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9年深秋，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一座庄园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座庄园曾是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府邸，如今被改造成陈列馆向公众开放。展馆中，那些刑具、水牢和契约，无声地述说着旧社会的黑暗。然而，就在开馆的消息传开后，时任当地政协副主任的刘文辉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作为刘文彩的亲弟弟，他将如何面对乡亲们的目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纸调令从北京发来，署名周恩来。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川军将领，又是如何在解放后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而周恩来为何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他调往北京？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川军少帅到地方实力派
1895年，刘文辉出生在四川大邑一个地主家庭。13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当时，四川陆军小学对于入学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但刘文辉以＂强国先练兵＂的言论打动了校长，最终获准破格录取。
1916年，刘文辉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以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头脑，他在短短几年内就从一名普通参谋升任旅长，成为川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1920年，刘文辉在川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步扩大地盘。在这个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如减轻农民负担、整顿地方治安等，这使他在当地获得了一定的民众支持。
1926年，刘文辉利用北伐战争的机会，趁势扩充实力。他在川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政权，拥有约5万人的军队。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成为了川军中的一支劲旅。
然而，随着实力的增长，刘文辉与其堂侄刘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27年，刘文辉从德国购买了一批军火，却被刘湘截获。这一事件成为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1928年，刘文辉与刘湘的矛盾公开化。刘文辉控制了川南十几个县，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权。他开始与其他地方实力派联系，试图建立反对刘湘的统一战线。
1930年，刘文辉在西昌设立了军事基地，开始经营川西地区。他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修建公路、开办学校等，为后来在这一地区的立足打下了基础。
1933年，＂二刘之战＂爆发。这场战争持续了数月，最终以刘文辉失败而告终。但刘湘念及亲情，允许刘文辉保留了川康边界地区的势力。这使得刘文辉得以在西康地区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为他日后的政治转向奠定了基础。
在西康时期，刘文辉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如改善当地交通、发展地方经济、推广新式教育等。这些措施使得他在当地获得了较好的声誉，也为他后来的政治转向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基础。
二、抗战时期的政治抉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文辉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政治抉择。当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控制，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刘文辉开始寻求新的政治出路。
1938年春，刘文辉在成都秘密会见了几位民主人士。会谈中，他表示愿意支持民主运动，并为进步人士提供庇护。这年夏天，他还派人前往重庆，与当地的民主同盟代表建立了联系。从此，刘文辉的府邸成为了民主人士在四川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
1939年，刘文辉开始在西康地区暗中支持抗日救亡活动。他默许进步学生在辖区内开展读书会和演讲活动，并在财政上给予一定支持。同年秋天，他还指示下属在康定等地设立了多个进步书店，专门销售抗日和民主题材的书籍。
1940年初，一场意外事件加速了刘文辉与国民党的疏离。军统特务在康定逮捕了几名进步青年，刘文辉得知后立即派人营救，并将这些青年秘密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一举动引起了军统的警惕，从此对他展开了秘密监视。
1941年，刘文辉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秘密组建了＂反蒋联盟＂。这个松散的组织虽然没有公开行动，但为反对独裁统治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在联盟的活动中，刘文辉多次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
1942年，重庆《新华日报》因报道进步言论面临查封危机。刘文辉通过地下渠道，为该报提供了一笔急需的资金，使其得以继续发行。这次援助加深了他与进步力量的联系。
1943年，西康地区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军统特务在追捕一批地下党员时，这些人躲进了刘文辉的势力范围。刘文辉得知后，以＂追查匪谍＂为名，实则暗中安排这些人离开危险地带。此事后，他在进步势力中的声望更高。
1944年，刘文辉开始与其他反蒋势力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多次派人前往重庆、成都等地，与当地的民主人士会面，讨论时局。这些活动虽然隐秘进行，但为他后来的政治转向打下了基础。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刘文辉已经在西康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一方面维持与国民党的表面关系，另一方面则为民主力量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这种微妙的平衡使他在动荡的局势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位，也为他日后的重要抉择创造了条件。
三、地下电台与秘密联络
1946年初，刘文辉在西康一处偏僻的山区，首次与周恩来派来的地下党联络员见面。这次会面是在一个隐蔽的农舍中进行的，为了确保安全，双方都只带了一名随从。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主要讨论了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和民主革命的前景。
同年4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地下党为刘文辉秘密架设了一部地下电台。这部电台被安装在康定城外一座寺院的地下室里，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电报员昼夜值守。为了掩人耳目，寺院表面上仍然维持着正常的宗教活动。
1946年夏天，军统特务开始对西康地区进行大规模搜查，意图破获地下党的通讯网络。刘文辉立即采取行动，将地下电台转移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山洞中。他还特意安排了一支精干的警卫队，以打猎为名在周边地区巡逻，防止特务靠近。
1947年初，一批进步报刊在成都遭到查封。刘文辉通过地下电台向重庆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提供了详细的政治迫害名单。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为这些被查封报刊的编辑们提供了临时避难所。
为了扩大秘密通讯网络，刘文辉在1947年中期又建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分别设在茶馆、药铺和布庄里，由可靠的地下党员假扮成普通商贩经营。通过这个网络，大量重要情报得以及时传递到重庆。
1948年春，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在逃亡途中来到西康。刘文辉得知后，立即安排人将其藏在一个偏远的寺庙里。为了确保安全，他还特意调换了寺庙的主持，换上了一位可靠的支持者。这位地下党员在那里安全度过了三个月，直到形势缓和才离开。
同年秋天，刘文辉的行动更加大胆。他将自己府邸的一座偏院改造成了临时联络站，专门接待从各地来的进步人士。为了掩护这些活动，他还在院子里开设了一个手工作坊，使其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场所。
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军统特务已经开始怀疑刘文辉与地下党有联系。为了转移注意力，刘文辉表面上举办了几次规模盛大的宴会，邀请当地要员参加。实际上，这些宴会成为了传递重要情报的掩护。
地下电台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这期间，通过这个秘密通讯网络，大量关于国民党军事部署、政治迫害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了重庆方面。这些情报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和平解放与政治安排
1949年12月，西南地区解放在即，刘文辉面临着最后的重大抉择。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地下电台与中共方面进行了多次沟通。12月11日，刘文辉正式宣布率部起义，这一决定对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