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史上的一段黑历史

作者：Noah Isenberg

译者：Issac

校对：朱溥仪

来源：《新共和》

1947年10月，「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连串的审问中不停地问这个问题，这样的审问持续了九天，期间闹得满城风云，媒体争相报道。

聚光灯映照了整个大厅，一整排摄影师挤在大厅的一侧，正如电影报业的某位匿名记者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氛围比「好莱坞首映礼还要糟糕。」有十位「不友好」的证人拒绝合作，避开有关党员身份的问题，他们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好莱坞十君子」，最后被判决为藐视法庭并被迫入狱。

这一故事的基本情节线、参与人员的身份以及出席者之间的相互责难，到现在已经众所皆知了。党派的回忆录和历史资料也已经反复描述过他们的事迹了。但是，就像战争时期拍的电影后来很快就得到不同的解读那样，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中，有很多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他们抱怨主流的有关正义与邪恶的叙事，并挑战我们对那段时期的设想。

当时的每个人都做了看似高尚但又值得怀疑的决定，然而，比决定本身更为有趣的是这些人在做决定时所处的氛围以及后来用以描述这些决定、带有时代烙印的修辞。

电影学者托马斯·多亨迪开始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对其进行了专业的调查，最后写了有趣的《审判故事：好莱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黑名单的诞生》一书，他借这一连串臭名昭著的审讯来观察冷战是如何影响好莱坞的。

作家丽莲·海尔曼将这一整件事形容为「低级不堪的秀」。西装笔挺的委员会主席是新泽西的共和党人J·帕内尔·托马斯，他却将十月的这些审讯称为「委员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秀。」而《好莱坞报道》能辨是非的编辑则问道，「对于委员会的人来说，将他们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比起搜查颠覆整个电影业，到底要容易多少？」

多亨迪之前的书仔细研究了好莱坞与德国纳粹混乱的关系，仔细描述了掌控审查大权的约瑟芬·布林，在十月审讯之前，多亨迪就已经向读者介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左翼及其敌手。在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之后，由人民阵线成员及那些「对党纲忠诚」的人所专门代表的那一部分电影业，成为了好莱坞反纳粹联盟。

1938年1月30日，为了纪念希特勒占领失地五周年，这个声名远播的组织——其中有A级演员约翰·加菲尔德、卡伦·莫利、爱德华·罗宾逊和盖尔·桑德加德——在洛杉矶圣殿礼堂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纳粹集会。

「好莱坞反纳粹联盟诞生的那天我在，1936年它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七个人，」作家多萝西·帕克对上千位听众说道。「现在，好莱坞反纳粹联盟的成员已经超过了五千人。这肯定说明了这个联盟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这件事过去了还不到十年，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的影响下，帕克就凄苦地讥讽说「法西斯不是还在路上——它就在这里！」）

哪怕是在那个时期，这样的反法西斯立场都不足以让这些活动家免遭政府调查——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为了避免包括与德国纳粹在内的「外交纠缠」而盛行孤立主义。

1938年6月之前，德州议员马丁·戴斯在美国国会里就已经组织了「调查美国非美活动及政治宣传的特别委员会」。就像是继它十年后重建的委员会一样，其主要目标是共产党人。

「除了米老鼠和白雪公主以外，好莱坞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某一时刻加入了共产党，」早期递交给戴斯委员会的报告之一如是说道。

最初，主要是第五纵队引起了恐慌，有人认为他们扎根在好莱坞。但是，危害性的排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也扩大了人们的恐慌。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说到犹太人的时候也提及共产党。国会及其他地方的孤立主义的声音怀疑好莱坞的犹太富豪预谋筹划战争以及希特勒战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怀疑后者认为「民族-宗教上的团结胜过了他们对美国的热爱与责任。」

在众多1941年9月被召去审问的人中便有时任华纳兄弟总裁的哈利·华纳，1939年，他曾在好莱坞拍摄反纳粹电影的热潮中拍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

「说真的，」他自豪地对议员说道，「华纳兄弟唯一做错的事是在大银幕上精准地记录了这个世界现在的面貌或一直以来的样子。」

几周过后，日军轰炸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国会中孤立主义阵营顿时失势。既然战时新闻处要求所有电影都要全力支持同盟国战事，几大电影公司在制作有关我们的盟友苏联的电影这方面也就没什么顾忌了。

在多亨迪讨论的众多知名电影中有雷电华摄制、莉莉安·海尔曼编剧的《反攻洛血战》（1943）和协同写过《卡萨布兰卡》的霍华德·科克编剧、华纳兄弟摄制的《莫斯科使团》（1943）。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行事期间，除了约翰·埃德加·胡佛之外，没人会批评第二部电影，他称其为「历史事件的媾和。」

