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在性别议题中探询女性成长指南

关于性别议题，我们常常陷入性别对立的误区，执着于在性别之间一较高下，尤其热衷于对男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攻讦和嘲弄。近年来，西方一些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如《前程似锦的女孩》《珀尔》《她说》《芭比》等，仍在批判男性相较于女性具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或者揭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它们在探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时，有时会以一种激烈甚至极端的姿态强化性别之间的对抗性，乃至用一种“奇观化”的方式，描绘性别之间势同水火的关系。显然，这无助于真正的性别和解与融合。毕竟，男性与女性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同体。

《好东西》海报

《好东西》号称是《爱情神话》的平行篇，但它的女性主义色彩较前作更为浓郁，风格也更为活泼辛辣。影片用一种轻松幽默的调性，在自我调侃、自我解嘲的氛围中，敏锐地捕捉到当代女性的心灵困境，并在飒爽的风度中，对生活中那些沉重、苦涩的内容付诸一笑。影片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它对女性充满了人文关怀，对男性则报以揶揄和鄙视，但对于现实底色又描抹得比较轻飘；它涉及女性独立和女性成长的动人之处，但情感力量又主要来自于人物密集到有些刻意做作的对话。

关于性别议题的多元书写

《好东西》中的两位女性具有非常鲜明的差异性，不仅展现了不同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点，也发展出迥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标，以及各自的自我定位、自我实现之旅。

单亲妈妈王铁梅犹如一位全能型选手，无论在职场上还是生活中，都有一种驾轻就熟，从容淡定的气度。在教育孩子方面，看似与女儿有观念冲突，但她也能事事躬亲，做孩子的知心人和陪伴者。而且，王铁梅身上既有“刚猛侠义”的一面，其实也有温柔感性的一面。也许，王铁梅并未期望自己像男人一样豪爽、刚强，只是因为丈夫的自私和无能，她才被迫在生活的风雨中傲然挺立，变得“多才多艺”。

歌手小叶有一段坎坷的成长经历，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嫌弃和打压，她仿佛是一个在孤独中长大的“零余者”， 极度渴望男性的呵护和关爱，因而在胡医生面前卑微到尘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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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两位成年女性身上，凸显了不一样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一个独立、坚强、洒脱、睿智，一个柔弱、糊涂、卑微、自我放逐。这也导致她们对待生活南辕北辙，一个目标明确、条理清晰、态度坚定，一个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缺少主见。她们对于男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一个洒脱随性，追求内心的感觉和自我判断，一个满足于一晌贪欢，沉醉于片刻的温柔，却忽略自我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

影片不仅让两位成年女性提供相互观照的视角，还让9岁的王茉莉作为第三方视点，烛照她们身上的短板。当王茉莉嘲讽小叶是恋爱脑，还倒贴，质问王铁梅实现了什么新闻理想时，两位成年女性瞠目结舌，她们一直精心维护的自足世界轰然倒塌。当然，这种编剧策略也比较冒险，它要求9岁的女孩具有过人的洞察力，这对小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王茉莉需要在儿童的天真口吻中，流露出超出年龄的世故和聪慧，并能看透成人世界的空洞与肤浅。影片将王茉莉塑造成慢热型的孩子，让她用一种慵懒又清醒，纯真但又犀利的方式，慢条斯理地说出“技惊四座”的话语。这种强烈的反差效果为影片注入了丰富的喜剧元素，使得观众在欢笑之余也能感受到一丝辛酸与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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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影片中三位男性角色，完全是作为女性的陪衬物存在。小马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颓废和不羁，但骨子里又是一位缺少母爱的少年。王铁梅的前夫自视甚高，对于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完全不能忍受。胡医生精致自私，在情感关系中不愿作出任何承诺。他们都不是那种阳刚、强悍，有担当的正面形象，而是要么恋母，要么大男子主义却又小肚鸡肠，或者自私冷漠。

当男性无法为女性提供呵护，女性只能独自完成对于人生的探询。而且，当成人世界千疮百孔，孩子也只能默默地摸索成长之路。为此，影片在结尾通过一组对比蒙太奇，表现了王茉莉的首场音乐表演与学校文艺汇演之间的差异，进而昭示了不同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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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茉莉在酒吧的舞台上打鼓时，她找到了心灵的节奏，展现出一种松弛又投入的状态，观众的回应也真诚而热烈。相比之下，学校的文艺汇演看似庄重有序，却暴露出一种僵硬的规训感。学生们的表演如完成任务般麻木机械，学校的领导在表演正式开始后就纷纷离场了。这组对比蒙太奇揭示了影片的价值立场：人生不应被外在的规定和功利的目标所禁锢，而应本着内心的热爱，追求自我的满足。

《好东西》否定了女性可以依靠男性获得庇护和安全感，因为男性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女性生命中真正的“好东西”，需要自己去争取，要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去追逐。因此，《好东西》不仅书写了女性困境和女性互助，更可视为一份女性成长指南。

