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胡适“放弃东北求和日本”到“和比战难百倍”的思想转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狼子野心彻底暴露，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就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快要达成的当口，胡适突然向蒋介石递了一封条陈，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向日本求和，避免战争发生。

此言一出，立马引起国人强烈反对。

然而不久后的淞沪会战又完全扭转了胡适的想法，他开始认识到“和比战难百倍”，忍辱求和改变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只有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才能拯救中国。

胡适，生于1891年，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一同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以文字为武器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

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让胡适产生了错误的想法？为什么主张求和的他，却又通过淞沪会战，及时认识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1937年8月5日，陈布雷将胡适和陶希圣提交的条陈转交给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的脸色却突然黑了下来。

条陈主要内容为：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借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中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换区东亚长期和平。[1]

次日，胡适又递上一份书面材料，提出三点建议，认为能换取中国50年和平：[2]

其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不可失”。

其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其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破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陈布雷在帮胡适和陶希圣转交条陈时，还替胡、陶美言道：“兹有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敬祈睿察。[3]”。

后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对胡适未指名道姓地讥讽道：“某些学者认为，将满洲划个疆界，便能解决冀察华北的问题，如此中国便能避免被日本侵略，和平五十年。否则, 即使今天拼尽全力把他们打退了, 明天他们还会再来犯事。划定疆界可以，比如说我以长城为界, 长城以内，要求日本不得有丝毫侵略行为，日本如果遵守约定，那我便以长城为疆界。”[4]

就连在“五四运动”中被痛殴成过街老鼠的著名汉奸曹汝霖都表示，今日中国与日本已经到了非拼一场不可的地步了，可见当时胡适等“求和派”人士的主张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多么背道而驰。[5]

1937年8月18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胡适终于醍醐灌顶，认识到“和比战难百倍”。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军队首次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总共投入70余万人，伤亡25余万人，日本军队投入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

淞沪会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这场战役的结果意义重大，完全出乎胡适意料，战争一个多月时，就开始呈现胶着状态，全国士气有增无减，中国军人宁死不屈，悲壮惨烈，让胡适大受感动，终于清醒得意识到：

中国并不羸弱，日本是可战的，和比战难百倍！

关于胡适为何宁愿冒着被人攻击反对，也要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的原因，我翻阅了相关历史书籍，某些学者总结可能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胡适在美留学时受“易卜生主义”影响，认为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而非战争。[6]

胡适青年时期，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接触到了“易卜生主义”思想。

易卜生说：“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儿材料铸造成器”，认为青年学子愈是在国家为难时，愈应保持冷静，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将来作为救国的凭借。

1934年秋，一次北京大学师生大会上，校长蒋梦麟作开场致辞，引用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劝诫学生们认真学习，不要过问国事。

随后胡适上台，一番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跟风主张战争，认为军事刚建立不久，整体实力较弱，战争只会导致失败。

没想到引来台下学生的强烈嘘声，胡适气急说道：“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大学生是理智的，应站起来维护‘真理’！”

此话一出，如同火上浇油，学生们反对声音更大，胡适愤然而去。

二、多年受蒋介石“现在不能打”的观念影响，认为以中国积贫积弱，打不了仗。

1933年，蒋介石与胡适进行了一场两个小时的谈话。[7]

那时，日本放出传言说将要攻打热河，蒋介石每日搜集情报，得知日本还没有行动，就推断日本只是虚张声势。

但让他害怕的是，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胡适问道：“先生认为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日本军队？”

蒋介石说：“我需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

胡适又问：“那三个月之后呢？”

蒋介石答：“近代式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点位用精兵死守，不许任何一个人为了生存而退却，这样至少能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是不怕死的。”

胡适听明白了，蒋介石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抵抗不了。于是他便渐渐生出了与日本求和的想法。

三、胡适认为中国应卧薪尝胆，争取时间发展军事力量，从而阻止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

卢沟桥事变之后，其实胡适已经认识到，中日关系已至冰点，战争已然无法避免，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仍旧薄弱，在战争还未爆发前，还是要为争取和平做最后的努力。

同时国民政府应积极拓展外交线路，以争取欧美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帮助中国抵御日本侵略。

胡适设想，哪怕能争取10年的和平，那么中国就能在这10年中全力发展现代军事事业，届时再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胜算更大。

就在不久之后，胡适的其中一条建议，却兑现了。

1938年9月，因在美国文化层中颇具声望，蒋介石拟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替换原大使王正廷，游说美国支援中国抗日。

胡适担心被人诟病贪生怕死跑去国外避难，又不自信，不知道去了“能做些什么”，赶紧拒绝道：“战事危急，我不愿离开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8]

当时他铁了心不去，就连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都不听。

蒋介石派傅斯年去劝说，傅斯年声泪俱下：“如果我有先生的声望，我就去了，都是为了抗日啊……”

胡适被感动也流下热泪，终于答应赴美。

到了美国，胡适首次拜访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

按照他原先的设想，只要争取到欧美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便能抵御日本。

于是他动情地劝说罗斯福赶紧“拉兄弟一把”。

然而罗斯福却说美国一贯奉行“中立主义”，实在不便插手，同时紧握着胡适的手，说着场面话安慰道：“冬天要来了，你们要注意战士们的保暖啊”。

至此，胡适终于认识到，原先预想的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争取欧美外援，共同抵御日本的想法，简直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胡适作为具有一定国际社会影响力的知名文人学者，他的任何思想言论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他当时主张宁愿放弃东北，也要向日本求和，真的如当时的人批判的“不爱国”吗？

其实不然。

胡适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亲日，更不是卖国求荣。

他是太过悲观了，以至于陷入了惶恐的情绪，产生了不当的想法。

这种悲观，我认为可能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胡适是个纯粹的文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前线沙场，对打仗作战更是一窍不通，在他的观念里，中国积贫积弱已久，仅有的正规军力仅为国民党军队，而对当时已经具有工农基础的共产党军队的精神和实力并不了解，因此便武断地认为中国与日本打仗必定会输。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长期的动荡消耗，以及错误的政治路线让胡适看不到希望。当共产党已经将人民民主与当家做主的思想灌输给全国人民的时候，国民党仍然妄想争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日本为豺狼，那欧美就是虎豹，引入虎豹对抗豺狼，永远也无法争取真正的独立。

与青年时期的朝气蓬勃与光芒万丈不同，中年之后的胡适却陷入了摇摆不定，他既坚持自己的无党派身份，却又因为和蒋介石的交情偏向国民党；解放后既同意被招揽至台湾，却又在很多思想上都与蒋介石不和，最终受到了大陆和台湾双重的思想围剿。

在乱世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波澜起伏，不知最终会通向何方。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评论。

参考资料：

1.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
2.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
3.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
4. 《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纪要》 。
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
6. 《胡适受窘北大礼堂》，李祖荫。
7. 《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
8.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