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星有个同学是戴帽子的，最近说和他聚聚一直说忙，忙什么大家也都能猜到，我问他今天干什么，他说：
学校周边。
最近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大星一直想说说。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顺序，先简单说说“是什么”。
其实按照官方数据，近20年刑事犯罪案件数量下降非常快，原因有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原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抢劫案件发生率降低和大家现金使用变少肯定相关。
之所以大家体感上觉得经常看到极端事件，和技术进步也有关系，毕竟只要有手机，任何突发新闻都可以瞬间覆盖全体同胞。
另一方面，近期的一些极端事件烈度太高。大星查了一下，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枪击案，分别是2017年拉斯维加斯案，死亡61人，受伤数百；2016年奥兰多夜店案，死亡50人，受伤53人；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死亡33人，受伤23人。
也就是说，如果仅拿死伤人数来比较的话，近期的珠海案能在美国排第三。而无锡案的死伤人数和今年美国最大的伊利诺伊州枪击案差不多。
说完“是什么”，“为什么”这部分就不展开说了。
恰好大星读到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马子琪，赵云亭2019年刊登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一篇论文。
他们选取了2015-2019年间的20起典型案例，详细梳理每件案例的事发经过及行为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历程，从中透视个体报复社会行为的一般特质与生成规律。论文比较长，大星简略点说。
行凶者大多是被社会排斥的边缘群体，行为没有理性，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与不公感是主要心理诱因。他们一般针对的是不确定的社会群体，或者特定群体中的不特定群体，比如孩子。事件发生往往很突然没有明显征兆，而且行凶者会采取手段扩大杀伤。
论文里有句话大星印象深刻，这些行凶者不遵从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冤有头债有主”原理，他们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向全社会发出：
“关注我”的信号。
很多人批评行凶者伤害更弱的人是一种懦夫行为，这种批评没错，但没有意义。前几天公安部发了个文，里面说的比较明白，其他领域的压力直接累积在了公共安全领域，导致基层公安的压力山大。
文件里关于“怎么办”的说法是组织内的办法，至于普通人该怎么办，大星也思考了很久。
这方面美国朋友非常有经验，大星看过枪击案幸存者的采访，她听到动静第一时间是判断方向和距离，然后就是：
跑。
这名幸存者在逃跑过程中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千万不要晕倒。
媒体和有关机构总结过普通人遇到极端事件该做什么。第一，听到动静不要以为是演习，反应要快；第二，在任何公共场所都要第一时间留意紧急出口；第三，能跑就跑，跑不掉就躲起来，没地方躲的话就装死；第四，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不要尝试与袭击者搏斗。
大星看过一个节目，节目组请来了各种高手近距离对战持刀歹徒，他们无一例外都被捅成了筛子。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反抗哈，在无法跑开或者躲避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奋力反抗；最后，跑出事发地也要保持警惕，迅速寻求帮助。
深圳市公安局曾经专门科普过遇到汽车冲撞时该怎么办。树后，石桌石凳后，建筑物后，大型车辆后，大型物品后，总之，能躲就第一时间躲。
如果实在没有可以躲的地方，千万不要把后背给行凶车辆，要面向或侧向来袭车辆，连续向左或向右快速移动。也可以做之字型或O型移动增加它的袭击难度。
在做这些的同时，如果有余力，手里恰好还有衣服、鸡蛋、面粉的话，就往它的风挡玻璃上扔，干扰行凶者的视线。
总之，一练反应，二练身体，这三嘛，希望今天说的这些东西大家永远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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