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是怎样死的

作平按：本文写于2007年，原刊《首座》杂志，后收入我的随笔集《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该书今年由湖南人民社以《晚明的崩溃》再出修订版，目前各大平台有售。

《圣经》说，有一天， 上帝为了考验 亚伯拉罕是否对他彻底忠诚，就要求亚伯拉罕带上他的独子以撒来到一座山上，把以撒杀死后献祭。 对上帝无限忠诚的亚伯拉罕果然眉头都没皱就开始动手，要杀死他可怜的儿子。

这时，天使扑打着翅膀飞来了，她向亚伯拉罕传达了上帝的旨意：你对我是真正忠诚的，你不用杀你的儿子了。那边树林里有一头羊，你可以用它来代替你的儿子作祭品。

那头倒霉的羊原本在树林里好好地吃青草谈恋爱，一不小心就代替以撒走上了祭坛，真是世界上一等的冤大头。后来，人们就用替罪羊来代指代人受过的倒霉蛋。

晚明数十年，为圣上、朝廷或是达人们充当替罪羊的家伙数不胜数，曾经官至兵部尚书的陈新甲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个人被历史记住，不是他的功绩，也不是他的罪过；既不是流芳千古，也不是遗臭万年，而是当替罪羊出名，这种名哪怕放在出名要趁早的今天，恐怕也没人想出吧。

陈新甲是四川长寿（今属重庆）人，万历年间中举，出任定州知县――没有考中进士而做官，明朝时称为乙榜出身。在重进士的大环境下，以举人而进入仕途，一般来说，不仅为进士出身的绝大多数官员所轻视，本人也很难得到升迁。

“以才能著”的陈新甲是个例外。他出身虽低，进步却很快，在和农民军及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多年征战中，他很快就从知县升任刑部员外郎，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继而则是兵部尚书——从县长到监察部的副司长，到监察部的部务委员，再到国防部长，陈新甲只用了十二年时间。

《明史》认为，陈新甲“雅有才，晓边事”，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能得到升迁的重要原因。终明一世，以举人出身而官至尚书的，只有陈新甲和弘治时代的工部尚书贾俊两人而已。顺便说，曾出任过巡抚的大清官海瑞，他的出身也和陈新甲一样，仅仅是举人。

陈新甲的升迁说明，即便在国事日非的晚明，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还是能得到正常的升迁，黑暗和腐败还没有完全一边倒。

大凡有才的人往往都会因自负其才而毛病在身，比如同样是边才的袁崇焕和熊廷弼，一个好为大言，一个为人傲慢。

陈新甲的毛病比这两位更甚。他不仅结交宫中太监，本人也做不到反腐倡廉。他的这些毛病，言官们纷纷交疏攻诘。按明朝惯例，一个部长级的高级官员受到言官批评，理应主动提出辞职。

但陈新甲的辞呈没被崇祯批准，这倒不是崇祯认为陈新甲真的清白，而是正当国家用人之际，即便是有道德洁癖而对陈新甲的两大毛病深恶痛绝的崇祯，也只能引而不发。很可能，正是崇祯的引而不发误导了陈新甲，他才在后来的塘报事件中自以为是。

崇祯时期，大明帝国最大的苦恼在于，必须在兵力和财力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关内和关外同时用兵——关内要对付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关外要对付日益坐大的满州。

陈新甲出任兵部尚书次年，崇祯左拼右凑了近十万正规军，由洪承畴统率出关，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问题。但是，这一企图很快化为泡影：明军被击溃，洪承畴退守孤城松山。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势，陈新甲和内阁辅臣谢升想到了与清军议和——不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的角度看，与清军议和，走攘外必先安内之路，无疑是明朝最可行的办法之一。这也说明，陈新甲并非平庸之辈。

关于议和，尽管在臣民面前表现得慷慨激昂，好像要誓死抗战到底的崇祯，也不禁心动。他指示陈新甲说：“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陈新甲以为得到了崇祯口谕，就开始着手令人与满州方面协商议和之事。

当时，明朝上下知道此事的人除了崇祯和陈新甲，还有辅臣周延儒和谢升等少数几个人。其中，周延儒为首辅，也就是辅臣们的领班，有实无名的首相。当崇祯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时，这个老奸巨猾的官僚始终一言不发。

周之所以不肯表态，并非他不赞成议和，而是怕此事一旦泄密，必将成为整日里叫嚣夷夏不两立的文官们的靶子。所谓夷夏不两立，乃是历代汉族王朝的书呆子和愤青们一脉相承的爱国情结：即堂堂天朝，和被称为夷的异族政权之间，只能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平等对话的必要。

