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郭嵩焘不是独醒者

《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皇甫峥峥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这是严复给郭嵩焘的挽联，其中"独醒之累"几成盖棺之论。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的理性、包容与见识，至今引人激赏。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何郭嵩焘能远超时代？为何连曾纪泽都对他有微词，名臣张佩纶曾弹劾他？

皇甫峥峥的这本《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堪称解惑之作，它细致梳理了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眼中的西方，这是一条从旅客、到使者、到学生、到学者、到外交官、再到战略家的渐进之路，每代人试图从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建立镜像来概括对方，只是他们都没意识到，这个镜像已大大偏离了事实。

人只能接受"自己理解的真实"，并由此得出判断。时间冲刷下，今天看当年那些判断，或无比荒唐，或惊人睿智，但它们的前提高度近似。不更新旧知识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远见。郭嵩焘亦如此，他并没完成从学者到外交官的转型。如何突破他的认知缺陷，对今天的读者亦有价值。

优秀者反不如"摸鱼者"

"兵家‘知己知彼’之谓何，而顾不一虑及？"1865年11月，恭亲王在请求遣使出洋的奏折中写道。理由冠冕堂皇，其实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结婚，愿带人"一览该国风土人情"，63岁的斌椿于是成为首位访欧使节。斌椿是退休官员，在亲戚恒祺帮助下，任赫德的中文教师，他希望因此能让三儿子广英进海关当差。

这是一次目的不明的"抽象出访"，四个多月逛了11国，斌椿聪明地扮演着旅客——对异国风情赞不绝口，对思想、制度等避而不谈。他坚持男尊女卑，可旅途劳累时，更愿在女士中间休息。

斌椿是"摸鱼者"，因《乘槎笔记》，被算成"进步派"。其实，斌椿赞西方各国，套用的是儒家标准，如爱和平、勤俭、重礼貌等，赞西方君主，也都是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之类。目的是同时讨好清帝与赫德，两边取利。

1867年11月，清政府任蒲安臣（美国首任驻华公使，时已卸任）为团长，率使团访美欧，蒲安臣病逝后，使团由志刚、孙家榖负责。

志刚有"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的情怀，他对西洋机器观察甚详，令西人称赞。可志刚的结论却是"本中国古法，西人得之"。

志刚奉心学，基于"心外无物"，他试图将科学、经济、道德、文化等融汇贯通，形成整体解释，找不到科技的定位，遂斥为"奇技淫巧之货"。他颇感奇怪，西方天文学发达，为何"停留"在观测阶段，不用它预测人事？

按儒家标准，志刚是优秀的，他怒斥腐败，渴望国家强大，对华侨受虐待深表同情……可基于有限的信息和落后的思维方法，他提不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志刚因《初使泰西记》中语多荒唐，被视为"保守派"。其实，志刚与斌椿同样糊涂，但斌椿只想"打酱油"，志刚想有所作为，可越认真，离时代越远。志刚证明了当时开始流行的见解：办西学应靠专业人员，而非儒家士大夫。

为何丧失了现实感

1877年，郭嵩焘访英，见德国军官以蛙跳玩耍，用前额和肘击碎核桃，惊叹："彼土人才，可畏哉！"张德彝未记此事，却记数十种西洋游戏，如弹子球游戏规则、游泳的14要点……

张德彝不乏"聪明"，法国人质问，为何中国人称欧人为"鬼子"，他解释道，汉代中西贸易多经龟兹，音讹为"鬼子"。其实龟兹读如"秋词"，张德彝是刻意误读。在日记中，张德彝将"鬼子"写成"桂子"，既有善意，也是自愚训练，似乎"鬼子"能因此变成好词。

张德彝出身低微，八次出国，在海外度过27年，留下约200万字记录，可当时出使只是"差"而非"缺"，无向上发展空间，他无法成为外交家。

张德彝很少谈器物外的西方，谈则必称"中国孔圣之道，闻于海外，鲜有驳其非者""天主真经之言，多与孔子之言符也"。称西方为儒家天下，急于求同，这或许是巨大落差下的心理建设，欺骗自己才能忘却事实。

▲郭嵩焘

郭嵩焘最早意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对近代司法、议会、教育、科技等制度均有较深入的理解，但"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会被他的单纯、诚恳、宽厚、高尚所打动。

然而，郭嵩焘还有另一面，他认为西人只是通商求利，"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一味退让。中法战争前，他反对援越抗法；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他主张承认阿古柏；对不平等条约，也认为"以通商应之"……张佩纶指责说："其人太暗纯，易于受绐（欺骗）。"

