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镇江，别称润州，民国时曾是江苏省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属苏南行署管辖。1949年10月，该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杀人焚尸案。
主持这起案件侦查工作的是一个安徽汉子，名叫穆容汉。穆容汉具有初中文化，而且自幼习武，身手不凡。他家里虽是开店经商的，但抗战初期他父亲就变卖家产组织抗日武装，而且很快就加入了中共。不久，其父以及两个叔叔在跟日寇作战时牺牲。1943年，穆容汉参加新四军。先是干敌工，后又当侦察排长。1949年，穆容汉已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侦察连指导员。渡江战役时，他所在的那条木船被炮弹击中，全船三十多人只活下来七个。穆容汉还算命大，但身负重伤，抱了块破船板在昏迷中漂到四十里之外方才被救起。
等伤势复原，穆容汉所在的部队已经打到福建去了。1949年9月，组织上分派他到松江军分区，手续已经办了，动身的前一天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那天，他跟战友告别回驻地的路上，一辆吉普车忽然在他面前戛然而止，从车里传出一声呼喝：“这不是小穆吗？”
车里那位是上月刚由镇江市副市长升任市长的何冰皓。这是一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干部，曾任山东省栖霞县“民先队”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和北海区战时后勤部秘书主任兼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胶东支前第二总队总队长兼政委、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穆容汉所在的侦察连当时和“渡总”二大队驻扎一处，互有协助，因此，两人之间职务虽然差着一大截，却是熟人。
熟人异地邂逅，自然要聊几句。当下，何市长就招呼穆容汉上车，问了问情况，得知穆容汉准备去松江军分区，马上说，那你还不如跟我去镇江工作。穆容汉说我不想离开部队，我还要拿枪，还要打仗。何冰皓说你到镇江军管会干，还穿军装，还能拿枪。穆容汉动了心。何冰皓生怕小伙子变卦，说我马上让人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镇江，下午和我一起回镇江就是。
到了镇江，穆容汉方知被何市长“忽悠”了。到军管会工作不假，不过是军管会公安部——就是市政府下辖的市公安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穿军装也没错，不过所佩的那块胸章布上却盖着“公安”字样的印章；枪也佩着，可是否用得上比较难说。市公安局并未立刻安排他的工作，而是让他先熟悉一下情况，着重是治安这一块。穆容汉于是判断自己以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干刑事侦查了，当时公安的侦查称为“侦察”，领导八成认为跟部队的军事侦察是一码事儿。
到了这一步，也就只有这样走下去了。穆容汉有了干刑警的思想准备。那时候实行的是“大治安”模式，刑侦属于治安管，穆容汉就天天跑城中、沿江、大西路、小码头四个分局及车站派出所，半个多月下来，跟各单位的刑警刚混了个脸儿熟，任务就下达了。
从5月30日开始，到穆容汉接受这项任务的当天即10月9日，镇江市公安局和下属四个分局以及各分局辖管的十二个派出所，一共收到指控目标为同一人的三十七封检举信。被检举人的名字一看就是江湖名号，唤作“九头鼠”，真名不详。如果检举内容属实的话，这人的事儿可真不少，杀人、放火、抢劫、盗窃、强奸、诈骗一样不缺。按照当时的规定，初解放的城市对于这种被检举对象不直接涉及政治、不是正在危害社会治安或者正在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律作为历史悬案处理，派出所、分局在收到此类检举信后，每周一次交往市局，由市局治安部门统一登记保管。因此，这些由各分局、派出所交上来的检举“九头鼠”的信函，连同市局直接收到的共三十七封都由市局治安科保管着。
这天，领导找穆容汉谈话，把这些检举信交给他，说小穆同志你把这些信看一下，设法查清楚这个“九头鼠”究竟是谁、现在何处、是否犯下了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当时穆容汉还没有具体分派工作，也不挂靠在哪个部门，治安科也好，刑警队也好，都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连办公桌也没有一张。接受任务后，他拿着那个装了三十七封检举信的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卷宗袋全局各处转悠，总算在食堂后院的杂物间找到块地方，就地取材，用木板、砖头起一张办公桌。料理定当，就开始看信。三十七封信件看完，下班时间已到。
回到宿舍，穆容汉把这些检举信的内容分门别类罗列在工作手册上，梳理下来，发现这些信件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内容大致相同：都举报“九头鼠”是江洋大盗，其中有一封信提到“九头鼠”犯案的地点是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水面上，系一名江匪。
穆容汉研究了一阵，觉得有三个问题尚不能弄懂：一是所有检举信都称被检举人为“九头鼠”，没有一封提及其真实姓名；二是每封检举信上都说“九头鼠”罪大恶极，却没有一封提及具体的作案时间地点，而是用了一些很含糊的字眼如“抗战时”、“七八年前”等，更没有说明被害人是谁、作案后果如何。严格地说，检举信上只是罗列了“九头鼠”的罪名，而不是罪行；三是这些信函大多没有提到“九头鼠”藏身何地，少数几封提到的，也十分笼统，只说是藏身于镇江市内，却没有具体地址。
