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可笑的“伪精英”

可笑的“伪精英”

文：余秋雨

　　文化界的实际地位尽管已经很低，但是社会上各种力量还是喜欢到处贴文化的标签，试图向文化寻找精神资源。于是，文化也就开始伪装。正因为明知身份很低，便更要摆足架子，生怕被人家看破真相而转为鄙视。由此，一系列伪饰行为就纷纷产生。

　　最明显的是，很多文人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极为古典或极为西派的“精英”。层层伪饰，假装高深，虚设背景，甚是可笑。这样的文人，一般都被人暗暗称为“伪精英”、“伪高贵”、“伪上流”、“伪顶层”。

　　照理，文化精英是社会的重要财富，我们总是久久盼望而不可得，带有很大的悲剧感。为什么一说“伪精英”，悲剧感就变成了滑稽感呢？只因为他们在装扮。有时，一些不错的人也会犯这种毛病，一装扮，也跌落成了可笑的“伪精英”。

　　“伪精英”不仅糟践了精英，也糟践了文化。因为他们总是在文化问题上装扮。

　　这样的人，香港应该不太陌生。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香港的文化聚会，坐在我边上一位女士听说我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就从莎士比亚开头，聊起了戏剧和电影。顺便她指了指一边说：“他们刚才在谈论香港明星，我一个也不知道。”

　　这让我有点吃惊，便笑着询问：“你没有听到过周润发？”

　　她表情木然地摇头。

　　“你没有听到过成龙？”

　　她又摇头。

　　“你没有听到过张曼玉？”

　　她还是摇头。

　　摇了三次头，她很抱歉地说：“我们英国人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

　　我“哦”了一声，心想，她要告诉我的，就是她已加入了英国籍。但是，她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华人，满口是流畅和通俗的中国话，又那么自如地身处香港的交际场所，居然没有听说过几位最著名的香港明星，这实在是“伪”得过分了，也“伪”得滑稽了。

　　在这种人的心目中，精英，是对寻常文化的摆脱。

　　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

　　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个中年学者在发言时频频提到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子先”，一个叫“西泰”，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在说谁。

　　会后一问，原来他是在说徐光启和利玛窦，只是他事先不知从哪里查到了他们的字号。

　　有一位与会者对他说：“你直接说徐光启、利玛窦，不是更好吗？”

　　他回答说：“对古人，哪能直呼其名！”

　　这还只是在说发言。事情到了文章中，特别是学术论文中，就变得更严重了。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在自己的文章中抄录了某刊物一篇电影评论中的一段话，那是评论张艺谋先生的镜头语言的。但是我敢肯定，除了作者自己，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包括张艺谋先生在内，也不可能懂。而且，我还敢于做第二个肯定，那就是，他自己也不懂。因为我作为《国际当代艺术辞典》的主编正巧熟悉他所动用的每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所以很清楚他对这些概念的胡乱连接、荒谬拼凑，已经使行文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他自己又怎么能懂这些毫无意义的句子呢？

　　不懂，包括别人不懂和自己不懂，是他写作这篇评论的全部目的。

　　让别人都不懂，这是利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群体心理。中国多数民众，口头上都崇尚文化，而实际水平却又不高，因此对于一切自己感到陌生、费解、懵懂的文化现象都会产生一种敬畏，并在敬畏中表现自己的某种虔诚。这种群体心理，被很多文化人抓住了，因此竭力让一切文字表达都生涩难解，并在生涩难解的迷雾中寻找读者佩服的目光。正是这种做法的升级版、极端版，造成了一批谁也读不懂的文字。

　　这些文字送到了某些刊物的编辑部，那些编辑当然也不可能懂，但大家都要表现“与众不同”的水准，便一路绿灯，通过发表。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阅稿者，与前一个阅稿者和后一个审稿者之间，都在演京剧《三岔口》，即三个黑衣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过招，只知对方的存在却不知对方的长相和手法。那一篇篇谁也不懂的文字，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那么，那些作者为什么一定要闹到连自己也看不懂呢？这个问题我原来也百思不解，后来终于豁然开窍：原来他们在以自己做试验。只有自己完全不懂，才能证明别人完全不懂。只有把自己口袋里的钥匙也扔掉了，自己无法进入，别人更无法进入了。

　　当然，多数文人不会走到这一步，大部分自以为“精英”的人，只取其半，即以自己的“半懂不懂”，招引着一群人的“半懂不懂”。在彼此的云遮雾罩中，互相证明着小圈子的特殊。

　　这种现象，在文化界已经非常普遍。一个个小圈子不通声气，甚至互相鄙视，但连在一起却构成了一种差不多的厌人气氛。我这里说“厌人”，包括三方面：一是他们厌烦普通民众，二是普通民众厌烦他们，三是他们彼此厌烦。这几乎已经成为文化界的通行默契。在这种通行默契中，可怜的文化，还何来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