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革命姐夫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蒋继芳1921年出生，二姐蒋继华1924年出生，三姐蒋继杰1927年出生。1939年我在威海出生不久，我的大姐就嫁人了，是二姐帮着母亲把我带大的。一个冬天，二姐背着我出去玩，结果冻感冒了，从此落下支气管炎的病根，至今每年冬天都犯病。我和二姐的感情很深，母亲说二姐出嫁的时候，我在接新娘的花轿前哭的一塌糊涂，任谁也哄不好，还是二姐不顾禁忌，又从轿子上下来把我哄的不哭了。

后排左起：我和三姐、哥哥。

前排左起：二姐、母亲、大姐

1941年母亲带着三姐、哥哥和我乘船来到青岛，同在大英烟草公司做事的父亲团聚，已经出嫁的大姐和二姐留在了威海。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不久以后在威海的二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青岛。二姐和二姐夫住在台东棋盘街的历城路的一个里院，周边有台东五路德国人的巡捕房，清河路上具有庙宇风格的基督教堂，台东二路的海慈医疗前身台东医院，顺兴路上的台东区委和区政府，台东一路上的台东宾馆和尊古大药房，台东一路对面是邮电局和去街里的马车站。

青岛解放时二姐夫参与了新政权对这座城市的接管工作，具体工作部门是青岛市公安局。

二姐夫孙惠斋是威海文登人，早年家境殷实。胶东地区属于丘陵地带，是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派飞机轰炸时，二姐夫的家被损毁，二姐夫就和哥哥一起寻找抗日武装。

二姐夫的戎装照

当时胶东地区有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也有国民党的抗日武装。兄弟俩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跟着雪地里的脚印往前走，来到一个岔路口，两条路上都有脚印，兄弟俩就商量分开走。结果二姐夫找到的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的哥哥找到的是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从此兄弟俩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塞风像

二姐夫在家乡开过私塾，因为有文化就在部队机关担任文职人员，有段时间曾经和被称为黄河诗人笔名叫塞风的一起共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可解放后两人都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失去联系。多年后，二姐夫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塞风在济南生活，我通过在济南公安局工作的学生联系到了塞风家里，遗憾的塞风已经去世。巧合的是我的儿子和塞风的女婿在一个企业共事，我的儿子担任总经理，塞风的女婿担任党委书记，两个人工作配合默契，企业的所在地胶东，二姐夫和塞风当年一起战斗的地方。

二姐夫有个首长，夫妻二人在红军时期就和许世友一起战斗，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然后来到胶东军区给许世友当助手。首长妻子的弟弟在青岛某空军单位当领导，有个女儿年龄和我儿子相仿，二姐夫做媒牵线认识，但是两人缘分没到。

有一年我回青岛探亲，在二姐家做客。一位风尘仆仆的农村老汉打听到进来了，见到二姐夫非常激动，拉着二姐夫的手说：老首长，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找了许多年啊！

这个人早年参加八路军，是二姐夫所在部门警卫班的战士，作战受伤回家养伤。他伤好以后部队开拔了，从此在家务农，后来被诬陷成逃兵。他受伤的战斗就是掩护二姐夫的机关撤退，回家养伤的过程二姐夫也清楚。二姐夫不但做了证明，还留下那人吃饭，席间两人说了许多战斗的往事。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颁发给二姐夫的纪念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姐夫的哥哥在青岛给国民党警备区司令刘安祺当副官，因为这层关系组织安排二姐夫来青岛做地下工作。据二姐夫说，情报站设在辽宁路上，开了货栈做掩护。货栈一楼门脸在辽宁路商业街，二楼有一个底下是空的炕，里面有一个暗格通后面的里院，里院的门在后面的马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逃身。二姐夫有个交通员，情报是去流亭赶集送出去的。这个交通员的孩子和我的儿媳是同事，经常说到当年她父亲送情报的事情。

有一年二姐夫和二姐来济南看我，不曾想遇见了在我们警察学院分管后勤工作的老高。老高是我们单位资格比较老的老革命，解放前也曾经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掩护身份是在台东马车店赶马车。那个时候他和二姐夫还互不相识，青岛解放后两人一起在公安局共事，这才知道二姐夫获得的有些情报是通过老高送出去的。老高后来被省公安厅调入我们学院工作，两人再也没有联系。他们这次见面是个偶遇，二姐夫直接住进老高家里，两个革命战友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关系，真是生死之交。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二姐夫和二姐的纪念照