《反攻洛血战》（1943）

两部电影都带有同情的色彩并由俄国人出演——第一部由党派成员出演；第二部则是斯大林亲自出演——但是，在那一时刻，电影人、影评人都没有认为这些电影具有煽动性、带有政治宣传色彩或者哪怕是失策的。

在冷战早期的几年里，公众的态度发生了剧烈改变。多亨迪精彩的叙述中最令人震惊的可能是来源于观众、评论员和普通大众的红色恐慌。在一档1947年洛杉矶爱乐大会堂里播出的名为《美国的城市会议》的广播节目中，金杰·罗杰斯的妈妈蕾拉猛烈抨击了之前人们所说的「到处都是这个党派的威胁」，反之，她坚称电影编剧协会中「都是这个党派的人」。

与此相似，据说巅峰时刻拥有3500万读者的好莱坞具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赫达·霍珀也煽动了反共产主义的热情。「我想要看到」她针对审讯写的文章如是说道，「我所有对俄罗斯抱有热情的粉丝都朝着那个方向行进。」

后来，霍珀公开出版了一个匿名家庭妇女的一封信，这位妇女说自己在厨房墙上贴了一大张牛皮纸，并且会用红色蜡笔把她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中听到的名字给写在牛皮纸上；在去看电影之前，她会核对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此保证自己所看的电影「是非常健康的。」

这些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导演威廉·惠勒、约翰·休斯顿和比利·怀尔德以及编剧菲利普·邓恩和全明星阵容——吉恩·凯利、丽塔·海华丝、艾娃·加德纳、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等人组成了他们所说的「第一修正案委员会」，以此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

他们在奇森餐厅集会讨论，有时候也会在鲍嘉和其他人的经纪人萨姆·杰夫的办公室里。这群演员中很多人都录了两次时长三十分钟、名为「好莱坞的反击！」的广播秀，节目封面是鲍嘉和白考尔的照片，他们中间站着保罗·亨雷德——亨雷德盯着照相机，看上去俨然一副底下政府的伟大领袖的模样，与他五年前在《卡萨布兰卡》中维克多·拉斯洛的扮相毫无二致。

保罗·亨雷德

尽管，这些电影人在被委员会坚定地判为有罪之后进行了强烈地抗议，不过还是有很多演员并不情愿被打上同情共产党的牌子。鲍嘉在去华盛顿路过圣路易斯时，他见到了一群影迷，说「如果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党员，那我也认不出来。」

然而，在他高调出现在美国国会而且照片被美国共产党官方刊物《工人日报》放到首页之后，他感觉到自己需要公开撇清与这个党派的关系，他还在杂志《电影故事》（Photopla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不是共产党」的文章。

尽管这份黑名单完全影响了「好莱坞十君子」的职业生涯，如果真的有这回事的话，它让一些人离开了这个产业，也让其他人转到了幕后，但是友善的证人还是努力地以可行的方式从这些审问中获利。

「不留情面地从商业角度来讲的话，」多亨迪冷静客观地说道，「这份黑名单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他们仔细抹去电影公司所有的共产党及其从众之后，好莱坞大亨可以向华盛顿和观众们保证，他们内心是真正地爱国的。

忠诚的美国人，比如写信给赫达·霍珀的那位家庭主妇，就可以清醒地去看电影了。对于大多数公司制片人和很大一部分编剧、导演和演员来说，想要损害一丁点他们所依赖的票房利益都是不可能的。

在《审判故事：好莱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黑名单的诞生》的最后一章中，多亨迪以高超的技巧和贯穿全书的公正态度记叙了约翰·加菲尔德的去世，他逝世于1952年5月，享年39岁，当时有一万名忠实粉丝挤满了河畔纪念教堂外的街道。

加菲尔德多次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及小报记者维克多·里赛尔的调查，当时后者还一直威胁要曝光加菲尔德与好莱坞的一场巨大阴谋之间的关系。

5月21日，加菲尔德被发现死在其爱人女演员艾丽丝·惠特尼的德国公园公寓中。虽然加菲尔德和之前的鲍嘉一样，都愿意扮演面对公众的忏悔模样，为《Look》杂志准备一篇名为「我是左翼分子的走狗」的文章，但是他那段时间肯定备受煎熬。他的密友演员克利福德·奥德茨念了悼词，将加菲尔德的心脏病归咎于「搜查他衣柜的女巫猎人。」

更为宽宏大量的是达尔顿·特朗勃1970年在编剧协会上发表的演讲，「找出反派、英雄、圣人或恶魔都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这里只有受害者。」（这对特朗勃来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他之前曾严厉批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为「美国集中营的开端」。）

相比之下，多年后小瑞因·拉德纳在写给艾伯特·马尔茨的信中对这件事的态度毫不含糊：「我们是在当英雄还是当十足的混球中做出选择。」事情的真相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而人们经常非黑即白地理解这个故事，但多亨迪新颖的解读方法则给这一故事添加了几分新的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