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为革命甩出三个红军师级干部的“王炸”，可惜结局血亏

湘江战役之后，曾春鉴已经升任红六师的参谋长，成为更高一级的师级干部。但是造化弄人，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连续组建了多支红军游击队，曾春鉴参与其中。而正是由于红三军团彭老总的党性太强，对中央命令的执行坚决不打折扣，一下子把三名红军师级干部派去组建游击队。

一、先简单说下红18团所在的红六师的沿革：

1933年6月1日，大名鼎鼎的兴国模范师组建。6月6日，由兴国模范师整建制改称为三军团六师。1934年10月，红六师随方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红三军团走在全军的左翼，而红六师则走在全军团的最后。11月30日下午，红六师奉命接防新圩阵地，血战湘江东岸，18团全军覆没。1935年1月，按照上级命令，减员较大的红六师缩编为红3军团独立团，团长李寿轩，政委余瑞祥。原师长曹德清因病于一个月后去世。2月，由于土城战斗失利，独立团番号也被撤销，人员调离，这也是红六师没有转承部队的原因。

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来到云南扎西，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决定对部队进一步整编和轻装，同时改变在泸州北渡长江的计划，出敌不意，回师东进，重新回到黔北去。同时决定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和打击敌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开辟新苏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二、川南游击队的组建和人员构成

川南游击队是红军主力部队开始组建一系列游击队的开始，也是毛主席光辉运动战思想的闪光，从当时所处的形势看，非常有必要。

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仅一周时间，就面临四面包围的局面。蒋介石迅速对川黔滇三省军队作了重新部署：以中央军昊奇伟部四个五第师，驻守黔西乌江沿岸；以中央军周浑元部九十六师、五十三师分头进至黔西、大定一线，主力由扎西东南进攻红军；以滇军孙渡部驻镇雄、毕节三个旅，由扎西西南向红军进攻；以黔军王家烈部三个师扼守赤水河右岸，防红军东返。同时，命令川军十二个旅固守古蔺、叙永一线，阻挡红军继续向宜宾上游过江，并以袁治、廖泽、刘兆藜三个旅由扎西西北向红军攻击，以范子英、潘佐两个旅由扎西东北向红军攻击，妄图以强大兵力包围歼灭中央红军于扎西地区。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组建小股游击武装，对敌人进行有效牵制，帮助主力跳出包围圈。

游击队的组建是通过自愿报名和组织谈话的方式进行的，干部分成四类：一类是籍贯在本地的干部，比如四川长宁县人余泽鸿（时任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长）、四川南溪县人阚世英（时任政治部宣传科长）；二类是原分工就是做地方工作的，比如戴元怀（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地方工作团主任张梅凤等；三类是军事干部；四类是政治保卫干部。

扎西整编的时候，本来要求是全部撤销师一级编制的，红一军团林总、聂总觉得人员还比较充足就没有撤销。红三军团彭老总比较实在，把全军团缩编成了四个团：红10团、红11团、红12团、红13团，其中红四师三个团，红五师缩编成了一个团，四师、五师的干部大都高职低配，担任了团一级干部，六师的部队人数太少就编散了，干部富余出来。

彭老总高风亮节，大笔一挥，六师的政委徐策、参谋长曾春鉴就到了川南游击纵队。此时，六师的师长曹德清因病在扎西鱼井牺牲，政治部主任欧阳钦调任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值得一提的是，川南游击纵队的主要军队干部都是来自于三军团，还包括两名团级干部何宗周（五师14团总支书记）、陈兴才（五师15团副特派员），几名营级干部曾正南（三军团某部营长）、曾春炳（三军团某部营长）。

三、川南敌后斗争艰辛残酷，干部大多数没能幸存

1935年2月18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王逸涛（叙永游击队大队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供给处长杨得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地方工作团主任张梅凤（红军干部），特派员龙厚生（国家政治保卫局驻红军通讯学校特派员），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女，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司令部秘书阚思颖（女，中央妇女部宣传科长）。纵队下设五个大队（支队）：一大队长董玉清（红军干部），二大队长曾正南（红三军团营长），三大队长杨登高（叙永特区游击队大队长），四大队长梁亚伯（叙永特区游击队负责人），五大队长黄虎山（国家政治保卫队第五连连长，整连调入是部队主力）。

这时，纵队有四百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了四挺重机枪（留在叙永游击队的还有六挺重机枪，估计是子弹不够又太重，部分属于部队轻装的地方性质。）和一部电台。因为电台本身就要占用很多人员，警卫排、运输排，纵队实际可用的战士并不多。三个月后，电台就因损坏和没有电池，不能使用了。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诞生以后，就在敌重兵驻防的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数倍、数十倍的敌军周旋，几乎每天都要打一仗，有时一天打几仗，终于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光荣使命，最辉煌的战绩是曾攻克赫章、筠连两座县城。但是，不断的战斗减员使部队实力削弱，到1937年1月，纵队的主体被敌人包围打散，宣告失败。

三名师级部队干部的结局：

徐策：湖北省大冶人，192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任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参与组建鄂东南红十二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参加川南游击纵队后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1935年7月13日，徐策在威信长官司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曾春鉴：湖南省湘乡人，平江起义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六师18团团长，血战湘江东岸负重伤，不久升任六师参谋长。参加川南游击纵队后担任副司令员，1936年11月，与滇军遭遇，被包围打散，他率领十多名队员冲出包围，转移到三省结合部的水田寨。在地方游击支队长艾宗藩的安排下隐蔽于水田寨干沟孙树清家。1937年1月，被水田寨地霸武装郑香谷、郑耀东等密谋杀害。

刘干臣：北方人，宁都起义参加红军。长征前曾任红军新编师师长。在贵州水城战斗中负伤，右臂致残。徐策牺牲后，接任游击纵队司令，人称“独臂司令”。1935年12月17日，在川南古宋，反击敌军搜捕战斗中牺牲。

其他高级干部也大多数牺牲，如余泽鸿、戴元怀、龙厚生。红三军团出身的营以上干部仅陈兴才在部队被打散后，于1938年几经辗转回到延安，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这是对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红军长征史上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