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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中的绝密计划!若无西安事变,中央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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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党和红军会不会从此消亡?

翻看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当时中央其实已经酝酿了一个绝密的应急方案,而这个方案足以保证红军再坚持若干年的时间。

1936年2月上旬,毛主席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诗篇《沁园春·雪》。当时是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前夕,毛主席的心情豪迈而自信,表现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

在东征和西征获得胜利后,这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完成会师。但是,此时毛主席的心情却再也无法轻松下来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后来我们看当然是“喜”更多,但实际上,当时中央是“忧”更多。

我们喜的当然是完成了红军大团结;中央忧的则是,陕北地域狭小,土地贫瘠,加上战争不断,粮食本来就不够,这次又来了一倍以上的部队,粮食物资根本无法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向张学良、宋庆龄等人借钱买粮。

11月初,西北开始下雪,而大部分战士都还穿着单衣、单鞋,在饥寒交迫之下,战士们纷纷病倒。11月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向共产国际王明等人发去电报,以十万火急地口吻说道:“不论5万10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红军冻毙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西北地区贫瘠,我们是想到了的,但如此贫瘠,则出乎了所有的人预料。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中央曾向他们通报过陕甘宁的困难情况,电报说:

“各县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是只有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频发,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都带上来了。10月30日,国军关麟征师突进到黄河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被迫渡河,渡口随即失守。

至此,一条黄河把红军的三大主力拦腰分割成了两半,过了河的那部分红军,就是著名的西路军。

11月8日,中央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去电报,命令他们将河西部队整编为西路军,“准备以一年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同时,中央向徐向前等人宣布了一个绝密的行动计划:

中央计划率领河东部队离开陕甘宁,再次实行东征。进入山西后,如果阎锡山愿意妥协,则留在山西抗日。如果不行,我军则占领同蒲铁路,进入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再渡过黄河进入安徽山东之间,“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部到鄂豫陕,尔后再转回西北”,这个作战任务,“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徐向前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代表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之前,中央的计划是和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把西北打造成全国抗日的大本营;现在中央决定放弃西北,耗时一年到两年,在中国北方来一个圆圈式的大转移,最后转回西北。

中央红军从江西来到陕北,行军二万五千里,耗时一年。而这个新的计划,同样横跨数省,甚至做好了比长征时间更长的计划,堪称“第二次长征”。

《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转移的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

11月15日,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除西路军外),并将这个决定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同时电告张学良。

《徐向前回忆录》记载:“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

为了确保红军在河东能“熬过一、二个月”,中央下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



注意,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合法性,来源于他答应要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而他要打回东北,依靠国内的蒋介石是不行的,远东地区能击败日本的只有强大的苏联

但张学良和苏联素有怨仇(中东路事件、李大钊事件),他要联系苏联,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他费了千辛万苦,冒着“通敌”的危险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现在红军却要大转移了,这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打回东北更加遥遥无期。

怎么办?张学良随即找到蒋介石,要求把东北军调到绥远参加抗战,反对蒋介石继续剿灭红军,蒋介石不肯同意。最后,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徐向前回忆录》写道:“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者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

蒋介石后来说,西安事变使得“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

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央是不会留在险恶的陕甘宁坐以待毙的,而会选择执行此前就已经制定好了的战略转移计划,进行“第二次长征”,蒋介石要想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的。

“第二次长征”可能会比第一次长征更凶险,更复杂,但并不意味着彻底失败,因为,当时博古、李德已经退出军队领导,瓦窑堡会议(35年12月)也已经确定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当然,这毕竟是无奈之选,西安事变的发生,避免了这次凶险的大转移。所以毛主席后来评价张学良为“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周总理评价张学良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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