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又一次难堪地被印证了

明朝崇祯帝的皇后周氏，生性节俭，为人谨慎，获封皇后之后，就减少了后宫的费用开销，经常身穿布衣，吃素食，其他妃嫔大多身着靴子，而周皇后却从不穿靴，只穿棉鞋。他也不为自己的亲属在皇帝那里争取恩泽。周皇后在位10多年里，在宫里看过两次戏班的演出。

周氏的父亲周奎，作为明朝最后一任国丈，被封为嘉定伯，凭借地位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后，周奎下狱被反复拷打，被逼无奈交出了私藏家中的七十万两白银。要知道，在此之前，崇祯皇帝曾请求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捐银助饷，以壮大京城防御，周奎简称自己家没钱，最后只拿出了一万两。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拷打中，已经让周奎的妻子、儿子、儿媳丧命，周奎仍坚持没钱，直到最后才说出银子的消息。

周奎视财如命，崇祯的其他皇亲，以及那些身居高位的文武大臣也大多如此。没能筹集到足够经费强化城防的崇祯帝，也就只好坐等义军步步紧逼，并在内城告破后去景山自杀。一些明朝大臣，如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兵部主事金铉等追随皇帝殉国。

更多的大臣如成国公朱纯臣、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早就一门心思想着投降闯军，报效新君好谋得一官半职。不少大臣就像周奎那样，破城之前拒绝给崇祯捐银，破城后被闯军下狱拷打，然后落了个人财两空。

在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很快溃于吴三桂军队和清军，北京城很快落入清廷之手后，侥幸未死的诸臣又赶紧跪倒在新主子面前。

文臣阶层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这种选择，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明清易代，以及这中间短促的闯军入京，对于真正意义上将儒家政治信念、君臣大义、天下伦理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人来说，这当然意味着山崩地裂。哪怕王朝统治再腐朽，也一定有这样的人存在，却绝不可能成为文臣阶层中的多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若干次王朝更迭中，都曾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文官悉数转向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哪怕是西晋灭亡后到隋朝建立期间的多个异族政权（短暂地）入主中原，要快速稳固统治，就不能离开旧政权的技术官僚、文宣官僚——前者是保证政务基本有序进行的工具人，后者则可以帮忙将政权更迭进行有效的政治包装，塑造为天命转移的英明选择。但这样的投机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却也难免意外：比如李自成破京城，比如黄巢破长安。

而且，崇祯帝虽然死前口口声声说着“国家养士三百年”（这番话如果解释为明朝给予了读书人以特殊优待待遇，倒也成立），但无论是崇祯之前的明朝诸帝对于臣属的轻慢，透过特务统治所给予的钳制；还是崇祯自己对于文臣武将的猜疑过甚，阁臣换了又换，边将或贬或杀，毫无尊重，都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文臣阶层对于明朝皇帝的对抗心理。与其说“大臣误我”，倒不如说困局是崇祯一人造成。明廷曾有几次机会与清廷（女真集团）以及闯军议和，但皇帝甚至不愿担起主持议和的所谓罪责，而是每每卸责于大臣，更是让人鄙视其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我国台湾地区历史学家台静农（1902-1990）所著的《亡明讲史》。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也已经写就，却搁置到了21世纪初才得以公开出版。全书以明朝覆灭以及南明小朝廷速朽倒台为背景，前半部分写北京，后半部分写南京，分别讲述了李自成进京前到崇祯帝自缢，闯军占北京的建制和劫掠，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占领北京，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及史可法出镇扬州，南明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于清军轻易而举南下就击溃了南明小朝廷，南京降清的过程。

《亡明讲史》的内容绝无新奇，但台静农在写作该书中带入了相当的沉痛感。这本书的主角并不是崇祯以及弘光，而是南北两地不约而同选择投降的士大夫。所以，尽管明末仍然有史可法这样的纯臣，甚至还能以人格魅力慑服高杰和黄得功这样的悍将，也架不住文官阶层整体性的沦落，以“猪队友”的方式拖累抗敌。

史可法雕像

书中颂扬了高杰、黄得功这两位“简单，感情用事，心眼不多”的将军，不惜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抗击顽敌，哪怕献出生命；而那些读过书的军镇将领，如刘泽清、刘良佐，却是读过书的。至于那些每每以气节自矜的江左名士，更是比谁都要快的跪倒在清廷先锋官、豫王多铎跟前，以期讨个富贵。虽然史可法本人也是文人，但性情多少与高杰、黄得功相近，算得上“简单，感情用事，心眼不多”。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就又一次难堪地被印证了。

值得注意的是，台静农抗战期间任教于四川女子师范学院，《亡明讲史》就是当时的作品。台静农去往台湾后，生前也未能出版《亡明讲史》，这其中的意涵其实很明显。之所以将抗日战争称为中国人民抗争的胜利，而非重庆当局的胜利，而常某某更是在那之后不久就彻底葬送了人心，就因为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重庆、40年代后期的南京，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呈现了与400年前相似的场景。

台静农

明末，卫所为主的兵制已经陷入解体，田赋等经济制度也基本上无法运行，非但闯军等义军通过战争缴获和劫掠维持开支，就连明廷统属的各镇兵马也同样如此。当时，朝廷财政十分窘迫，财富主要集中于少数权贵之手，无法使之用于抗击外敌及平定内患。而明朝崇祯朝廷也陷入了相当程度的内部混乱，皇帝毫无政治担当，皇亲国戚短视敛财，文臣武将为了逃避问责竞相消极履职。正如全书附录种所谈到的那样，“天下局势本来未必尽不可为”，但上位者昏庸愚蠢，一线将士又党同伐异，离心离德，就使得失败难以挽回，不仅朝纲倾覆，而且还发生了扬州等不少地方的残酷杀戮。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延安这个变量，按照《亡明讲史》书中给出的对照，要迎来胜利恐怕要难上千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