提纯后的生活难以呈现真实的现实底色

影片对现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过滤了现实中那些灰暗、破败、沉重的部分。影片有意忽略了王铁梅和小叶窘迫的经济现状，反而让她们的生活有一种小资般的优雅和从容。她们做饭一般是面食或西餐，从而成功地避开了烟熏火燎的狼狈。两位女性所租住的老公房，其实就是上海“老破小”的代名词。这种房子没有电梯，没有好的物业，设计不合理，管道老化，装修陈旧，居住体验不佳。但是，影片用了大量高光和暖色调，将房间呈现得温馨浪漫，甚至有一种童话般的温暖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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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还出现了管理严格的高档公寓，服务到位的私立医院，以及极具情调的酒吧和餐厅。这都说明，影片看似关注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实则不希望观众看到现实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王铁梅和小叶都没有固定收入，未来也没什么保障，但她们的生活除了关心女性地位，女性与男性的斗争，以及女性的自我实现，还有女性对于情感的自主性，几乎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职业发展和未来生存危机。

即使是王茉莉就读的普通公立小学，影片也极力对其进行精英化处理。学校内部的生态并没有围绕日常的教学流程展开，而是着眼于一些简练而又带有讽刺色彩的小插曲。如张永新请一个霸道的“扛把子”来找王茉莉的茬，不仅缺乏现实逻辑支撑，两人认老乡的戏剧性反转也只是增添一些笑料，对于人物刻画或者深化主题毫无帮助。还有王茉莉以专职鼓掌的身份参加文艺节目排练，也像是影片为了铺垫王茉莉的成长线而臆想的细节。正因为王茉莉在学校中遇到的烦恼都非常悬浮，例如作文题材选择的纠结，没有艺术特长的自惭形秽等，观众在王茉莉身上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学习的压力，或者特殊的家庭结构所带来的自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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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确实触及了当前热门的性别议题，也关怀了单亲妈妈的生存状况，以及童年创伤对于一个人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进而呼吁一种包容开明，坚强独立的生存态度。但是，影片对于生活中那些令人窒息的部分，其实是用一种轻喜剧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和回避，有时甚至陶醉在俏皮幽默的话语交锋之中，或者不厌其烦地卖弄着一个9岁孩子的成熟、睿智与单纯、天真之间的反差感。影片在淡化了现实底色之后，对女性真实生存处境进行了浪漫化提纯，用一种游戏的姿态，用一种符号化的人物设置方式，来探讨女性的人生追求和情感满足，多少带有坐而论道的空洞，甚至有时为了彰显前卫而带有表演性质，充满了故作优雅的夸耀和虚荣。

密集的台词成为导演的意识形态传声筒

影片中最为迷人的部分，自然是那些充满机锋的台词。这些台词时常戏谑、揶揄、嘲弄、逗乐，偶尔也讽刺、鞭挞、反思，完成了对于女性心理、社会偏见的深刻洞悉。但是，如果人物不够立体，情节不够饱满，只能通过密集的台词来灌输观点或制造笑点，从而使影片有一种内涵丰富的错觉，这并非电影创作的正道。而且，观众会意识到，有些台词只是创作者在借助人物之口满足言说的快感，而无法在人物身上找到相应的逻辑支撑。

电影中的台词应该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情境，能够反映人物的个性和情感。这时，台词不仅是塑造角色的艺术手段，更是展现人物思想内涵的重要渠道。相比之下，相声和小品是在高度假定性的情境中展开戏剧冲突，观众可以不必关注演员或角色的个性，只需领会台词所传达的意义和喜剧效果就行。不容避讳的是，《好东西》有许多场景都有沦为相声和小品的危险。

导演邵艺辉

《好东西》在上海举行了首映礼

也许，部分观众会将《好东西》与伍迪·艾伦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在趣味性和艺术水准上有着相近之处。伍迪·艾伦的电影中，人物确实台词较多，但这些台词大都根植于特定的生活化情境中，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相契合。而且，伍迪·艾伦的电影并不直白又刻意地追求台词的哲理性和先锋性，而是努力在台词中设置潜台词，鼓励观众去感受蕴含其中的哲思。《好东西》的台词单独拿出来确实精彩，但有些台词只是直接表达观点，或对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实际上带有卖弄和说教的意味，缺少电影台词生活化和浓缩性的特点。

当然，《好东西》在部分场景中，也充分发挥了视听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影片中有一段绝妙的声画剪辑，当小叶将录自日常生活的声音放给王茉莉听时，王茉莉将母亲晒衣服、洗菜、削面、榨果汁时发出的声音，进行了或宏伟，或诗意的想象。当一个孩子对声音充满童趣的想象，与一位母亲庸常的劳作交替剪辑，影片实现了“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当然，影片在克制的处理中，避免以煽情的方式同情一位单亲母亲的辛劳，而是借助小叶的视点，努力挖掘琐碎生活中那些微末的诗意。

海报

《好东西》不断思考何为生命中的“好东西”。影片认为，那些被世俗习惯定义的“好”，那些被表面可见的光鲜所描绘的“好”，那些被瞬间感动所美化的“好”，那些出于恐惧、焦虑、柔弱而依赖的“好”，都不是真正的生命必需品，更不可能成为人生的“好东西”。只有那些基于独立的人格，直面内心的审视，因灵魂的热爱所激发的渴望，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好东西》有神经喜剧的特点，它确实没有深入揭示上海普通女性的生存面貌，也没有严肃探讨女性命运，而是热衷于在风趣和诙谐的气氛中，彰显女性对于情感、自我、人生的透彻理解。影片的大量内涵确实过分依靠人物的台词来传达，但当观众在那些台词中会心一笑或者捧腹大笑时，关于女性话题的深刻探讨可能已经蕴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