穆容汉认为，这么含糊的线索，领导却让他试着调查，看来这是让他练练手，同时借此检验穆容汉的工作能力，以便接下来给他安排具体工作岗位时好有个参考。毕竟他是华野九纵直属侦察连指导员，这个职位是正营级啊，不能像对待寻常大头兵那样随随便便打发的。这样想着，穆容汉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查到“九头鼠”的下落，还要查清他是否犯过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怀着这样的念头，穆容汉在孤灯下继续翻阅这些检举信，快到半夜的时候，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之前肯定没有人注意到的特点：这三十七封信件中，有九封信明显与众不同，字写得漂亮不说，措词也很得体，写作者应该读过私塾。再仔细看，这九封信所用的信纸、信封各不相同，有的比较规范，有的就是随手找张纸糊的信封。穆容汉终于意识到，这九封信可能是街头测字先生之类的人代书的。
次日，10月10日，穆容汉骑了辆自行车奔波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九封检举信的代书人。九封检举信出自九人之手，其中三人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六人是在邮局门口设摊专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先生。穆容汉跟他们聊下来，原先弄不明白的问题又增加了一个：这九封检举信的委托者竟是同一人！那是一个年约四十的中年女人，体态微胖，烫发，看上去应该是个老板娘之类的角色；从5月到9月这五个月中，她轮流找他们代写这些检举信，说辞也如出一辙，无非是要检举一个旧社会的恶棍，自己不识字，又不敢去派出所直接检举云云。
至于那个女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从事何种职业等等，九位先生都说不上来。那个女人口述检举信内容后，待在旁边看着他们把信写完，听他们读一遍，把信纸放入已经写好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地址的信封，付了钞票便道谢而去。只有寿邱邮电局门口的那位戴老先生回忆起一个细节，说他在书写时，那个女人在旁边看着，根据其看信纸时的表情推测，她似乎不是文盲；写完后给她读时，她也听得心不在焉。
这个调查结果反倒使穆容汉糊涂了，对于那个女人的举止感到大惑不解。按照正常的调查路数，穆容汉应该继续追查这个烫发女人。可是他此刻单枪匹马，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调查，只得先把烫发女人放在一边，改查“九头鼠”。
“九头鼠”的线索该怎么调查？穆容汉寻思，俗话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如果“九头鼠”这厮真如检举信中所说的那副德行的话，黑道上应该是知晓此人的。那么，该如何去找黑道上的家伙呢？这个倒不难，公安局看守所就关押着成群结队的江洋大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帮会骨干。
从10月11日开始，穆容汉就去看守所调查“九头鼠”的线索。以前搞敌工工作时，穆容汉经常深入敌后跟地方上的帮会人士打交道，知道江湖规矩，现在他去看守所找这些人调查，搞的是“怀柔政策”，不但态度和蔼，还给对方递烟，弄得那班看守员大眼瞪小眼，却不敢吭声，毕竟穆容汉的级别摆在那里，看守所长也比他低半级哩。穆容汉在看守所泡了整整—个星期，一共找了三十多个对象聊天，顺便了解了江苏一带的黑道情况，记了两个本子。可是，“九头鼠”的情况却没了解到多少。
谈话对象中有七八位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主儿，曾经在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江面上作案。抗战爆发后，“九头鼠”金盆洗手，来到镇江做生意。至于做的是什么生意，那就众说纷纭了。有说是从事水产经纪，有说是地货掮客，有说是棕绳厂老板，还有说他跟人合伙经营棺材店并参股竹行。那么，“九头鼠”的大名叫什么呢？这个却又奇怪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而且也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他！
这样，穆容汉就得向上述在押黑道人犯所说的行业调查了。反正目前“九头鼠”被检举的那些事儿尚未立案，领导让穆容汉调查也没有规定期限，他可以从容进行，正好借机熟悉当地情况。之后数日，穆容汉对水产、地货、制绳、竹木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先是跑了行业公会（即如今的行业协会），公会方面都挺认真地给查了登记资料，可因为只有“九头鼠”这么个绰号，所以都是白查。
穆容汉只好骑车全城走访，凡是水产行、地货行、绳索店、竹行、棺材店，看到一家问一家。两天转下来，最后终于从“大新鱼行”老板金大新那里打听到镇江地面上确有一个绰号“九头鼠”的水产经纪人，金大新曾跟其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
此人姓黄，业内称其“黄老板”，是个大高个子，四十来岁，鼻梁右侧有一颗黄豆大的黑痣。像金大新这样开鱼行的，每天都须大清早前往长江码头进货，那些渔船夜晚捕捞，所获鲜鱼活虾江蟹都是靠岸即售。不过，按照行规，渔船与鱼行是不能直接交易的，必须通过经纪人方能成交。经纪人是有组织的，唤作“水产经纪公会”，每天的交易价格由经纪公会制定，具体交易金额则由经纪人根据水产质量作价，不能更改。因此，鱼行老板对经纪人都很客气。每个经纪人包揽若干鱼行老板和贩子，称为下家，下家为巴结经纪人，隔三差五要轮流做东请经纪人吃饭，金大新和“九头鼠”黄老板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