五挺重机枪，因为子弹不多了，就埋了两挺，路上又打了两仗，等到了道县，就只剩下94人了，陈树湘在突围过程中被子弹击中，战士迅速扎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抬着他。敌人依旧在后面穷追不舍，江华、宁远、道县三个保安团蜂拥而至。

陈树湘怕拖累战友们不肯走，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抬着我，怎么能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了，死了我一个陈树湘算不了什么，你们赶紧冲出去，不要管我。”战士们此刻心如刀割，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英雄师长，强行把师长按在担架上，抬着就走。眼看就要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突然，抬担架的两个战士被敌人击中，陈树湘滚到了田沟里，两个警卫员马上扑上来保护。陈树湘一把推开他们，喊了一声：“打，掩护同志们！”接着便向敌人连连射击。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大家在参谋长王光道的率领下冲了出去，此后，这一队人马继续在道县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最后大部分牺牲，一部分失散。

文章开头提到的兰连发，借着夜色藏到当地村民的稻草垛中。第二天早上被当地村民雷善红救下，留在了湖南省蓝山县竹馆寺镇，1985年7月，兰发连应邀参加了福建宁化县红色政权建立55周年纪念活动。

高春林激动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到：“成功掩护参谋长等人突围后，师长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和通信员，还有我，一共4个人。敌人看到只有4个人了，就疯狂了起来，吼叫着往上冲，陈师长就对着敌人骂道：‘白狗子，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说着卷起袖子就抱着那挺重机枪打起来，一时间把冲锋的敌人撂倒一片。没想到，这时，陈师长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泊里了，他却很镇静地把肠子塞了进去。”

警卫员急忙给师长包扎好伤口，陈树湘微微一笑，指指自己的头，对着身边的3个人说：“你们赶快补我一枪，行吗？白狗子抓到活的，是会得到很多赏钱的，如果是死的，就不那么值钱了。我是不可能出去了，你们赶快突出去吧，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存了一颗种子”说完，就伸手去拿警卫员短枪，警卫员哭着跑到一边去了。

天慢慢黑了下来，陈树湘拉着高春林的手说到：“高连长，你比他们大几岁，今天我死了，只是小事一件，不算什么。遗憾的是没有完成中央交予的任务。另外，34师今天全军覆没，连个汇报情况的都没有。高春林同志，你能突出去给中央送个信吗？”

高春林一想，师长说得也对，不然，全军会怎么议论我们红34师，一定要赶上部队，给中央汇报：我们全师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我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投降！”

周恩来的眼睛里充溢着泪水，他轻声地问： “陈树湘呢？他后来怎么样？” “我借着夜暗突围以后，第二天，就听说他们三个人被俘了，敌人用担架抬着陈师长，想回去邀功请赏。像陈树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担架上他想死也没有别的办法。眼看天快亮了，他就悄悄解开衣服，撕开绷带，把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咬断，等到敌人发现，他圆睁着眼骂道：‘白狗子，我让你们领赏钱去吧！’说过，微微一笑，就很快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一向有极强的抑制力，这一次却抑止不住，流下了大串的眼泪。

这时，全州县委的那个人说到，关于陈树湘的消息，报上也登了，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份报纸。周恩来接过报纸，心里登时一震，眼睛呆了好几秒钟。国民党道县保安团长唐季侯将陈树湘的遗体送往省保安司令部拍照存验，接着又惨无人道地从遗体上将头颅割下，装在一个竹笼里送到了省府长沙。12 月20 日下午2 时，何键（国民党军二级陆军上将）将陈树湘的首级悬挂“追剿军司令部”门口的石柱上，并张贴布告。报纸上面还登有一张图，正是陈树湘尸体的拍照。周恩来看到这里，眼睛发黑，一点也看不见了。他把报纸交给警卫员，由悲痛转为愤恨，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们是不会便宜他们的！”

红34师终究没有全军覆没，韩伟在掩护师部成功突围后，没走多远，遭到1000多名国民党军的紧追。只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但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双方展开了厮杀。子弹打光了，拼刺刀。一眨眼的工夫，最后只剩下30多人，面对满山遍野的敌人，30多人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搞不好一个人也突围不出去。韩伟命令大家化整为零，能冲出去一个是一个。自己率5人将敌人引到了悬崖边，最后6人就从大江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3人牺牲。韩伟和第3营政委胡文轩和第5连通信员李金闪虽然没有牺牲，但也是遍体鳞伤。

最后，3人被一个老伯救起，将他们藏在小树林中，第二天天亮，韩伟怎么找也找不到另外的2名战士，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一个人寻找部队，但陈树湘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他只好返回武昌，住在弟弟家中。突然有一天，一群陌生人敲开了他家门，其中一个是以前和韩伟共过事，当了叛徒，韩伟被捕了。

后来，国共第二次合作，韩伟回到了延安，1955年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他也是红34师唯一活着的团级以上干部，1992年，韩伟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对儿子韩京京说：“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全部都牺牲了，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和他们在一起，我的心才能安宁。”韩京京遵照父亲的遗愿，专程从北京将父亲的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2009年，湘江战役75周年的日子，韩京京遵照父亲的遗愿，在湘江边为红34师牺牲的6000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碑面上，几经反复，始终不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祭奠他们，最后只好在基座上刻下了：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2013年，湘江战役79年后的端午节，韩京京终于找到了陈树湘师长失去了头颅的遗骸。 他被当地百姓趁黑夜埋在了潇水堤岸的斜坡上，一行人肃立在他的墓碑前，泪水止不住淌了下来……摆上两盆鲜花、从北京带来的红星二锅头、从闽西带来的点心，微微（张京京的爱人，同样是闽西红军的后代）的一声“大爹爹，我们来看你了……”叫人撕心裂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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