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童自荣：八十岁回首往事

阿兰·德龙对童自荣说：“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嗓音，以后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都由你来配。”

记者 | 何映宇

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了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的随笔集《八十而已》。

八十岁了，可是他的嗓音，依旧华丽，依旧迷人。四十多年前的一部《佐罗》，风靡一时，他的声音倾倒了无数观众。很多人并不知道，原本阿兰·德龙的声音是低沉磁性的，两者并不相似。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心目中，童自荣的声音就是阿兰·德龙的声音，他们是一体的。

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童自荣……这些名字代表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曾经的辉煌，回首往事，往事如昨，那些逝去的岁月，如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回味悠长。

去上译厂圆梦

《新民周刊》：你从小就喜欢配音，1962年，怎么会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又是怎么进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担任配音演员的？

童自荣：我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之前，就有一个配音梦。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迷上了译制片的配音。但是那么时候没有机会，上译厂没有招聘，公开的或者内部的都没有，我又不能自说自话地跑去上译厂，只能等机会。高中毕业之后，我决定考上戏，我想这一定会对我以后从事配音工作有帮助。配音也是表演的一种阿。我想考了再说，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呢。幸运地给我考上了，我和班级里的同学想法都不一样，他们想做影视剧或者话剧演员，班上就我一个人想的是，我将来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幕后做配音。我现在学的表演，学的台词，对我将来的工作一定是有帮助的。1966年毕业了，正赶上“文革”，我能不能去上译厂，又变成了未知数。我从农场接受再教育之后，班里剩下一些工作还没有分配的都要分配掉。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采取主动措施，于是就向我的老师李志舆反映，我有这样的梦想，希望学校能帮我联系一下上译厂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我的老师李志舆很理解我，向学校里讲了我的情况。学校跟上译厂联系，看上译厂是否需要补充一些新鲜血液，希望可以让我去试一下。当时上译厂也确实需要人，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也没有经过考试，直接从上戏分配到上译厂去了。1973年1月，我正式去上译厂报到了。

大学时期的童自荣

《新民周刊》：在上戏表演系的学习，是不是对你日后的配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童自荣：那当然。配音就是在录音棚里演戏，区别只在于演员不要亮相而已。配音演员用声音、语言来塑造角色，这其实是一回事。

《新民周刊》：陈叙一老厂长一开始对你的配音不甚满意，这是怎么回事？

童自荣：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社会上大家都在喊口号，这对我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我一开始有一些不与上译厂的配音风格相适应的毛病。我的声音松弛不下来，这就不符合上译厂配音的要求。所以我一开始只能跑龙套。我以为龙套跑个一两年也就可以了，没想到一跑跑了五年。所以我开玩笑说，我这样都能有所作为的话，你们都应该可以成功。那时候我对名和利也不是很在乎，做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和我崇拜的那些配音大师在一起工作，我已经满足了，这是我的心态。我为什么一定要配什么主要角色呢？这不是太有所谓。就是有一点：我很用功，哪怕是个龙套，我也当主要角色来配。台词念得滚瓜烂熟，有时候就是几句台词我还排戏呢。反复地看原片，看他的嘴型，揣摩角色的心理。五年以后，我们的老厂长就觉得，火候到了，觉得我可以不跑龙套了。1978年，我为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里的记者查克配音，这是我参与配音以来配的第一个主角。

阿兰·德龙：漂洋过海去看他

《新民周刊》：1979年你就为《佐罗》配音了，配《佐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契合这个角色？

童自荣：一开始我完全没想到会让我来配阿兰·德龙，因为原片中阿兰·德龙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而我的声音则比较清亮高亢，也可以说比较华丽的。那给到我了，我自然全力以赴来配音。在《佐罗》这部电影中，我其实要配两个角色。因为佐罗另一个身份是假总督，这就要求我不能用一种语气来配阿兰·德龙，这对我也是不小的挑战。

角色名单一公布，我还有点吃惊。老厂长也不会跟我说为什么要我来配佐罗。大家都认为我不合适，因为我们都看过原片，阿兰·德龙的嗓音和我完全是两回事。我想，老厂长可能考虑到，阿兰·德龙这样一个帅气潇洒的形象，配一个华丽高亢的嗓音，可能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更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电影公映之后，非常轰动，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

《新民周刊》：之后你又为《黑郁金香》《孤胆警探》《警官的诺言》等影片中阿兰·德龙的人物形象配音，这几部的处理与《佐罗》有什么不同之处？

童自荣：阿兰·德龙之后在中国公映的电影，都是安排我来配音的，我认为，我配的《黑郁金香》，比《佐罗》更为成熟。《黑郁金香》同样是配兄弟两人，声音的发挥较之于《佐罗》，我自己更为满意。

阿兰·德龙参观上译厂，童自荣与其合影

《新民周刊》：1987年，你与阿兰·德龙的见面是你们唯一一次见面是吗？

童自荣：我们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87年，阿兰·德龙到我们上译厂来参观，和我们见面，并观看了我配音的《佐罗》片段。然后，他请我们去北京，在马克西姆餐厅参加他的五十二岁生日宴。为了欢迎他，北京文艺界还安排了一场演出，让我穿戴打扮，冒充“佐罗”，朗诵《佐罗》的台词，随后，再让阿兰·德龙登场，他大步流星登上舞台，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朗诵了一段法语诗。