事实证明，陈新甲的自我保护能力的确要低于周延儒。低于周延儒的原因，不是他的智商低，而是他相信了崇祯的表态，却至死也没弄明白：帝王的表态也许是人世间最不靠谱的承诺，因为最终解释权在他那儿，他完全可能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就在双方协商期间，松山陷落，洪承畴被俘并降清。其间，身为大学士的谢升一时口误，不慎向外宣称“皇上意在主和”。为此，他遭到了言官们的强烈攻击，崇祯只好把他罢官，并以此再三告诫陈新甲：和谈之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能泄密。谁知，这天大的秘密不仅捅出去了，而且捅得十分彻底。

陈新甲派到关外与清军议和的特派员马绍愉，把清军的要价写信送到陈新甲府上，陈新甲阅罢，随手放在办公桌上。他家的仆人不知道这是天大的机密，以为只是普通的塘报，就向外发出去了。

所谓塘报，就是各地官员送到京城的情况汇报，由兵部下属的车驾司负责汇总并发给各级官员，略相似于今天的政报。于是，这大明帝国的第一号机密，竟然被传抄得天下皆知。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间，举国哗然，言官们一个个地争相上疏，义愤填膺地要求对这种大大有损天朝尊严的事情做出解释，并严惩陈新甲。

陈新甲最终成为替罪羊，其根子在于，他对崇祯的个人品格过于相信。他以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得到了圣上的许可，圣上亲口对他说过“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的话，言官们再厉害，总不可能把圣上揪下台吧？于是，他有恃无恐地写了申辩书，讲述了和清军议和的始末，并在文章中多次引用上谕――也就是崇祯的最高指示。

然而，这样做无疑把崇祯逼到了绝路，崇祯此前才处分过要求与清军议和的谢升和石凤台，其凛然正气表现得活灵活现。现在，陈新甲无疑抽了他的底火，天下吏民都会因陈新甲的辩解而认清圣上的嘴脸：圣上原来是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一向以道德自诩、拥有无限道德优越感的崇祯从此如何面对满朝臣工和天下庶民呢？爱面子的崇祯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崇祯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杀人灭口。因此，与其说陈新甲是被崇祯所杀，不如说是被自己对崇祯的信任所杀。等到陈新甲在狱中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次向崇祯上书请求宽恕时，为时已晚。他死定了。

这只替罪羊的最终结局是：弃市——也就是处死之后把尸体扔到大街上任人围观吐唾沫，以儆效尤。

在下达处死陈新甲的旨意前，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延儒知道陈新甲只是替罪羊，不免兔死狐悲，他向崇祯求情说，“按照国法，敌兵不兵临京城下，就不能处死大司马（兵部尚书）。”

然而，崇祯处死陈新甲的理由，既不是拿不上台面的泄密，也不是清兵入境，而是追究早已成为旧事的农民军杀死了朱家七位藩王――崇祯好像患了选择性失忆：就在福王、襄王死难之时，他亲自提拔了陈新甲。

陈新甲充当替罪羊，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大明帝国的悲剧。从此，帝国丧失了最后一次与清军议和的机会。此后，尽管火烧眉毛的崇祯发自内心地希望有大臣提出与清朝议和，但鉴于陈新甲血淋淋的死，谁还敢自寻烦恼？

同样，当李自成兵临京师，并表示愿意议和时，爱面子的崇祯希望由首辅魏藻德拍板，但和周廷儒一样老谋深算的魏藻德在崇祯一再表示“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时，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

与其指责魏藻德不肯为君王分忧，毋宁说自从陈新甲做了替罪羊之后，这个废墟上的老大帝国的君王与大臣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帝国还能存在多久，就连白痴也知道。

就陈新甲个人而言，他到死才明白了一个血写的真理：当上司犯错误时，做下属的一定要勇于承担，否则绝不会有好果子吃。即便因主动承担而遭到处分，那处分也只是暂时的，做给别人看的。

民间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慈禧召见诸臣时，庄严时刻，不小心放了个又臭又响的屁，高雅的老人家很难堪，就佯怒问：“哪个放的屁？”大臣们一愣，明明是你放的，还要问我们？其中一个官员急忙跪下请罪：“老佛爷恕罪，奴才该死。”——就是这个主动替领导分担放屁之耻的官员，后来官运亨通，一直深得慈禧喜爱。

可惜，这个故事发生在比陈新甲当替罪羊晚了两百多年的清朝，不然，陈新甲倒不妨从中悟出一些做官的奥义。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 死要面子活遭罪，是民间总结的真理。民间的真理同样适用于帝王：当崇祯硬挺着做出抗清英雄的样子时，大明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不要相信帝王，尤其是危难中的帝王，除非你有一百个身子供他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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