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中国古人的字典里为何没有“未来”？
中国与西方记载历史的方式存在着根本差别，西方人习惯“向前看”，中国古人却总是“向后看”。
西方人书写历史一定先要找到一个源头，就像发现河流的水源在哪里一样，然后沿着这个起源地向前寻找水波前行的流向，直到放眼望见一条蜿蜒曲折的线性轨迹奔腾入海，海洋就是大河奔赴的终点。
与此相似，史学家可以把历史源头作为“起因”，借此寻找下一步的“结果”，再进一步把“因果”关系拉成一条直线，就能推测出未来是什么样子。
西方世界发明了一个清晰的历史演化线性公式：源头（起点）→因果（中介）→未来（终点），这个公式被赋予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进化论”。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人的头脑里只存储了对“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概念。
在他们的印象里，历史越古越好，包括远古“圣王”发明的制度、礼仪和生活方式，大多被后来朝代当作效法的榜样。
古人写历史也习惯带着向后看的眼光和态度，他们总是对最原始的东西感到好奇。
远古有两个黄金时段常常被他们挂在嘴边不断提起，一个是尧、舜、禹三代圣王主政的时期，另一个是夏、商、周这三个前后相续的朝代，这两个时期加起来，不妨称作“前三代”和“后三代”。
“前三代”令人羡慕，是因为“圣王”干出过一些后人难以企及之事，比如大禹不但治理了洪水，还规划出了“九州”，创立了传说中的夏朝。
“后三代”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周朝礼制兴盛完备，可作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总之，所有开天辟地的辉煌故事，都是“圣王”在当主角，后人只要照猫画虎按着办肯定错不了，没人再奢望还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顶多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不用添加什么新内容。
至于记载历史的书籍，古人好像觉得先秦诸子留下的那几本已足够用了，秦汉以后出现的大量典籍似乎全是为了读懂这几本书做的注释，没有任何原创性，至少著述人自身也是这么定位的。
比如《春秋》《周易》《周礼》这些古典经书，或者《论语》《老子》《庄子》等诸子先贤作品，都具备同样神圣的意义。
这些书被叫作“原典”，是因为其中记述的人和事足以让后人反复玩味效法。
中国帝王最为得意的自夸术，就是说自己的统治非常接近圣王“三代”，如果觉得还到不了“三代”的水准，那就把时间稍微推后一些。
比如清代乾隆皇帝就声称模仿的是“汉唐盛世”，目的还是尽量把效仿对象回溯到更为遥远的帝王。
在他看来，论黄金成色，汉唐两朝虽然比“三代”逊色不少，但毕竟仍勉强算是“过去”的辉煌年代。
一旦历史书写的目标指向“过去”，而没有“终点”，那么历史就永远不会变成一条直线发展的逻辑，而更像一个不断循环的圆圈。
一个帝王要想获得“正统”资格，就必须持续向“三代”这个闭环圆圈的起始点迈进，以便确认在这个运动周期里面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观被发明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五德终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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