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比西方晚,就使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必须要学西学。 其实,我们要走的是近代化道路。
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讲中学和西学,第二部分就讲现代化。
中学,大家知道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传统习惯上都是把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直到19世纪为止的文明和学问,叫做中学。到19世纪以后,中国开始跟西方接触,接受到现代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当时就简称为西学。当时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说什么算中学,什么算西学。下面我讲的也只是我自己的体会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解,不是标准的定义。
我先说一下中学。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几千年以来形成了一套行之久远、深入人心的学术体系、一套学术思想,即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系统和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学。
18世纪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走向超级大国了,但是我们中国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待人家西方。一直到了1840年中国和英国打了一仗,大家知道叫“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叫“鸦片战争”,而是叫第一次通商战争,他们认为是因为中国拒绝与他们通商而爆发的战争。结果中国被打败了,这对中国是非常大的刺激,一个天朝上国怎么被一个蛮夷打败?一些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反省,觉得要学习西方的船也要学习西方的炮。这是中国思想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中学巩固地盘,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经被误读
中学西学之争就在这时出现了。
最早那批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主张中学、西学都应该学,而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与西学之争跟当时政治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鸦片战争后,中国接连打败仗,越是打败仗就越强调要学习西学。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刺激。因为日本过去在中国看来是一个藩属,经过了明治维新,就把中国打败了。所以,1898年中国出现了戊戌变法,变法者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能够脱离整个政治社会而独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体制的背景和它配套,和近代的科学技术配套。这就是国会制和议会制,用它可以来沟通人民和朝廷之间的联系。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辛亥革命把中国帝制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这表明在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不仅在科学技术要求层面上,而且在政治体制要求层面上,开始近代化了。
西方近代化经过了启蒙运动,它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其最核心的思想是要求自由和民主。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要在大家思想上确立科学和民主的时代主潮,提出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都应该让路。所以五四运动时期,西学和中学斗争到了高潮,最终西学取得了成功。可是这个成功并不彻底,一直到解放战争前期,还是有人赞成全盘西化,有人赞成保存国粹。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语境,所谓中学,就是主张不要动摇中国原来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谓西学,是指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其近代化的体制,这是争论的实质。
学问有精粗之分,但无中西之别
解放后,有一个时期中学西学之争好像比较消沉了,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和西学都有正确和谬误。
但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出来了。不管其语境和内涵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按我自己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学就是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所以中学西学之争,争的肯定是背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学术上的真理没有中学、西学之争。古代希腊有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有一个科学家商高,他早就发明这个定理了,这证明这个定理不应该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应该叫商高定理,但我们不能说三角形的定理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西方的学问,反过来不是说西方的学问中国就不能接受。作为学问或学术来说,有先后、精粗、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无所谓中西,谁先进就学谁的。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即使是最机密的科学。
我们的知识是不断进步的,学所存在的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之分,使精的科学要代替粗的科学,真正的科学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是不停变动的,因为科学技术是进步的,其不断进步又把原来的代替了,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应该秉持动态的观念。我们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极,因为我们知道北极在那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朝着真理走就可以走到真理,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不能说真理放一百个世纪都是不变的。
我们知道牛顿的体系曾经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现在看来牛顿的体系也不是铁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牛顿体系还是为人类作了巨大的贡献。可这不能阻碍我们超越它。所以,所谓真理,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总是要变化的。
至于今天中学和西学之争的实质,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不过如果作为纯学术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发生中学和西学的问题。老一辈的人方便起见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学有中学的所指,比如说君为臣纲,儿子服从老子这是上道,绝对不能违抗,当时是有具体的内涵。我们今天具体的内涵是什么,这一点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从理论上说,我不同意中学和西学的分界,我认为不应该有中学、西学之分。
现代化是唯一的道路,而不只是西方的道路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简单地分成两段,一段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即简单的再生产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近代化的阶段,即扩大再生产的阶段。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就是使得人类的科学、知识、技术,以及与其相应的人类的思想、意识不断日新月异地进步。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这一点上。
近代化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为这个世纪人类的科学开始进步,到了17世纪,牛顿的体系完成了第一步,人类科学发展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用牛顿的体系来完成的。从此以后,科学、人类的知识不断进步,人类的思想、意识、学术也随之不断进步。这个进步是古代所不能够设想的。
近代化最核心的东西之一就是近代科学,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从19世纪末开始接触到近代科学开始的。起步比西方晚,就使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必须要学西学。其实,我们要走的是近代化道路。我认为,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走近代化这唯一的一条道路。它不是西方的,不过是西方早走了一步。我们中国人也要走,所有一切后进的国家都要走,所以,近代化就无所谓是中国的道路还是西方的道路。
中国当然有中国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可能大家都按完全一样的道路走。但这个特色是第二位的,因为大家只有一条近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第一当然是近代的科学和近代的工业,除此以外是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所以近代化是一个普适的东西,近代思想和近代科学也是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是全世界的,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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