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城外五里桥村的张家大院内,中央代表团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正在进行一番紧密的谈判。
随着22条协议顺利达成,场内的气氛也活跃起来,聂荣臻元帅激动的握着邓宝珊说道:“感谢你们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1月31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北平,民众们纷纷走出家门,竭诚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然而在这场北平和平解放事件背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真可谓功不可没。可以说,整个事件都是傅冬菊在背后推动。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在新中国建立后,傅冬菊又担任了什么级别的干部呢?
劝父和平解放
“父亲,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还要选择执迷不悟吗?”“你容我在思考思考。”
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傅冬菊来到父亲的书房,面对父亲仍旧坚持死守北平的态度,傅冬菊的内心也十分煎熬。
辽沈战役结束后,傅冬菊便收到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要她务必劝说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华北剿总”傅作义带领部队进行起义。
然而跟随蒋介石多年,傅作义还是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执念。父女只记得谈话也就此告终,但是傅冬菊并没有放弃,她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向父亲表明自己的身份。
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傅冬菊欣喜万分,不仅是为了东北全境解放而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看到了父亲态度转变的曙光。
晚饭过后,傅冬菊便径直走向父亲的书房。而此刻,傅作义正在为了接下来的局势头疼不已,辽沈战役过后,恐怕东北野战军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面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傅作义十分清楚,就算自己这个“华北剿总”也不是他们的一合之敌。
“难道北平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吗?”傅作义在心中慢慢思考,眉头也皱在一起。正当他沉思之际,女儿傅冬菊却在此刻推门而入。
“冬菊,我不是说过了,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即使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傅作义烦躁的语气中也带有一些不悦。
“父亲,我是一名共产党。”傅冬菊的脸色平静如水,就像是演练过很多次一样,看着父亲的眼睛,傅冬菊一字一句道。
听到女儿的话,傅作义难以置信,又夹杂了一丝怒意。书房的氛围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沉重的气氛让这对父女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傅冬菊选择率先开口:“父亲,继续选择坚守,让北平燃起战火,您要做人民的罪人吗?”
女儿的话也让傅作义陷入沉思,他也开始思考,是否要接受女儿的提议。看到父亲的态度稍有松动,傅冬菊也趁热打铁,继续劝说父亲接受组织的提议。
这场父女之间的交锋也以傅作义沉默而结束,但是傅冬菊并没有选择放弃,每天晚上傅冬菊都会来到父亲的书房,向他传达中央的诚意。
回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直至长大成人,而现在则是需要自己引导父亲走上正轨。
傅冬菊的坚持最终还是收获了回报,傅作义也决定与中共进行和谈。为了达成一致,双发也进行了三次和谈。
踏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傅冬菊出生在山西太原。作为抗日名将傅作义的独女,傅冬菊一出生便受尽了家中的宠爱。
在傅冬菊稍微长大后,父亲便四处征战,很少能有时间回家,为了保护妻女的安全,傅作义便将二人送到重庆,便安排专人照看。
即使在国民党的大本营重庆,依然存在着许多革命思想。来到学校的傅冬菊也被身边的同学感染,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1年,在同学的介绍下,傅冬菊毫不犹豫的便加入了号角社。在这里,傅冬菊也认识了许多爱国青年,大家也开始为心中的目标也努力奋斗。
一年后,傅冬菊便从南开中学毕业,凭借出色的成绩,傅冬菊也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内,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
得知傅冬菊的身份后,组织的成员便很快接纳她,傅冬菊也从不避讳,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学生运动中。
有着傅作义之女的身份,特务们也不敢对她下手。抗日形式逐渐明朗,傅冬菊也接受组织的安排,在当地的青年联盟进行工作。
在联盟内,傅冬菊总是热情满满的对待每一位成员,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让许多成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尤其当大家得知她是傅作义之女时,众人都无法将她与一个军阀家的大小姐形象联系在一起。
毕业之后,傅冬菊便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在她的努力下,不少进步文章得以刊登发表。不仅如此,傅冬菊还经常拿出钱财去接济党内成员。
即使组织有一些重要物资进行采购,傅冬菊也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为了给组织筹集物资,傅冬菊便从父亲那弄到了通行证,给组织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
1947年,傅冬菊也正式成为党内的一员,借助父亲的身份,不断给组织提供援助。
对于女儿的异常,身为父亲的傅作义也很快察觉,手下也会经常打小报告说傅冬菊与我党成员有密切的联系。
虽然自己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可以帮助女儿遮风挡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傅作义还是女儿叫到自己身边,想要将她送出国外留学。
但为了心中的大义,傅冬菊还是坚持要留在父亲身边,看着女儿如此坚决的态度,出国留学这件事也只能作罢。
清贫生活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了让北平古老的城市免于战火,中央便秘密找到傅冬菊,并交给她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劝说傅作义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对于接下来国民党的结局,傅作义也并不看好,在那段时间里,傅作义的情绪也极其不稳定。
在晚年时,傅冬菊也会对身边人说道:“那时父亲的压力很大,书房里经常能听到他砸东西的声音。”
后来在傅冬菊与秘书的劝说下,傅作义才终于放下心中的执念,决定与我党进行谈判。在双方的三次和谈中,傅冬菊总是忙前忙后,为双方传递消息。
直到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在协议上正式签字,这也标着北平和平解放进入倒计时。
1月31日,等候多时的解放军也顺利开进北平,看到整齐划一的部队,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大声呼喊: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人群之中,傅冬菊也默默看着这一幕。作为北平和谈的大功臣,傅冬菊并没有居功自傲,向组织索要荣誉,反而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傅冬菊多年的报社经历,她也被调入人民日报继续工作。做之后的时间里,傅冬菊也辗转多地,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2年,傅冬菊来到香港,在新华社分局担任副主任,统战等工作则是由她一手负责,直到1995年,已经71岁的傅冬菊才选择退休,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然而与其他人相比,傅冬菊的晚年生活完全可以称得上清贫,每天的餐桌上也只有一些粗茶淡饭,衣服也总是缝缝补补。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将自己的积蓄给全部捐了出去,这笔钱也被用在山西的希望小学上。自己的退休工资,傅冬菊也只留下足够自己生活的部分,其余的也都捐给需要的人。
丈夫去世后,远在美国的女儿也将傅冬菊接了过去,但是没过多久,傅冬菊便决意返回北京,在她看来,只有留在中国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2007年,体弱多病的傅冬菊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内,傅冬菊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傅冬菊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腾讯
专家文库|北平解放的三次和谈.香山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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