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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毛主席得知袁世凯之子穷困,批示:要给出路,我赞助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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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教育家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到了一位民国年间的风云人物——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

章士钊说,此人曾犯过严重的错误,现在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希望政府宽大处理,给他出路。他建议让袁克定到他担任馆长的中央文史馆中担任馆员……

袁克定是当年堂堂的“民国四公子之首”,仰仗父亲袁世凯的庇荫,和他同列的“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弟溥侗、或者孙中山之子孙科,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都不可和他同日而语。

但随着袁世凯的病逝,袁氏家族迅速衰败没落,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袁克定也从当年风流倜傥的潇洒公子,变成了一个坐吃山空几十年,穷困潦倒的怪人。

据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49年她见到的袁克定,是一个干瘦、矮小、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脾气古怪的老头。当时他已经很穷了,吃饭只能吃窝窝头,但他吃窝窝头却用西洋刀叉——这是他当年留学德国时留下的习惯。



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他是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所生的儿子,也是袁世凯的嫡长子。

袁克定出生后不久,名不见经传的袁世凯就迎来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开始在全国各地任职,这期间,袁世凯有意栽培长子,带着他在各地周游。清朝末年,袁克定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清朝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自此踏入官场。

当时的中国风云变幻,袁世凯在其中左右逢源,袁克定是他的臂膀之一。据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安抚拉拢革命党人,袁克定曾受其父委托,和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年后,袁克定坠马受伤,病情严重,被送往德国治疗并留学。这期间,袁克定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接见。威廉二世劝袁世凯放弃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他的这番话,点燃了袁克定心中的小火苗。



回国后,袁克定便开始鼓吹帝制,撺掇他爹往火坑里跳。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派人伪造《顺天时报》,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给袁世凯看。《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创办的报纸,代表的是日本的观点,而当时袁世凯最在乎的,就是日本人的态度。此事对袁世凯决心称帝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后来,袁世凯的其他子女发现了这个秘密,向袁世凯告状,袁世凯为之大怒,将“皇储”袁克定罚跪,用皮鞭抽打,打骂他欺父误国。然而此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袁克定还拉拢严复、杨度、刘师培等6个鼎鼎有名的文人成立了“筹安会”,使袁世凯觉得民心可用。袁世凯听说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袁克定等人的撺掇下,各地实权人物如阎锡山、张作霖、唐继饶、段芝贵等纷纷劝进,史称“十九将军联名劝进”。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劝进更是不用提。民间地方上,又有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等等名目,一致请愿更换国体。当时参政院收到的请愿书可谓盈箱累箧,堆积成山。



最后,袁世凯抵挡不住诱惑了,宣布登基。袁克定也终于得偿所愿,成了皇太子。当时袁世凯所拟订的《新皇室规范》规定:

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

换句话说,嫡长子袁克定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袁克定的嫡长子成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袁世凯称帝后,云南起义爆发,蔡锷将军起兵讨袁,全国影从者不计其数。袁世凯又急又气,加上尿毒症,很快就不行了。弥留之际,袁世凯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有深深的忏悔。据其秘书张一麟回忆,袁世凯当时对他说:

“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仲仁、严修二人,皆苦口劝阻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言,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一死,袁家树倒猢狲散,袁克定自知犯下害父误国的大罪,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当时袁家在京津两地有很多房产,众人分家后,勉强维持生活。袁克定住在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后来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



到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还想找蒋介石,让其归还没收的袁家在河南的家产,但被一口拒绝。袁克定只能靠变卖家产维生。

华北沦陷后,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曾想拉拢袁克定加入伪政府,用他身份对当年的北洋旧部施加影响。据张伯驹先生回忆,袁克定思量再三,说给日本人当了官固然有钱,但决不能因此做了汉奸。

袁克定称病不出,令原本瞧不上他的张伯驹对他有了改观。1948年,眼看袁克定家财耗尽,张伯驹将他接到了自己家。当时张伯驹家里每天客人盈门,各种名流谈天说地,但袁克定从不参与,他没事就钻进自己的书房,看线装书和棋谱。

前文已经说过,张伯驹是原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张镇芳和袁世凯既是同乡,又是姻亲,所以张伯驹从小就和袁克定兄弟相识。

张伯驹不愿向外人说袁家和张家的故事,49年章士钊来到北京后,向他问起袁克定的事,张伯驹才开口,讲了一些袁克定的故事。



章士钊作为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想帮一帮袁克定,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了袁克定在抗日时期的表现和晚年的窘境,认为应该对他宽大处理。毛主席同意章士钊的建议,说可以从自己稿费中拿20元,资助他的生活,并让他进入文史馆工作。于是,袁克定就成了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后来,张伯驹在西城给袁克定买了一间房,让他们住了进去,并继续接济他们生活,直到1958年袁克定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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