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杜聿明兵临松花江畔
1946年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随后撤离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
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
从松花江南岸的鲍家屯到哈尔滨不过150公里，这个距离杜聿明的美械部队坐着大卡车两三天就能赶到了。
当时东北的局势恶劣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甚至已经做好了放弃哈尔滨的准备，打算把部队拉到农村去打游击，独立开创局面了。
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在长春
这种情况甚至与长征前夕有几分相似。
在毛主席的考虑中，他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最大期望是“坚守哈尔滨10天”！除了拖住杜聿明进攻的脚步等待关内形势变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由于民主联军还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在农村也无法立足，北满的山林里全是土匪和降而复叛的伪军，作为民主联军司令员的林彪甚至要亲自带着队伍去打土匪。
实际上，此时的杜聿明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何尝不想一举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林彪和他的部队撵进黑龙江，但是对这位新任“东北保安司令”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兵。
他带出关的国军一共就5个军11个师，由于前期迅速攻城拔寨，辽阔的黑土地出现了势力真空，现在国军一个师要防守上百公里的铁路沿线，要想再打过松花江，杜司令实在是连一个团都拿不出来。
杜聿明在东北
更加尴尬的是，随着补给线不断向北延伸，国军的汽油、弹药也都接济不上。
杜聿明当即向蒋介石发电报要兵，蒋介石也答应再增调2个军到东北，让杜再组织一次进攻，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但这时候有一个人不答应了，那就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6月7日，陈老总指挥华野部队向国民党军和伪军发动猛烈进攻，连续攻克了泰安、枣庄、德州、高密等城镇，国军大败亏输。
此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已被华野掐断，看起来就像两条死蛇，完全无法通行，即使可以行车，国军部队的安全也无法保证。
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把原来答应交给杜聿明的两个军调回山东战场应付华东野战军凌厉的进攻，至于在东北的杜聿明，那只好再等一等。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1946年入夏之后，全国形势已经随着国民党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公开进攻而陷入全面内战，对蒋介石来说，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要派兵。
在远水难救近火的情形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6月下令东北停火，国共双方沿松花江形成对峙，东北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
一、毛主席的关键一招：全力建设根据地！
此时的东北局势，已经从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转变成了军事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由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担纲负责东北全局显然更加合适。
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这相当于把东北的军事、政治全权交给了林彪。
林彪一个中央军委委员当一把手，四个政治局委员给他打配合，这在我党在全国的组织安排中都是少见的。
林彪主持东北局会议，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人参加
随后，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由陈云主笔起草了著名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又称为《七七决议》，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七七决议》作了若干修改后批复“完全同意”。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刊物《群众》的发刊词最能说明我党、我军对时局的认知：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
为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林彪领导的东北局主要抓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在民主联军控制的根据地全境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土改运动如火如荼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的高潮就是从1946年6月开始的。
在合江省（即今天黑龙江东部的三江平原），从1946年6月开始，15个县市的35万农民在斗争中获得20万垧（一垧等于一公顷，即等于15亩）熟地，并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一切只用了5个月。
又过了4个月，另外37万贫苦农民分到了28万垧土地，1.7万头牲口，3.6万余间房屋，4万余石粮食。
在松江省（即今天黑龙江南部地区），从1946年7月开始，解放区政府给14个县的40万农民分配了36万垧土地，以及大批牲畜、房屋，有了房，有了地，有了耕牛，大批青年农民因此还娶到了媳妇。
在黑龙江、绥宁、嫩江等省，解放区政府给140多万翻身农民分配了110万垧土地，以及恢复生产所需的粮食、种子、牲畜。
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土改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到1947年5月，11个月的时间里，在东北的党和政府共给629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了503万垧土地，40多万头各种牲畜，4.5万吨的粮食，甚至还有10亿多元用于恢复生产的无息和低息贷款！
祖祖辈辈受够了地主盘剥，官府欺压，土匪掠夺的东北人民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几乎彻底翻了身，生产的积极性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
1947-1948年，除了原来已经分配的熟地，复耕和新开垦土地达到150多万垧，平均每一垧的粮食增产300斤以上。
1947、1948年两年，解放区人民一共上缴了380多万吨的公粮用于支援民主联军和后来的东北野战军作战。
同时，解放区掀起了保卫土改成果的热潮，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成了普遍情况，1946年-1949年，东三省参加解放军的青年男女达到惊人的160多万人。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八纵的队伍