郭嵩焘看到了现实差距，却向古代找方案，他戴着三代之治、文野之辨的"有色眼镜"看近世变局，将西方附会为尧舜之世，忽视了列强的野心，幼稚地以为变中为西、化野蛮为文明即可突破困局。郭嵩焘并没走出儒家士大夫"有道德勇气，缺乏知识勇气""以情怀代替解决方案"的门限，用丧失现实感换取"人格甚高"，并非真正的外交家。

知之甚多，却重回愚昧

曾纪泽自学成才，于西学无所不读。他继承了郭嵩焘"处置洋务，以理求胜"的原则，但更重实务。一方面，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主张逐步废约；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主张"备战求和"，在中俄伊犁谈判、中法战争谈判中取得较好成绩。在外交机构正规化建设上，曾纪泽也作出巨大贡献，堪称真正的外交家。

曾纪泽还是"醒狮论"的最早推行者，离任驻英公使时，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实为英人马格里据他的想法写成），称"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被西方媒体讽刺为"在该文中所表现的浮夸精神，势将使法国感到不快，也极少事实上的依据"。它可能是吓阻法国的公关文，未必是曾纪泽的真实想法。

但曾纪泽确有狭隘的一面。郭嵩焘爱才心切，不顾年龄、地位差距，极力回护严复，对其"气性太涉狂易"，善意规劝"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曾纪泽则刻意打压、羞辱严复，名为帮其"改掉坏毛病"，实则夹杂着个人成见。严复称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

作为技术官僚，曾纪泽是聪明的，但放弃价值观的聪明，岂能持久？薛福成便直指其"过于聪明之失"。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他意识到，清朝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府"对一套极狭隘和短视的道德问题的关注"，抓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肯綮。见识如此高明，却离奇地转向"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薛福成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证明中国古人懂化学、电学，从《管子》中发现中国古人已有现代职业观，从《庄子·逍遥游》中看出中国古人会用热气球……美国被比为虞夏，俄国是商周，英德是汉代，意荷西是唐宋，法国是明朝。

当时"中体西用"已走入死胡同，薛福成试图用"西学中源"替代，摸索一条易行之路，却回到了志刚式的蒙昧中。事实证明：不改变认知框架，停滞在"会通""比附"的层面，无定义意识，知之甚多，亦只会一次次回归愚昧。

警惕"后见之盲"

学者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曾写道："导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的种种挫折、失误与由此造成的不幸的，绝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的传统观念筑成的屏障。这甚至是比浩茫无际的大海更严峻的屏障。因为它曾有效地使无数精英人物把拒绝采撷其他文化中盛开的芬芳的人类智慧之花，视为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

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在民族危亡之际，饱含爱国情怀，殚精竭虑，试图寻找一条自强之路，他们的忠诚、才华、奋斗精神无可质疑，结果却无一例外，均壮志难酬。

图源：视觉中国

在相当长时期，人们将这段历史简单地解读成"保守派"与"进步派"二分，因"保守派"太强大，吞噬了"进步派"的努力，导致近代的挫折。其实，"保守派"与"进步派"是后人贴上的标签，时人无此分野。"保守派"与"进步派"共享的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两派之间的冲突多源于性格、气质、党附引发的个人恩怨，并非立场差异。

在制造"保守派""进步派"的过程中，常以今视古——说两句貌似"开明"的话，便算成"进步派"，而说两句"迂腐"的话，便算成"保守派"。但当时背景下的"开明话"，含义与今不同，理路差异更大。

郭嵩焘疾呼："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确有见识，可他与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那些人无本质区别。双方思维在同一水平线上，只是在"应对时变"的方法上有异，故始终无法说服对方。由此决定了郭嵩焘的生命悲剧。

相对于传统世界，近代世界是一次革命性的跃迁，开放心态、汲取知识之外，还需思想方法、思维能力的革命，这是郭嵩焘们没有完成的一步，他们努力理解西方，可理解来理解去，还是中国。

读史有"后见之明"，亦有"后见之盲"，前人看不到今人信息，今人也常看不到前人信息，从而忽略了他们判断的思想基础、信息条件、问题意识等，陷落在"冲击—回应"的简单解释中。错解前人，必错解将来，历史将失去昭示未来的功能。《远西旅人》摘去滤镜、还原真史的努力，尤显难能可贵。

　　作者：

文：蔡辉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