青岛解放以后，二姐夫的哥哥跟着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刘安祺去了台湾。因为这个原因，二姐夫被列为不可重用的范围，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还受到冲击。二姐夫被安排到李村劳改队看管犯人，1957年我参加高考，等待录取期间去二姐家暂住。记得我从东镇乘坐通往郊区李村的公交车，二姐家住在李村劳改队的宿舍区，宿舍区是一排排的平房，二姐家一间堂屋，两边是卧室。我的外甥女三岁，由我看护住一间。我的小外甥还在襁褓里，二姐和二姐夫他们住一间。我的另外两个外甥在台东和我母亲一起生活。

后来二姐夫申请组组织照顾，回到了市区。二姐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二姐夫则离开了公安系统到了一个工厂工作。

三姐夫的戎装照

我的三姐夫是由二姐夫介绍给三姐的。抗美援朝结束不久，一个星期天上午，二姐夫领了一个中上等个头的男人来我家，长方脸、皮肤黝黑、眉毛像两把刷子，眼睛放光。他来我家一点也没有相亲的拘束，说话一口胶东口音，声音洪亮，还不时地当着我父母的面和二姐夫开着玩笑。那一年我的三姐26岁，在当吋算是大龄剩女了。我的父母不太满意，可是三姐愿意，两人婚后育有三个女儿，生活幸福美满。

我的三姐夫吕庆贞1920年出生，也是文登人。他从小在昆嵛山下长大，同胶东著名战斗英雄于得水是同乡。于得水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冯得英小说《苦菜花》有过描写。于得水领导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地区抗日的第一枪，三姐夫说于得水在很远的地方能把手榴弹从鬼子炮楼的枪眼里扔进去。于得水一直跟随许世友战斗，解放后跟着许世友到了南京军区，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三姐夫和弟弟都在许世友司令部警卫连当兵，解放战争时弟弟去了东北，在四平战役中都立了功，解放后赴朝作战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胶东军区有个军旅作家赛时礼写了小说《三进山城》，人物原型就是三姐夫。在拍成电影时，剧组特意找到三姐夫，根据三姐夫的长相选择演员。

三姐夫从空军部队营级干部转业到青岛市交通局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三姐夫公开反对批判彭德怀，被处分遣返原籍。三姐本来可以留在青岛，但是执意跟随三姐夫也去了农村，可见两个人感情至深。1962年落实政策，三姐夫和三姐回到了青岛，可是三姐夫的仕途受到影响，最后在交通局的一个基层单位离休。

三姐夫和三姐住在胶州路上离交通局不远处的一座楼院里，周边有话剧团、市立医院、第三公园。我记得楼高好像是五层，他们家在一层的尽头，只有一间房。门上面开了一个口，爬进去是架在走廊上的吊铺，我的三个外甥女挤在里面睡觉，屋里一张床，来人都坐在床上。三姐夫和三姐很好客，家里即使这样狭窄，也是经常有客人来访。

我回青岛探亲时，在母亲那住下第二天就去三个姐姐家报到。我在二姐家出来从尖山路沿着标山路到广饶路再到延安路，这样可以少走一段延安路的上坡路。从大连路下来，走无棣二路到波螺油子，走在蘑菇石铺成的路面上，旋转着走上来就看到观象山下的圣保罗教堂和上海路口上的普济医院的日式建筑。此时，身在异乡遭受政治迫害的我，感觉到家乡是多么的美好啊！

我在三姐家吃饭时二姐夫也会来，我的两个姐夫为了革命出生入死，革命胜利后先后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俩个人在一起没有抱怨，坦荡豁达。他们俩经常相互调侃，先是三姐夫攻击二姐夫，没有打过仗，怎么工资却拿的多。后是二姐夫反击三姐夫，没有文化拿工资多了数不过来怎么办？

此时此刻，我也忘记了自己头顶上戴着的政治帽子，我没有为革命做过贡献，因为有文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我的遭遇同他们相比微不足道。

二姐夫的百岁寿辰

我的二姐夫孙惠斋享年102岁，我的三姐夫吕庆贞享年88岁，此文纪念我的两个革命姐夫。

2024年11月20日于泉城济南

作者：蒋同，男，1939年出生，青岛人，原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退休生活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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