之外，还成立了大批基层民兵组织和基层政权，光吉林，热河，合江，牡丹江四个省，就组建了21万多人的民兵队伍，上百万人的农会组织。
连不识字的老大娘都夜以继日地给子弟兵做棉鞋棉袄。只为了让地主土豪反动派永远不能回到这片土地上欺负咱们老百姓！
1947年6月，林彪主持的东北局决定当时还在南满工作的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陈云同时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书记。
1944年初，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两年时间就搞活陕甘宁财经全局，这样的能力和魄力在东北确实不做第二人想！
在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实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陈云（右）和肖劲光（左）在南满解放区
陈云上任之初，就以高度精准的政治眼光向中央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东北财经委员会使出的第一招就是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平抑物价。通过解放区的商店和农民合作社的运营，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高。
从1946年底到1948年初，仅仅隔了一年，在东北一吨大豆所能换到的粗布就从70尺增加到330尺，盐巴从100斤增加到1000斤。
同样的农产品可以换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了，得到实惠最多的就是农民，因此，在解放区到处都涌现出农业生产热火朝天的景象。
第二招，通过新修水利，改进耕作方式，新增支农贷款4000亿元继续鼓励农业生产，短短两年，东北的耕地面积竟然翻了一倍，从1947年的840万垧增加到1949年的1668万垧。
分土地，抓生产
1948年一年，东北解放区共生产粮食1226万吨，每垧地产粮从75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以上！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2018年陕西省的粮食产量。
1949年1-2月，解放区各省先后组织了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数千名劳动模范受到表彰，许多劳模代表上台讲话时，说到党和政府领导他们翻身、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竟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
东北财经委员会使出的第三招，就是大力发展公营企业和公营农场，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党政军机关自给自足。
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公营及机关农场共新垦耕地15万垧，其中还有4个机械化农场耕地4000垧，共收13万吨粮食。
各地政府大量恢复和兴办因为战乱废弃的厂矿，公营工厂和煤矿、铁矿招收的职工从1946年的1.3万人增加到1947年的5万人和1948年的12万人，这使得城市就业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政府大规模兴修铁路，发展生产
林彪主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剿除为祸东北多年的匪患。
在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之后，一部分之前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公开叛变，这些匪徒竟然叫嚷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在各地疯狂进攻解放区，围攻我基层党组织。
是可忍，孰不可忍，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后方，以支持长期战争。”
根据这一指示，北满解放区出动12个团和6000人的机动部队，从6月份开始全力清剿猖獗的土匪和叛军。
仅仅2个月时间，在民主联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在北满的土匪势力土崩瓦解，罪大恶极，被称为北满土匪“四大旗杆”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四个惯匪，前三人在1946年11月底-12月初陆续被我军俘虏处决，孙荣久于1947年3月被抓获后枪决。
谢文东被抓后受审
1947年2月6日晚，牡丹江军区独立第2团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了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被称为“座山雕”的土匪张乐山以及所属25名残匪。
后来，这段传奇的战斗故事被改编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闻名全国。
到了1947年4月，我军共歼灭在东北的土匪10万余人，缴枪5.6万多支，各种炮360多门，除了小部分怙恶不悛，负隅顽抗的土匪被击毙外，大部分投降或接受改编。
道理很简单：其实大部分土匪还是被裹挟的老百姓，在解放区的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谁还愿意过那刀头舔血的日子？
通过强有力的根据地建设措施，仅仅一年时间，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装备就大大增强，到1946年11月，已从1945年底的27万人增长到36万多人。到1947年4月，又进一步增加到46万多人。
东北野战军的坦克部队
1947年5月20日，毛主席给林彪发报说：“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二、国民党倒行逆施、失尽民心
就在毛主席与中共东北局逐步稳住阵脚的同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是昏招叠出，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个昏招，就是通过调整流通货币，对东北人民进行直接掠夺。
国民党在接收东北后立即宣布，原来通行的伪满洲国货币作废，这个安排很正常，没问题。
但是杜聿明于1945年11月紧急宣布，东北流通的法币必须盖有他的名章，否则不准流通；盖印法币与伪满洲国货币1：1比例限期收兑，这就很要命了。
1945年，盖有杜聿明名章的法币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在关内流通的法币已经爆发了恶性通胀，其价值比伪满洲国货币低了一半以上，强行收兑相当于把东北老百姓的财产硬生生卷走一半。
更要命的是，由于收兑满洲国货币的点有限，消息传递又不是很灵通，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当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得到消息赶去兑换时已经过了期限，导致他们手中的“伪币”一文不值，如同废纸。
这就完了？远远没有，由于“东北剿总”随意滥发盖印法币，法币很快贬值，1947年，国民党派驻东北的中央银行分行发出告示，将流散民间的“盖印法币”收回时，兑换比例变为1:15。
到了1948年7月，东北国统区法币的发行量已经是1946年1月的2.4万多倍（而国统区的面积则缩水到只有东北面积的3%），无数家庭被洗劫到一文不名而破产，城市中到处都是嗷嗷待哺的饥民。
第二个昏招，是随意制定田赋征收额度，横征暴敛。1945年9月4日，由原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张嘉璈为主任，成立了“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