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面谈：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

有人说，当国家元首最风光的，不是在自己的国内，而是在国外。

此话真有几分道理。

因为国外把你当贵宾接待，自然是要风光一些的。鲜花、仪仗、军乐、礼炮、国宴，以及高级的总统套房，这在国内是很难享受到的。

然而，风光归风光，难处也只有国家元首最清楚。

为了给尼克松的“风光”作安排，美国派出了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到北京。

他们要为总统的安全问题、接待问题、记者采访问题同中国进行磋商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出访，有关整个美国的形象，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出的。

首先在新闻转播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尼克松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要通过太平洋上的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等新闻。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和中国方面的熊向晖进行具体商谈。

熊向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希望美方帮助租用一颗卫星。

齐格勒说，你们不必租用卫星，只需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卫星地面站就可以了，费用由美国方面负责。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租用卫星要花100万美元。

熊向晖把齐格勒的说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含糊。”

周恩来向熊向晖口述了3项要求：

一、请齐格勒负责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为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

二、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当熊向晖再次与齐格勒会晤时，把如上意见和盘托出后，齐格勒笑了。他觉得这样的谈判对手很有意思。

经请示，他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安全问题，就更加复杂也更加可笑了。

首先是从有关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说台湾方面有人策划用伪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袭击美国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又无法证实。中国方面通过巴黎的秘密渠道正式转告了美方，美方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中国负责总统座机在12海里以内领海上空的安全。美国方面自然要保证他的总统座机的全部航程中的安全了。

别人在为总统忙，总统自己也在忙。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到中国访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和毛泽东的握手意味着什么他是十分清楚的。因而，准备工作一点都不敢懈怠。他几乎研究了所有关于毛泽东的书，如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以及安德烈马尔罗写的书，当然还有斯诺不久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访问记。他本来想找斯诺谈谈的，偏偏听说这个人很不买他的账，也就只好作罢了。

后来又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纪录片《中国》，他也派人找来细细看了一遍。

就在尼克松出访前几天，他还把当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马尔罗是个十分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尼克松听了半天，还是不能设想他与毛泽东见面将是什么情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共产党大国的领袖呀！

尼克松访华的描述，海内外有许多版本，细细研究会发现，所有这些材料，大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文章。中国方面除了一些只鳞片甲的文字，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大块的文章。有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也是捕风捉影而已。

尼克松回忆说：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

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闪，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他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喽？”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着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美国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和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扭身向前，微笑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你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