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我和战友李文光一起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一次战斗中,李文光舍身救我一命,从此我们成了生死兄弟。
可世事无常,1999年李文光遭遇不测,英年早逝。家庭生活陷入了困顿,无奈之下,他的妻儿上门求助,我却只能避而不见。
几年后,李文光的儿子大婚,他带着妻子向我叩头致谢,场面感动了无数人。
我叫徐文华,1960年出生在川北一个贫穷的农村。
家里穷得叮当响,我上了小学后,就开始回家务农了。
1978年春天,征兵通知到了公社。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都跃跃欲试,想要去部队搏一份前程。
虽然我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很自信,但面对激烈的竞争,心里也没太大把握。
幸运的是,这次来征兵的是坦克部队,对兵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
我就这样好运气地进了部队,成了一名坦克兵。
在新兵营,我认识了同乡的战友李文光。我和他并不在一个公社,以前也并不认识。
但独在异乡,老乡加战友,让我们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相比较我的沉默内向,李文光是一个很开朗阳光的人。
虽然他的家里条件也一般,但他却不为此所累,没有一点点自卑,很快就与战友们打成了一片。
我很羡慕他的这种洒脱与自信,也想尝试像他一样,但始终做不到。
下连队时,我和李文光又分到了同一个连队,这下关系更近了。
坦克兵的训练很辛苦,我也是适应了两个月,才逐渐习惯连队的训练强度。
1978年底,南疆战云密布,大家纷纷议论:要打仗了!
针对这场战斗,新兵们的态度很复杂。有恐慌的,也有打了鸡血的,认为对方不堪一击的。
但老兵们大都认为,这场仗不好打。
毕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多年,而敌人正经历了两次战争,部队得到了血与火的训练。绝非和当初闹事的“阿三”一样,一触即溃。
团政治处派出了干事,下到各个连队,给大家开动员会,紧张气氛拉满。
1979年1月下旬,我们开始机动至边境。2月17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
果然如老兵们所言,敌人不是软柿子。各种伏击、冷枪,加上地方不熟,原始丛林密布,一开始损失很大。
几天后,大家渐渐熟悉了环境,按照制定的计划缓缓行军。也遇到了敌人多次的小规模袭扰,但都击溃了敌军。
2月22日凌晨,正当我们和后勤部队交接物资时,又遭遇了敌人的偷袭。
仓卒应战之下,我的大腿中了一枪,直接扑倒在地。
跑又跑不掉,这时候我几乎陷入了绝望。
关键时刻,李文光挺身而出,冒着被冷枪袭杀的危险,将我拖回了掩体。
可就在快要抵达掩体时,一口鲜血吐在了我的脸上,李文光受伤了。
事后,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
我的情况还好,没有伤到要害,养养就能好。
但李文光的情况有些不妙,他被打穿了肺部,危在旦夕。经过军医的抢救,人陷入了昏迷当中。
我躺在病床上,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担心着他的情况。
五天后,我终于能拄拐下床了,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李文光。
他虽然醒过来了,但时而苏醒,时而昏迷。肺部受损,导致他还无法自主呼吸,得靠仪器辅助呼吸。
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我心如刀绞,恨自己拖累了李文光。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李文光最后恢复了过来。但也因为心肺功能受损,不可再从事高强度运动,他要提前退伍了。
送他离开时,我心里十分悲伤。我相信凭借李文光的实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他本应该在部队上更有前途。
但如今,却是我这个不如他的留在了部队,而他却只能黯然退伍回家。
我向李文光表达了歉意,他倒是看得很开。相比较我的一条命,他认为这一切都很值得。
1981年春天,我服役期满,退伍返乡。
到家后,我第一时间就去了李文光家里。他退伍后,被安排在公社工作。
这活比较烦躁,但不需要重体力,整体来说还是适合他的身体情况,我心稍安。
我则是去了老家附近的水泥厂上班,主要负责安全事项。
虽然挣得不算多,但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就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1985年,我俩先后结了婚。婚后,也都有了孩子。李文光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家则是一个丫头。
这些年,虽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柴米油盐中,走动频次也没以前那么高。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过得还行,有什么事了,也会互相通知一声,这就够了。
时光如流水,进入1986年后,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让我们都有些看不懂了。
先是李文光工作的公社,后来改为了乡镇,再后来大量的工作人员辞职下海。
后世要被挤破头的体制内工作,此时仿佛成了鸡肋。
地方财政紧张,李文光虽然努力工作,但他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特别是他的儿子,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看病吃药,这让他经常无法周转。
我得知情况后,亲自上门,埋怨他为何不跟我说。
李文光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老父母身体也不好,负担也重,他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我生气说道,咱大人能苦,但孩子不能耽误啊!
此后,李文光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来找我借钱,我也是倾尽所有。
一来二去,妻子也有意见,认为我只顾外人,不顾自己家。
我头一回和妻子发脾气,李文光对我有救命之恩,现在这点钱能比得上这份大恩吗?再加上他又不是借钱不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