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来上海参加一些文化和商业活动。我参加了他的饭局，我们走出饭厅的时候，我壮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给你做的配音，听觉上会太年轻了一点？”他说：“这我没有觉得。”随后他说：“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嗓音，以后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都由你来配。”

过了很多年之后，北京卫视想邀请阿兰·德龙来北京做节目，也邀请我去北京与他见面。他本来一口答应，但是第一次因为他心脏突发疾病，无法成行。第二次，他家里人去世。我们原本都已经准备买机票去北京了，北京卫视给我打电话，行程只能取消。

前两年，有一些关于阿兰·德龙不好的消息传来，说他想要安乐死，说他此生差不多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拥有幸福。我们很牵挂他，既然他不能来中国，那不如我们去欧洲去看望他。我女儿说，为何不能排除万难，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漂洋过海去看望他？我们原本预备今年年底去，没想到8月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确实非常遗憾。但我们想，这个计划不取消，我们去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也可以了此心愿。

现在，北京有一家单位想和我们合作，拍一个节目。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去他墓前献花可能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墓在他们家里，而他的子女又正在闹矛盾，他们是不是愿意让你们进去看他的墓也不好说。

上译厂的黄金一代

《新民周刊》：上译厂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配音艺术家，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乔榛、丁建华等等，你和他们合作很多都是经典，你眼中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私底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很好的朋友？

童自荣：我最佩服的就是邱岳峰了，他可以说是大师级的配音艺术家。他这个人绝顶聪明，正面的、反面的、喜剧的，他都不在话下，都能配得很出色。特别是反面角色，他是特别有把握塑造好的。毕克老师也特别有特色，高仓健所有的片子，都由他来配音，高仓健对他的配音非常欣赏，非常满意。后来他有一部电影，还曾想让毕克到日本去配音。但因为毕克患有肺气肿，他试了一下，觉得不行，就婉言谢绝了。毕克配的旁白也是一绝，配得真好。他配的旁白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艺术品来欣赏。我在单位里也没有刻意地拜他们为老师，但我经常在棚里面看他们怎么配音。这是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邱岳峰老师我说实话只是很尊敬他，我偶尔也会向他请教，私交谈不上。毕克老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周要去两次。他当时住在瑞金医院的干部病房，他的肺气肿发展到肺衰竭的程度。之前，他到冬天会去医院调养一个月的时间，但那一次，他再也没有走出来。我太太也非常崇拜毕克老师，但从来没见过他本人，他生病以后，我太太有时会烧点菜给他带去。那段时间，我们算有了更多的私下交往的机会。毕克老师病重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拿个小黑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你是一个好人。”

童自荣与上译厂部分老中青同事合影，摄于2013年

《新民周刊》：你们的配音是一遍过，还是说会沟通和排练？

童自荣：符合导演的要求，一遍过是最好的，这一遍，你的感情一定是特别饱满，特别新鲜。但是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总要录好几次。现场的执行导演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能过，就得再来。尤其是一些台词多、语速快的戏，情绪要求又比较高的，一遍吃不下来，需要调整一下，第二、第三遍才行。

像邱岳峰、毕克这样的大师，他们也是要用功的，他们也不是一遍就过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著名的英国电影《简爱》，简要走了，罗切斯特觉得他要永远失去她了，于是叫她：“简！简！简！简！简！”连说了五个“简”。就这五个“简”，邱岳峰录了五遍都通不过。因为这部电影比较经典，是重点片，所以现场执行导演就是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他要求很高。邱岳峰也累了，喝了一口汤，说“再来”。说到第六遍，终于过了。我们问老厂长，这遍怎么就过了呢？他说：“有一种揪心的疼。”

《新民周刊》：有一种所谓的“上译翻译腔”，和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很不同，这种“上译翻译腔”是怎么形成的？

童自荣：其实我们是很反对所谓的“腔调”的，有“腔调”，那就雷同了。这是要克服。我们塑造角色，每个角色都要有区别。绝不能这个角色、那个角色，配的都一样。那就不符合要求了。关键还是你的理解对不对，你的表达对不对。“腔调”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长春电影译制片厂配苏联、朝鲜的电影特别合适，不过他们的配音多少带一点东北话的腔调。一听就能听出来。

我们上译厂成立于1957年，1957年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解放初，翻译片组开始译制片配音时，配音演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北方，邱岳峰、赵慎之，天津人；李梓、于鼎，北京人；毕克、尚华，山东人。北方人有一个好处，用这样的配音演员，语言上不用把关了。和他们相比，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很清楚自己和前辈之间的差距，只是观众可能听不出来。

《新民周刊》：你们黄金一代的配音演员之后，配音的人才好像断代了，你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童自荣：我们老厂长一去世，我们厂的情况就一落千丈。应该讲，陈叙一做的台词本是最出色的。做台词本，不仅需要精通英语，中文表达也要是一流的，中英文水平不够，台词本就达不到要求。再加上导演的功力，所有人配好之后，需要导演来把关，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错了，可以了，但是他还能挑出不少问题。

此外，当时我们的配音阵容，就像戏曲里那样，生旦净末丑，都有，都全。邱岳峰、毕克、李梓，就这三位，毕克，正面角色，邱岳峰，反派，李梓，女主角，就可以撑起一台戏。像老厂长这样的人不在了，要把翻译片搞得像样一些，谈何容易。再加上现在和从前的情况不一样了，七八十年代的观众氛围不存在了，当时观众把观看翻译片作为生活中很大的娱乐活动。现在不一样了。像我们这些上译厂的老人，总有一种不甘心，想要振兴，但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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