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我想写的是一部记录时代的编年史

《金色笔记》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传奇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这部全景式、群像式的巨著，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社会风貌。

在多丽丝·莱辛逝世11周年纪念日当日，“诺奖作家的女性经验史诗”——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分享会在上海举行。作家、评论家赵松，新版《金色笔记》译者、青年学者王智涵，文化记者林子人和该书的责编王玥一同做客朵云书院·戏剧店，聊了聊这位非凡女性的写作和人生，以及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留给后世的思考与启示。

“诺奖作家的女性经验史诗”——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金色笔记》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冷战尖锐期的英国，这本书也可说是一份女性视角下的时代观察手记。小说原著首次出版于1962年，曾被评论家和媒体奉为“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杰作”“女性解放运动启蒙书”，但莱辛本人并不接受。书中，作为“自由女性”的安娜，面对前半生的失意，她说：“我们拒绝了按规矩生活，生活不按规矩回应我们也很正常。”她将自己濒临崩溃的人生写成四色笔记：黑色追忆往事，红色关于政治，黄色审视爱情，蓝色记录现实。

活动现场，赵松表示其实很早就阅读了多丽丝·莱辛的书。在赵松看来，莱辛与同为英国女作家的爱丽丝·默多克、A.S.拜厄特、安吉拉·卡特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时代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换句话说，她属于生活在两场灾难之间的那一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这本书写的1950年代，是一个时代的临界点。”赵松认为，读《金色笔记》，不能去追求读得很快，“我说它不是一个很高的山，但它的路很曲折，曲折的原因跟它的形式有关。《金色笔记》里囊括的四个笔记本里边，既有独立的篇章，也有作家安娜对于素材的思考、转述，还有女主人公安娜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等等，小说里套着小说。你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就很容易失去方向，感觉：线索怎么又断了？拐到哪里去了？因为它有很多的层次，这种嵌套结构也是作家有意为之。还有，《金色笔记》有时候很长一段的不分行，不分段。莱辛想传达一种气息，一种气氛，或者说作家在用这种密集的文字来体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当你熟悉人物和她的潜台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代入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这个过程。”

《金色笔记》，[英]多丽丝·莱辛 著，王智涵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9月版。

赵松表示，1950年代生活在英国的男男女女——当时人的价值观，和今天已经不同，“在那个变动期，人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今天活跃。所以，我看这个小说反倒觉得很新鲜，会突破我对英国小说的一些看法。莱辛属于应时而生，她2007年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是因为她某种意义上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她的文学鲜明地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而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当代的社会，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很多东西的根都埋在那里。”

作为译者，王智涵第一次读莱辛的作品，读的就是英文版的《金色笔记》。他认为，“莱辛使人迷路，但她不像詹姆斯·乔伊斯让你猜测：这里的抽水马桶隐喻什么呢？也不像普鲁斯特让你感觉非常丝滑舒适，从玛德琳蛋糕想到一连串的东西。如果说乔伊斯是一个黑洞，一个质量巨大的物体，把人吸过去；普鲁斯特像威尼斯水网，但你只要能够找到一条河流，你就可以坐着贡多拉小船顺着水流前进；但莱辛那种跨两三页的长段像是一团乱麻，阅读的第一感受就是混沌，它不透气。像一个人状态很差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但又有一种隐隐的线索缠绕在里面。”

在阅读《金色笔记》之前，林子人读过莱辛的评论集《画地为牢》，“当时莱辛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她是一个立场非常鲜明的左翼知识分子，她非常不吝啬地去分享她对当时社会运动的观点。她确实是20世纪的各个重要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女性参与政治的本来就少，这里边女作家就更少。”回到《金色笔记》，林子人坦言，这本书对于作为普通读者的自己来说，是比较难于理解的，“……它的结构和很多正统的小说很不一样……主角是一位叫安娜·伍尔夫的女作家和她的闺蜜莫莉，故事从她们与男人和孩子的关系展开。女作家安娜明显是以莱辛自己为原型的。‘自由女性’分成五章，之间又插入安娜不同颜色的笔记本，黑、红、黄、蓝，四色笔记分别记录了安娜的不同面相、她的不同身份。最后安娜不再分别写四本笔记，而是只写一本金色笔记，象征着她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精神状态，心灵合一。”

对此，王玥表示，如果单纯想看故事，可以只看“黄色笔记”，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传统的爱情小说”。书中，四色笔记是轮流出现的，“像是不同主题的撞色，所以读者就会觉得思路被打断了。怕混乱的读者不妨直接从黄色笔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先一口气把黄色笔记看完，这么做也许不值得提倡，但确实是一个偷懒的好办法。”

在林子人看来，莱辛在《金色笔记》中呈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女性身份的多元。“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习惯于会把女性和家庭捆绑，比如说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把家庭内的身份作为女性的核心身份。但莱辛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女性除了家庭身份之外，她也有很强烈的抱负，她也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她对这个世界也可以有非常多观察和思考。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女性的这一面是被压抑的，或者说被忽视的。莱辛在这本书里面，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也可以有非常多的思考和行动。这一点我觉得放在今天，对我们的启示依然非常重要。”

王智涵提到，1950年代是冷战最尖锐的时期，“我们现在看美苏争霸、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历史课本里的几行字而已。但在当时，那种时局的变化是让莱辛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切肤的焦虑感的。比如，书中安娜会想象原子弹爆炸的场面，因为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是能够直接核武器打击到伦敦的。世界会在核战中毁灭，是当时知识分子真正会担忧的事情。”而这也导致了将自己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

对此，赵松表示，“莱辛这种缠绕的写法。你要细读的话，会觉得挺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你会发现，它并不是说非常先锋的写法，其实是一种传统写法。但是它这种传统写法有很多层，不断地嵌套把你就给绕进去了。我认为这种复杂、缠绕，表现了内在的压力感，其实也是在传达时代氛围。”在赵松看来，冷战制造的压力是远远超过“二战”“一战”的，“因为热战就是打，压力是释放出来的。冷战前，欧洲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抱着幻想，之后这种幻想的落空，这种冲击在这部小说里是体现得非常清晰的，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的左右为难。莱辛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困境，写得淋漓尽致。”

记者/何安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